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均衡·变迁：出版心态史研究的三个维度

【摘要】心态是指人们特定的感觉模式，这种感觉模式具有集体特征，是社会秩序的组成要素，属性为“主观的客观性”。出版心态史研究对历史上（主要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人的感觉模式进行研究，主要有三个维度：心态发生，刺激出版人心态发生的要素主要有时代主题、家族传统、个人兴趣、出版业的薪资待遇等;心态均衡，主要呈现为古籍出版中“怀旧的未来”心态以及“作者型编辑”心态;心态变迁，主要有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两种范式。研究出版心态史，旨在解决出版人的结构—能动性矛盾，即出版人如何在制度化过程中形塑自身的心态构件，以增强自身能动性，更有效地将个人知识社会化。

【关键词】出版 心态史 主观 客观性 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95-10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14

在西方，心态（mentality）概念最初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创立的心态史学中出现的。它表示的是心理的集体特征，心态具体指某个民族、某个人类群体或群体成员等的带有集体特征的感觉模式。[1]

出版人的心态具有“主观的客观性”，既包括出版人基于文化传统、生活世界、时代背景所形塑的“心态语言”（偏向客观—结构），也包括出版人基于个体差异和出版实践所形塑的“心态言语”（偏向主观—能动性）。“主观的客观性”是包括心态在内的人类社会秩序的本质属性。社会秩序具有客观性，但始终是一种人造的、被建构的客观性，[2]（78）亦即“主观的客观性”。人类个体虽千差万别，一定范围内的共情与理解却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主观感受及其诸表征（或互为表征）超出了个体层面，而达到了社会层面或公共层面，即个体感受变成了社会感受或公共感受。只有在此情形下，主观感受才具有客观躯壳，成为社会秩序的组成要素。因此，所谓“主观的客观性”，指的就是那些被赋予了客观躯壳的主观感受所具有的本质属性。而心态作为集体化的心理状态，被赋予集体化的客观躯壳，因而具有“主观的客观性”。

本文之所以提倡出版心态史研究，基于如下两点原因。其一，笔者研究出版制度史已有十年，制度是一种典型的结构形态，既往研究中，笔者深感出版人淹没于制度之中，其能动性难以彰显，因此想要尝试对自身的研究范式进行创新。其二，“在出版史研究中较少涉及广义的文化，沒有将社会观念、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等心灵史纳入研究视野”。[3]有鉴于此，笔者尝试进行学术拓荒，抛砖引玉，以待方家指正。本文主要从出版人的心态发生、心态均衡、心态变迁三个维度进行论述，选择这三个维度，因其为心态的三种典型状态。

需说明的是，出版心态史研究的时间起点应与广义出版活动（即抄书）的诞生时间契合，下限则应延续至今。笔者限于自身学识，暂且将时间起点定在晚清，即以印刷机械为技术支撑的现代出版的诞生时间。至于时间的下限，则限定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时期的出版业与新中国出版业相比，前者的显著特征在于主体为民营出版业。

一、刺激出版人心态发生的多层次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为谋求效用最大化采取行动，而行动受到个人偏好的指引，社会现象就是个人偏好、意图、选择的汇集。[4]（37）理性选择理论将个人偏好视为个人行动的内驱力，个人偏好类似于心态和习性，但理性选择理论将个人偏好视为常数（先验存在，不受时空条件影响）而非变量，缺乏解释个人偏好如何发生的理论资源。因此，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是将个人偏好（心态）视为完全主观之物。本文认为个人偏好（心态）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且呈现为流动状态。

出版人的心态发生，指他们作为出版人的意识的萌生，即他们选择从事出版业的动机。因此，可将出版人的心态发生理解为出版人职业心态的发生。刺激出版人心态发生的因素是多样的，宏观因素包括时代主题、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等，中观因素包括出版业及相关行业现状、出版人所属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等，微观因素则包括个人兴趣、获利动机等。

1. 宏观层面：时代主题的激励

就出版业主体构成而言，20世纪初美国与中国的情形大不一样，除传统的家族事业，新入行的出版人绝非文化精英，美国出版界当时或日后的一些风云人物都不是知名学者或文化领袖。而中国近现代出版人，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邹韬奋、巴金等，大多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出版可以说是文化精英的事业，一开始就设定了改造社会的文化目标。[5]文化精英之所以选择投身出版事业，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时代主题的激励：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建构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与传统断裂，对知识景观和国民心态进行重构，办学校、办报、办出版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使命。

