北宋边塞诗理性风貌的动因考察
——以文化诉求、身份转型、制度保障为中心

丁沂璐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关于宋诗的理性风貌，学界或从唐诗中寻找根源，或在宋诗中阐释表现，或在“唐音”“宋调”的对比中提炼主旨，或在北宋国策与士人心态的阐释中揭示其必然性与合理性。陈健认为，中唐边塞诗最早将“理致”和“思辨”等因素与边塞生活凝练融合，为北宋边塞诗的理性品格奠定了基础，乃唐宋边塞诗转变之关捩。［1］关于宋诗类型的理性精神，傅璇琮、蒋寅聚焦言理诗，认为“言理诗接续庆历以来宋诗的议论化和理性精神，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或哲理”［2］338。刘艳芬则注目梦境诗，认为“宋诗梦意象中的‘人生如梦’，梦的情感色彩淡了许多，对梦的解析则多了些理性成分，离佛教禅宗更近了”［3］171。魏旭结合宋诗典范江西诗派进行研究，解释其重议论重说理的理性风格以及理性风格的成因，即求新的创作诉求、严酷的政治局势、内敛的士人心态以及理学说教的兴盛。［4］张剑认为，“晃说之的诗歌典型地体现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联想曲折理性等特点，但又避免了江西诗派末流满足玩弄文字技巧的流弊，将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以及忧世伤时的情怀联系起来”［5］。许菊芳的《试论宋代边塞诗的理性精神》能够从重文抑武的国策与内敛平实的心态切入，却因碍于篇幅，未能深入。关于“宋调”与宋诗理性的关系，周裕锴先生在《宋代诗学通论》中指出：“宋诗学所讨论、所追求的‘趣’以幽默、机智、理性、巧慧为其特点，是宋人的尚理精神、自适心态和谐谑意识在诗歌中的结晶，并成为‘宋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