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与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李海峰　徐笑文

本文选取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普惠金融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鸿沟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制约作用。其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信息利用化水平能够有效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而信息意识和信息环境等指标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并不明显。研究还发现，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的制约作用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现如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破解传统普惠金融体系的金融排斥，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方式（周利等，2020），增强金融普惠性可以有效减少贫困和增进民众福祉。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是技术创新与传统普惠金融的有效结合，在可复制性、可获得性、可负担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尹应凯，2017）。与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不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加强调提升以信息通讯技术（ICT）为载体的数字金融服务能力。实践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普”與“惠”推进过程中，ICT的广泛使用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特别是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农村地区，移动电话的使用提高了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可及性（李海峰等，2019），是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

普遍认为，ICT是发展普惠金融进而提高数字金融服务能力的重要载体。然而，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各地区之间在获取和使用ICT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d）出现。此外，由于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均存在较为严重的数字鸿沟，在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工具排斥”和“自我排斥”双重排斥，使得数字金融不能实现很好的普惠效果（吴本健等，201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术界已有大量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研究，但大多集中于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等方面。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后发现，当前学术界鲜有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其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同时也凸显出本文研究的价值。中国中东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的差异性如何？这种差异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利用、信息意识和信息环境等对中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是否存在明显不同？基于此，本文选2006-2018年间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从地区角度实证分析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二、指标设计

（一）测度指标选取

数字鸿沟是伴随ICT发展所产生的新现象。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是指在信息化进程中，经济个体（国家、地区或个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上产生差距。有鉴于此，本文以信息技术衡量维度指标作为数字鸿沟指标的替代，在充分借鉴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鸿沟测度指标（表1所示）

（二）指标测度方法

首先对上述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计算出相应的数值，为后面的实证研究提供支撑，公式如下：

（正指标）;（逆指标）

其中，i表示第i个维度，j表示在该维度下第j个指标。表示处理后的指标值，表示初始值，表示这一指标的最小值，表示这一指标的最大值。

其次，为避免主观赋值，采用变异系数法来测度各维度及各维度下各个指标的权重。

式中，代表某一省份在某一年度下第i维度的数字鸿沟指数，n代表i维度下指标的个数。，。为i维度下j指标的权重，为相应的变异系数，为标准差，为均值。

式中，Y代表某一省份在某一年度下的数字鸿沟指数，，。为第i个维度的权重，代表第i维度指数的变异系数，代表该维度指数的标准差，代表该维度指数均值。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取。实证研究中所需要的变量设定如下（表2所示）。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数字鸿沟水平（）是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利用（）、信息意识（）、信息环境（）这四个维度指标的综合值，具体测算方法在文中第二部分已详细阐析。

2.数据来源。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发展理念，中国2006年才公布普惠金融数据，因此，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并考虑到相关指标数据在时间上的一致性，选取2006-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金融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利用、信息意识、信息环境相关数据来自《中国信息年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

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定为：

式中，表示t时刻i地区普惠金融指数;表示t时刻i地区数字鸿沟指数;表示t时刻i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表示t时刻i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衡量地区收入不平等;表示t时刻i地区公路密度，衡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表示t时刻i地区金融素养水平。

此外，为了分析数字鸿沟各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情况，设定如下模型：

模型（2）中，表示t时刻i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程度;模型（3）中，表示t时刻i地区信息利用程度;模型（4）中，表示t时刻i地区信息意识程度;模型（5）中，表示t时刻i地区信息环境程度，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的影响

1.全国层面实证结果。表3为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其中，（1）至（6）分别为全国样本的混合OLS、随机效应（RE）、固定效应（FE）回归结果。（1）和（2）作为参照，（3）至（6）通过随机效应下的Hausman检验确定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差距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数字鸿沟差距的降低能够显著提高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根据创新扩散（DOI）理论，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通常具有网络效应，规模越大，对用户的好处就越大，数字鸿沟的缩小，提高了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应用程度，有效改变了传统金融发展的模式，扩宽居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实现经济效益，助推普惠金融的发展。

2.东、中、西部地区实证结果。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随机效应下的Hausman 检验，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的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显著负相关，表明近年来中国信息化建设水平整体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各地区的数字鸿沟情况得到明显改善，有力的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还发现，在西部地区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说，东、中部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显著制约本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西部地区数字鸿沟差距的降低并没有对本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产生显著作用。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西部地区薄弱的经济条件导致的。

（二）数字鸿沟各维度对普惠金融的影响

表4为数字鸿沟各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回归结果。发现数字鸿沟分维度下的信息基础设施程度、信息利用程度能够对普惠金融产生显著性负向影响，而信息意识、信息环境方面并不显著。同样地，本文也分地区做出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变量的显著性都与全国样本相同，表现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利用显著为负;信息意识、信息环境不显著。另外，本文发现，信息基础设施的系数大于信息利用，说明其对普惠金融的影响程度更深。这就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一部分国情，主要还是广大的内陆地区相较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基础设施还是匮乏，信息利用较差。

（三）其他变量对普惠金融的影响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无论是在全国样本中，还是分地区样本都显著正相关，说明良好的经济条件能够助推普惠金融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在全国及东、中部地区显著为负，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使金融机构更加偏向城市，导致广大农村地区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普惠金融程度也就越低;本文采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密度来衡量接触便利性，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缺乏便利的交通是金融准入的重要障碍。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金融素养水平越高，使用互联网的程度就越高，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提高普惠金融水平。本文研究发现，在东、中部地区，教育程度显著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在西部地區这一影响并不显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程度还没有对当地居民的收入产生明显推动作用，进而在现阶段无法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五、结论

本文选取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普惠金融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鸿沟指数为主要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数字鸿沟确实能够影响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作为一种技术深化，数字金融服务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群未能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益处。第二，就地区角度而言，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影响东、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西部地区的数字鸿沟并不显著。本文认为数字鸿沟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是否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相对好的东、中部地区，数字鸿沟的降低能够有效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由于自身薄弱的经济条件，即使降低数字鸿沟差距，对普惠金融的作用效果仍然是有限的。第三，在影响数字鸿沟差距的各维度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与信息利用程度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作用，信息意识与信息环境方面不显著。这说明当前发展的重点还是要放在硬件设施上，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只有硬件条件达到一定程度，软件方面才会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地区经济条件、城乡收入差距、基础设施建设程度、金融素养水平也是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李海峰，彭家生，何微.数字金融服务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第6期.

[2]吴本健，毛宁，郭利华.“双重排斥”下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惠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1期.

[3]尹应凯，侯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逻辑、国际经验与中国贡献.《学术探索》，2017第3期.

[4]周利，冯大威，易行健.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经济学家》，2020年第5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