出版业作为近现代中国新式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场域，自然对文化精英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晚清民国时期许多出版机构编辑部门的名称是编译所，这个“译”字颇能体现当时出版业的主要社会功能——通过译介西学知识以重构知识景观和国民心态。对编译所进行知识考古，将会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此话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留待以后再行研究。回归正题，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得以起步的最大推动力在于新式教育，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以编撰出版教科书为主营业务，因此，教育出版是近现代中国出版场域中的核心所在。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杰出出版人群体中，张元济和陆费逵称得上是将教育与出版结合得最好的代表，他们属于开时代风气者：既奠定了教育出版业的基石，也启迪了民智。

张元济之所以投身出版业，是受到时局（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因受牵连被迫南下谋生）、新式教育业与新式出版业的耦合关系（张元济主持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与夏瑞芳经营的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个人素养（自幼热爱读书、热爱书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宏观、中观、微观脉络明晰。上述诸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代主题，这从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时与夏瑞芳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可得证明。

陆费逵之所以献身出版业，动机有二：其一，1905年，年方19岁的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深感买书难、买书贵，于是几人决定合办一家书店，既可获取收益，又方便自己看书;其二，同年，对中日出版业进行整体比较后，发现中国出版市场潜力巨大，遂决定投身其中，做出一番事业。[6]他对出版在重构知识景观和国民心态方面的重要性有着清晰认知：“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7]这段话折射出陆费逵的教育心态与出版心态，而这种心态也是当时教育界和出版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心态。

张元济和陆费逵投身出版业主要是受到时代主题（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性）的激励，但时代主题是一种抽象、客观的社会秩序或社会心态，可将其理解为“心态语言”，它只提供宏大论述，不提供具体的实践策略。出版人在内化时代主题的同时，还需在一项项具体的出版实践活动中言说时代主题，以彰显自身的能动性，这个过程就是出版人的“心态言语”。出版人的“心态言语”是出版人理解世界的视域，张元济、陆费逵等杰出出版人孜孜不倦地将这种个人化的视域扩散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使个人化的视域具有公共性，而具体的实践策略就是出版书籍杂志、著书立说、公开演讲、影响教育政策、增加公司股本、延揽英才、改进印刷技术等。受时代主题激励而投身出版业的文化精英，在近现代中国出版从业者中占比很少，他们一般是行业领袖式的人物，对他们的心态发生进行研究，指向的是出版业合法性的基石。

至此，可理出一条心态脉络：文化精英受到时代主题的激励投身出版业，他们在内化时代主题的同时，又在出版实践中言说时代主题，增强和扩大自身的话语权，将个人视域公共化，反过来塑造时代主题。那么，文化精英的出版实践，实质上就是对重塑知识景观和国民心态方面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的强弱有多种表征形式，对于教育出版领域的出版人如张元济、陆费逵而言，教科书的市场份额是一个显著标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商务印书馆的市场份额是60%，中华书局的市场份额是30%，[8]两家几乎包办了教科书市场。叶圣陶便说：“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9]张元济、陆费逵等人及其背后的出版机构在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话语权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

2. 中观层面：初级群体（家族）的影响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群体是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变量。按照群体成员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可将群体区分为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所谓初级群体，指其成员相互熟悉、了解，因而以感情为基础结成亲密关系的社会群体，典型者如家庭、邻里、朋友和亲属等。[10]（171）所谓次级群体，指成员为某种特定的目标集合在一起，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结成正规关系的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感情联系很少，典型者如工厂、学校、政府部门等。[10]（172）整体而言，促使出版人心态发生的最显著的初级群体就是家庭（族）。

个人的社会化首先是初级社会化，而初级社会化的主要场域就是家庭这种典型的亲缘群体。初级社会化不只是纯粹的认知学习过程，它发生在富有强烈情感的环境中，主要家庭成员对个体的社会角色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2]（164）近现代出版人中，受家庭影响而投身出版业的当以沈氏家族的沈知方、沈志明、沈骏声为代表，他们投身出版业的动力主要来自家族理念。“沈氏家族前后几代，都从事着出书、藏书、印书等相关的行业……以书为生，已经成了沈知方家族浸入骨髓的意识和荣耀。有这种家族理念，1897年，沈知方16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到绍兴的旧书坊奎照楼做学徒。”[11]沈知方的出版生涯从旧书坊起步，后来陆续在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作，再后来于1917年创办世界书局，1934年世界书局被官僚资本侵入，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其又回归家族传统，致力于古籍出版。沈知方之子沈志明、侄子沈骏声也都毕生以出版为志业，其中沈骏声名声显著，他是大东书局的创办人之一，1928年起任大东书局经理，直至1944年去世。

沈知方出生之前，沈家即在绍兴府城的仓桥大街上经营书坊生意，[12]明清书坊所营书籍以举业用书和通俗小说为主，沈家的书坊也不例外。沈知方和沈骏声内化了家族出版传统，在心态上自然对通俗文学有亲近感，这从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活动中可得证明。张元济、陆费逵等教育出版家与教育界人士关系密切，而沈知方、沈骏声则与鸳鸯蝴蝶派作家交往密切。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曾说：“大东书局也崛然而起。有一位沈骏声君，是沈知方的侄儿，英俊有为，他是大东书局一个干部，专与上海的作家接洽。”[13]而沈骏声所接洽的作家，主要就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大东书局为与这些作家维持好关系，定期举办陶然会，①以酒会的形式联络感情，沈骏声正是主事人。

与张元济、陆费逵等受时代主题激励而投身出版业的出版人相比，沈知方、沈志明、沈骏声等受初级群体激励而投身出版的出版人显得相对缺乏理想主义色彩，其商业色彩和庶民色彩更为浓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奉行利润至上的市侩商人。时代主题所体现的只是最有竞争力的那一类社会话语，时代主题之外，还有无数的社会话语在众声喧哗。沈知方、沈骏声及其背后的出版机构所表达的通俗出版心态自有其合法性，但因近现代中国长期处于民族危机之中，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时刻，此类心态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反动;而一旦走出危机，通俗出版心态的合法性自然得以彰显。理解出版人心态，应秉持多元主义的立场，近现代中国出版人的心态呈现多声部状态，既有对新教育和新文学的表达，也有对传统典籍和通俗文学的表达，且各有价值，多元共存本就是世界的应有状态。

3. 微观层面：个人兴趣和出版业薪资待遇的吸引力

多数人在进入出版业时的推动力来自微观层面，主要是个人兴趣和出版业的薪资待遇。出版作为一份职业，其合法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本行业中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进入，说明人们对出版行业的认可度越高，其合法性也就越强。

（1）知识分子自身的兴趣与出版间的强关联度。兴趣即乐趣，贯穿于人类日常的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中。人类为维持和不断扩大自身存在与再生产的条件所做的努力，就是由兴趣促成和决定的。[14]知识分子因个人兴趣而进入出版业，并结成无形的趣缘团体，将本群体的“心态言语”公共化，以增强和扩大本群体的话语权，这在文学出版领域尤为显著。这类知识分子在进入出版业前，已对文学萌生了浓厚兴趣。

1920年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举荐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主持杂志的改革事宜。茅盾上任后，向文学同好广泛征求稿件，间接促成了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于1921年1月成立文学研究会。随后几年，文学研究会的精英人物陆续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新文化类杂志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商务内部的文化人之间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自的思想不尽相同，如蒋维乔、高梦旦、杜亚泉等，与后来新起的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有很大的差异。”[15]若从文学兴趣的视角来看，前一批知识分子的文学兴趣在于以文言文呈现的“旧文学”，后一批知识分子的文学兴趣则在于以语体文呈现的“新文学”。

一个人像他的父辈，但更像他的时代。两代知识分子在文学兴趣方面的差异，正是社会心态代际变迁的一种体现。茅盾等文学出版人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前，已在不同程度上内化了新文化心态，正如郑振铎所言：“《新青年》的出现，使我们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了。”[16]他们之进入，看中的正是商务能够以强大的实力支持他们将内化了新文化心态的兴趣转化为文学出版实践，使本群体的文学出版心态迅速社会化，以获取文学话语权。到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国民政府统治秩序逐渐稳固，出版业受到的政府规制日趋严厉，新文学的创作空间受到挤压，他们的兴趣再生产受到压制，茅盾、郑振铎等人也就陆续离开商务印书馆。

（2）出版业相对优厚的薪资待遇吸引知识分子加盟。近现代出版业能够吸引众多文化精英加入，除时代主题、家族传统、知识分子自身兴趣和志趣等因素外，相对优厚的薪资待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职业场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物价比较平稳的一个时期，可就这一时期上述各职业场域的薪资待遇做一个简要的横向比较。

首先看出版人的薪资待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的薪资待遇大体在一个水平。管理层的薪资待遇大体如下：1930年，王云五就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月薪为500元，此外还有年终奖数千元，[17]编译所各部负责人的月薪为300元～400元;[18]1936年，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月薪为400元，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月薪为360元，此外还有可观的年终奖;[19]1928年，徐蔚南到世界书局编辑所任秘书长，月薪为400元。[20]普通编辑的薪资待遇大体如下：商务印书馆招聘编辑的薪资标准是，在欧美高校取得学历者，起薪可至200元，在日本高校取得学历者，起薪可至150元，在国内高校取得学历者，起薪为60元～90元。[21]1933年夏，刚从之江大学毕业的朱生豪入职世界书局，在英文部做编辑，起薪是70元。

其次看公务员的薪资待遇。1933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行《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22]文官分为四类：特任官（不分等），如中央政府各部部长，月薪800元;简任官（分为一至八等），如中央政府下属厅长、司长，及省主席、市长等，月薪430元～680元不等，等差为30元;荐任官（分为一至十二等），如中央政府下属的局长、科长，及县长等，月薪180元～400元，等差为20元;委任官（分为一至十六等），如中央政府的办事员、地方政府的科长等，月薪55元～200元，等差为5元。

最后看大学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薪资待遇。以同济大学为例，同济大学与商务印书馆一样处于上海，同济教师的薪资待遇，在当时的大学中居顶尖位置，1934年的教授月薪为420元～600元，副教授月薪为300元～400元，讲师月薪为200元～300元，助教月薪为80元～200元。[23]当时中、小学教师的月薪，据时人的统计数据：中学教师的月薪在80元～140元间，众数在80元～89元间;[24]上海的小学教师的薪资待遇在全国同业中居顶尖位置，但六成以上的教师的月薪在60元以下，61元～90元者占15%，90元以上者极少。[25]

通过呈现出版人、公务员、教师三个群体薪资待遇概况，发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出版企业总经理的月薪在500元上下，大体相当于中阶简任官（厅长、市长等公务员）和一流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水平。若是算上花红、股息等其他收入，大出版企業总经理的收入应高于中阶简任官和一流大学教授。大出版企业编辑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月薪为300元～400余元，大体相当于中阶荐任官（局长、县长等公务员）和一流大学副教授的月薪水平。大出版企业普通编辑的月薪为60元～200元，大体相当于委任官和一流大学讲师或助教的月薪水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个四五口之家，月收入60多元即可达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80多元即可过上宽裕的中产阶级生活。[21]据此而言，即使是当时大出版企业的普通编辑，大多也能过上中产阶级生活。

此外，与大学教师相比，出版作为一份职业还有其比较优势——收入稳定。“民国时期，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是‘换汤不换药，教育经费支出始终不足甚至拖欠，这严重影响了大学教师薪金的发放。大学教师为维护经济权等各项权利，只得走上索薪道路。”[26]拖欠教师工资在民国时期北方的公立大学里比较常见，大学教师发起的索薪运动也一度成为社会热点。1921年9月，王伯祥辞去了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的职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原因便是北洋军阀克扣教育经费，导致学校经常不能按时发放薪水。[27]1931年，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认为，编辑所对人才的要求高于政府和学校，待遇却没有明显超过政府和学校，编辑所之所以还能够吸引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主要有两个原因：编辑所能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知识分子个人的兴趣和志趣。[28]

就待遇而言，近现代中国，出版是一份较为体面的工作，能够对知识分子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使之投身其中。由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会形成如下心态：出版人、公务员、大学教师三者间的收入差别并不明显，较公务员而言，出版人的工作更为自由，较大学教师而言，出版人的收入更为稳定，投身出版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二、出版人心态的均衡

所谓出版人心态的均衡，指的是出版人的特定心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状态，较少变迁。在新制度主义学者诺斯看来，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心态、传统习俗、意识形态等群体共性认知共同组成了非正式制度，在人类社会中，非正式制度占主导地位。[29]非正式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变迁缓慢，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均衡心态体现了一种处于超稳定状态的心态结构，即过去的心态对当下的心态产生了持久影响。这种状态下，不确定性的程度相对较低，其对个人或机构的影响有利也有弊。

1. 长时段—结构：古籍出版活动中的“怀旧的未来”心态

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布罗代尔将社会时间划分为三个尺度：长时段—结构，用世纪作为时间衡量单位;中时段—局势，用10年作为时间衡量单位;短时段—事件，用日和小时作为时间衡量单位。[30]（298）心态的特点就是具有长时段性，[30]（292）在数千年的中国出版史中，儒家典籍确立了自身的经典地位，以儒家典籍为核心的出版传播偏向时间维度，追求“为往圣继绝学”。这种心态是一条贯穿于数千年出版历史中的明晰脉络，近现代出版人也深受此种心态的影响，例证就是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热潮。

“话语从来就是一种物质呈现，书中的文字、口中的语音、台上的念白——每一种形式都有自己的规则或限制。因此，‘话语序（福柯术语）不可能脱离当时的书之序而独存。”[31]抄写和雕版印刷曾是古代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手段，与之相对应，抄本和印本则是知识话语的主要载体。“任何媒介对社会和个人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32]依托雕版印刷术的印本，作为一种盛行千余年的媒介，其尺度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的“求定”意志，而非“求知”意志。“求定”意味着知识生产与传播偏向时间维度，追求文本的神圣化和经典化，知识更新速度缓慢，契合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宗法社会的内在需求;而“求知”则意味着创新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知识更新速度快，契合15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内在需求。

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印本及雕版印刷术从根本上形塑了古今民众的心态，民国时期的民众（包括出版人）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巨大的历史心态惯性的影响。一般读者没有养成购买新出版物的习惯。“此习惯之养成，是由于社会经济之组织为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社会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日常生活上对于文字的需要就很少，就要读书，按照传统观念，一部四书五经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尽可子子孙孙读下去，教科书之几年变更一次，已不是他们所能理解;新出版物之日新月异，更超出他们生活习惯之外。”[33]印本及雕版印刷术所形塑的民众心态根深蒂固，其变迁往往慢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变迁，且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民国时期的一般读者及出版人普遍对优秀的古籍持推崇心态。1935年的图书定价数据颇能表现此种心态：是年，全国出版物的总定价是3 843.35元，其中古籍的定价为1 663.30元，占总价的43.28%。[34]古籍定价占比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多元的，而读者对古籍的推崇心态是根本原因。

与一般读者相比，作为文化瞭望者的出版人及相邻领域的知識分子对待古籍的心态有其独特性，这种心态即“怀旧的未来”。所谓“怀旧的未来”，是指这样一种心态，“它把对于现实的着迷和对于另一个时间的怀想结合了起来”。[35]出版人在古籍出版实践中的“怀旧的未来”心态，即通过对古籍进行有系统和带批判的整理与出版，使得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最终成为现代性的合法元素。简言之，“怀旧的未来”并非沉湎于过去，而是要通过改造过去的表征之物，以面向未来。至于具体的古籍整理出版的策略与思想，虽很重要，但限于篇幅和主题相关度，此处不展开。民国时期的杰出出版人如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等人大多具有较好的旧学根基，他们内化了推崇古籍的社会心态：“方今文化衰落，介绍新知与流传古籍，其重要相等。”[36]对于他们而言，古籍出版不仅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更是使自身或本群体心态公共化的有效手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心态在学术界主要是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表征，在出版界主要是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亚东图书馆等出版机构的古籍出版热潮为表征。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是古籍出版热潮中的领军人物：张元济先后主持辑印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佚丛书》等大部古书，以及王云五主持辑印的《丛书集成》，为商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陆费逵先后主持辑印《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古书，同样取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利润。

2. 中时段—局势：编辑的“作者型编辑”心态

除长时段性，本文认为心态还具有中时段—局势特征。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在编撰新式教科书的过程中，确立的“作者型编辑”制度，后来为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企业效法，整个民国时期，除王云五对商务的此种制度进行改革外，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企业一仍其旧。“作者型编辑”制度盛行了近半个世纪，对编辑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制度才逐渐被“业务型编辑”制度所取代。

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传统与当下相比，一个显著差异在于编辑角色的定位：前者语境中的编辑，既从事书稿编撰工作，也负责选题、组稿、审稿、稿件加工、发排及校改付印等编辑业务工作，集作者与编辑双重身份于一身，有研究者称其为“编、著一体”，[37]而当下的编辑则是纯粹的编辑，一般不从事书稿编撰。

因此在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型出版企业的编辑部门人数庞大，商务的编辑人数高峰时期接近三百，中华书局的编辑人数常年稳定在一百左右。平襟亚在其小说《人海潮》中，借棋盘街最大的书局——通商书局（实指商务印书馆）中的一位交际员之口道出了此种情形：“我们这里编辑员常年养着一屋子……我们要编什么是什么，咄嗟立就，不比其他小书局专收野鸡稿件。我们除了上海、北京几位名流博士特约撰述外，其他一律不收。”[38]而为方便编辑创作，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斥巨资建了规模相当可观的图书馆，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十年（1916—1926年）之久，主要原因在于“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借此可读点书”。[39]借助商务印书馆的藏书，茅盾提升了学问，也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如果只是单纯地从事编辑业务工作，茅盾绝无可能在商务印书馆待上十年之久。而朱生豪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在世界书局做过五年（1933—1939年）的编辑工作，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靠着世界书局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他在世界书局工作初期，屡次萌生去意，是因为初期的工作主要是业务性质的;1934年，世界书局与朱生豪订立译莎合同，朱生豪对“作者型编辑”的身份产生认同，逐渐打消了去意。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复兴过程中，王云五裁撤了规模庞大的编译所，改设10余人组成的编审委员会，商务的编辑开始由“作者型编辑”转向纯粹“业务型编辑”。除商务之外的其他出版企业，多数仍将编辑定位为“作者型编辑”，并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因此大致可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作者型编辑”的职业身份认同是编辑群体的日常化心态表征之一维。

出版史研究者时常感慨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能够吸引众多文化精英投身其中，而当下的出版业显然失去了往昔的吸引力。究其原因，除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媒介生态的变化等外部原因外，内部原因在于当下的出版传统将编辑规定为“业务型编辑”，“业务型编辑”成为当下编辑的日常化心态。“业务型编辑”主要是表达他人的表达，更具结构—客观性;而“作者型编辑”在表达他人的表达之外，还自我表达，偏向行动—能动性。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倾向：近乎本能地追寻将个人表达扩大化，希冀自己的语言圈能够如同波纹一样尽可能地荡开去，以影响乃至融合其他人的语言圈。“作者型编辑”在扩散自身语言圈方面显然更具优势。

三、出版人心态的变迁

出版人的日常化心态体现了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但这种均衡状态会随着时空要素的变迁而变化，不过与正式制度的变迁相比，心态变迁要迟缓很多。出版人心态的变迁有两层含义：其一，特定出版人在自己的出版生涯中，其心态所发生的变迁;其二，出版人心态的代际变迁。出版人心态的变迁最能体现出版人的能动性。前文述及心态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因此可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来理解出版人心态变迁。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主要有两种范式，即激进式变迁和渐进式变迁。

1. 出版人心态的激进式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强调重大外部因素（如战争、革命、社会思潮、选举、灾害等）的作用，而忽略了内部行动者的个体力量。它用均衡断裂来解释制度变迁。所谓均衡断裂，指经过长期停滞后发生制度变迁的极速爆发，一般由重大事件如革命、政党轮替、社会思潮等引起。[40]譬如辛亥革命，就是近现代中国的一次重大的全面均衡断裂。在当时的出版界，不管主動还是被动，出版人的心态普遍发生了剧烈变迁，即由清朝臣民心态变为民国公民心态;与之相对应，教科书——建构国民共同感知模式的重要载体在内容上也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再如，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重大均衡断裂，但运动发生之初，商务高层张元济、高梦旦等人认为这只是个政治事件，无关文化，故而没有积极响应，但他们很快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对商务印书馆的主要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的守旧心态进行批判，商务的形象严重受损。[41]张元济、高梦旦等人这才警觉，起用茅盾、胡愈之、章锡琛等心态上属于新文化阵营的人士对相关杂志进行革新，这才逐渐跟上了新文化运动的步伐。

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主要的解释对象是不连续的变迁，这通常是革命、战争等重大外部事件带来的结果。革命、战争、灾害是充满偶然性质的现象，在面临这些现象时，人们的能动性普遍有限，多数情况下是被动卷入，心态被动发生变迁，此即所谓的“识时务”：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消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俗，而不管先前他们所坚信的规则看上去是多么根深蒂固。[42]无论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等近代中国早期出版人在心态上如何留恋传统文化，在时代大潮面前，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更张心态，将客观化的社会思潮内化于心，增强自身在出版实践中的能动性。

2. 出版人心态的渐进式变迁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微观基础，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制度成员个体，制度变迁主要呈现为一系列渐进和连续的调整过程，个体如果感知新的制度能够增加收益，就会制定新的制度。[4]（69）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个体如何感知机会即将来临？答案是：对机会的认知形成有赖于制度成员个体的心态构件（mental constructs）。[4]（71）心态构件是复数形式，是个体在每一次制度化（由外化行为、外化行为结果的客观化和内化结果三个环节组成，并周期往复）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晶体”，属性是“主观的客观性”。心态构件与心态间是一种特殊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特殊之处在于“分形”（fractal），①即每一个心态构件都近似整体心态缩小后的形状，具有自相似性质。再回到论题，心态构件是个体在制度化过程中形成的，交往和学习在个体制度化过程中作用显著。

强关系网络心态和“作者型编辑”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人的日常化心态。在商务印书馆内部，自1914年时任总经理的夏瑞芳遇刺身亡，到1929年鲍咸昌病故于总经理任上，此十多年间，馆内的“书生派”（以张元济为代表）和“教会派”（以高凤池为代表）围绕认识问题进行了长期博弈，这反映了他们在关系网络心态方面的根本分歧：“书生派”重视弱关系网络（科层制），“教会派”重视强关系网络（人情网）。[43]双方的分歧严重阻碍了业务的发展，1930年，王云五出任总经理，他立志对商务进行彻底改革。在公司的资助下，王云五到欧美的出版企业、印刷厂及一些实施了科学管理制度的大企业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学习。在美国考察期间，王云五有11天都待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于该馆所藏有关科学管理的900余种书刊均有涉猎，提高了科学管理方面的理论素养。在英国考察期间，王云五与麦美伦（现译为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董事哈罗德·麦克米伦①有过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对他影响很大，他回国后就基于麦美伦的编辑制度模板，对规模庞大的编译所进行精简，最终将其改组为只有10余名成员的编审委员会。王云五对商务的改组，在商务内部引起了两个维度的心态变迁：其一是随着科学管理制度的确立，强关系网络心态在商务内部逐渐失去了得以存在的载体，弱关系网络心态开始成为新的日常化心态;其二是随着编译所改组为编审委员会，编辑的日常化心态逐渐由“作者型编辑”转为“业务型编辑”。而促使王云五改组商务的最直接的心态构件，形成于他为期半年的海外学习及其相关交往过程中。

商务印书馆是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执牛耳者，其成功既得益于先进的正式制度，也得益于先进的心态。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只有商务印书馆一家真正做到了较为全面地实行科学管理制度和编、著分离制度。依托上述制度，在馆内形成了弱关系网络心态和“业务型编辑”心态。商务印书馆由此在同业中遥遥领先。

无论是心态变迁理论的激进范式还是渐进式范式，都有其合理性，适用于出版人所处的不同情境。总的来看，由革命、战争、社会思潮、灾害等外部重大因素所导致的不连续心态变迁是少数情况，出版人的心态变迁大多情况下都是微观、渐进式、连续的变迁。“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就等价于理解参与人协同修正其信念的方式。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能够分析技术和环境变化、政治因素、法律条文、创新实验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44]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人们心态（信念）的变迁，心态变迁是“社会气候”（如引文中的技术、政治、法律条文、创新实验、文化遗产等因素）的变迁作用于人们心态的结果。廓清出版人的心态变迁与社会气候变迁间的关系，是出版心态史研究的重点所在。

结语

综上所述，心态是指人们特定的感觉模式，这种感觉模式具有集体特征，是社会秩序的组成要素，其属性是“主观的客观性”。出版心态史研究的内涵，是对历史上（主要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人的感觉模式进行研究，表征主要有三个维度：心态的发生机制、均衡状态及变迁机制。研究出版心态史，旨在解决出版人的结构—能动性矛盾，即出版人如何在制度化过程中形塑自身的心态构件，以增强自身能动性。

事实上，“主观的客观性”是布尔迪厄在分析习性和象征资本时所使用的核心术语之一。他是这样理解“主观的客观性”的：由于个人或集团是客观地得到定义的，而对它们作出定义的依据不仅是它们之所是，而且是它们之被认为的所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45]布尔迪厄据此认为习性的属性是“主观的客观性”。而在与年鉴学派第四代学者、出版史研究专家罗杰·夏蒂埃的一次谈话中，布尔迪厄认为习性与心态间有学术亲缘关系，共同点在于探讨“生物个体中精神结构的起源”。[46]雷蒙·威廉斯所使用的核心术语“感觉结构”，遵循的也是上述逻辑：感觉本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结构则是独立于个人感受之外的客观事物，将两者合为一体，赋予主观感受以客观属性。“所谓‘感知结构，指的是为某一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是某种不确定的结构，是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混合物。”[47]笔者对出版心态史研究内涵的理解以及后续的系列研究，均要求助于上述理论资源。

布尔迪厄和威廉斯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的主观感受的结构特征，给主观感受赋予了呈流动状态的客观躯壳。而客观躯壳就是在主观感受由个体层面转向社会层面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客观躯壳进行研究，目的是以临床诊断法的方式揭露社会结构及其衍生话语的运作机制，从而使主体在实践维度上具有更多的选择路径和更强的能动性。

出版价值链的源泉正在于“将个人知识转化为社会知识”。[48]个人知识属于个人阐释，“任何阐释都是从个体阐释开始的，然后由个体阐释上升为社会阐释，再由社会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49]社会阐释和公共阐释由于具有共性而成为客观事实，因此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阐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其要想成为社会秩序的组成要素，需借助诸多传播手段，出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譬如，共产主义在近代中国只是少数人的个人阐释，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所作出的第一个具体工作决定是发展党员和办报办刊办出版社，党的一大闭幕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即成立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负责，组织出版马列经典著作。[50]经由杂志和书籍传播，以及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共产主义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个过程中，红色出版人的心态与其出版实践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机制，是极有价值的论题。红色出版之外，民营出版是近现代中国出版的主导力量，近现代中国的文学景观和教育景观很大程度上受到出版的影响。在以现代性为追寻目标的晚清民国时期，出版人如何在传统心态以及诸多外部结构压力下，形塑自身的现代性心态，并以其指导出版实践，更有效地将个人知识社会化，同样是极有价值的论题。

为更好地开展出版心态史研究，需要一个理论和方法的工具箱。毋庸讳言，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范式存在诸多不足，最受人诟病之处在于其对于心态的定义过于模糊，心态什么都是，但又什么都不是。但心态史在阐释结构—能动性矛盾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为增强心态史的阐释力，本文将年鉴学派心态史研究范式与解释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进行嫁接。本文认为，年鉴学派心态史研究范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总体史取向，即将心态史研究置于生活世界的总体结构之中，使心态史研究能向下扎根而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式研究。本文所倡导的出版心态史研究汲取了上述优点，将出版人的生活史作为心态史的基石。而解释学将心态视为内心语言，人的心态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交往具有主体间性的特征，人们普遍追求扩大自己的内心语言圈，使之公共化，進而成为一种社会事实，这有助于阐释出版人心态的主观的客观性。新制度主义将心态视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元素，心态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即过去的心态影响当下的心态，其变迁具有强制性和诱致性两种范式，这有助于阐释近现代出版人心态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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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Balance and Chang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Mentalities

OUYANG Min（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Mentality refers to people's specific feeling patterns. This feeling pattern whose attribute is "subjective objectivity" has coll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a component of social order.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mentalities studies the publishers' feeling patterns in history （mainl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ere are three main dimensions. Firstly， the mentality occurs， and the factors that stimulate the mentality of publishers mainly includ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family traditions， personal interests， and salar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Secondly， balanced mentality，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mentality of nostalgic future in publishing ancient books and the mentality of author-based editor. Thirdly， changes in mentalities mainly have two paradigms： mandatory changes and induced change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mentalities aims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blishers' structure and activity， that is， how publishers can shape their mental compon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to enhance their own initiative and socialize personal knowledge more effectively.

Keywords： publishing; history of mentality; subjective; objectivity; neo-institutionalism

① 每期陶然會举办后，都会由当期主持人撰写《陶然会第某次聚餐报告》，发表在大东书局出版的《半月》杂志上。根据目前已知的史料，陶然会共举办过十一次。

① 分形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至少近似地）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质。1967年，美籍法裔数学家曼德尔布罗特发表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中，首次阐明了他的分形思想。如今，分形概念已从最初所指的形态上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几何对象这种狭义分形，扩展到在结构、功能、信息、时间等方面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广义分形。

①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是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家族公司，由其祖父创立于1843年。麦克米伦是英国现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1957—1963年任英国首相，1964年重回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主持公司事务直至其逝世。

作者信息：欧阳敏（1987— ），男，湖北监利人，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出版企业制度史、出版心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