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于菁

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如何提高中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等特殊群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提高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效率。本文结合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的政策，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问题，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在2016年G20峰会上首次提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此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发展领域。2020年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跨区域拓展业务与金融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持。因此，如何通过技术升级与金融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摆在大湾区金融机构面前的机遇与挑战，数字普惠金融为大湾区金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机会。

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好

广东省一直以来重视普惠金融的发展，大湾区城市地方性普惠金融方案也陆续出台，2017年，《深圳市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提出拓展普惠金融服务与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及互联网手段相结合，突出利用技术手段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2018年以来，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农村、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领域的发展，特别是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加大普惠金融科技投入，完善信用信息数据库等措施都体现了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视。《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金融机构的跨境合作、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机遇。这一系列的政策（见表1）都体现了政府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诸多政策上的支持。

（二）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实力渐强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排名》和《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在2018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总体排名中位居第五位;2020年中国在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指数区域排名第一、产业排名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科技核心城市位居全球前列，深圳、香港和广州分别为第11、第6和第19位，三城市为我国排名前五位的金融中心城市。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科技发展趋势良好，但与其他湾区相比在金融科技产业方面实力还有待提升。与此同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深化，粤港澳跨境支付也不断发展，目前已全面推进港澳第三方电子支付、深港支票电子化等业务的开展，跨境金融的发展对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融互通具有奠定基础的作用。

（三）“涉农”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完善

随着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方针的出台，广东省政府为农村乡镇地区提供了“村村通”的涉农普惠金融建设，且已实现全面普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金融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实现银行、保险服务网络全覆盖、基础金融服务业务全覆盖。截至2020年末，涉农贷款余额1.51万亿元，增速达到17.2%;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285亿元，同比增长27.3%;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达212.5亿元，带动逾5.76万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实现脱贫。可见，“涉农”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产业扶贫”为特色的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状况良好。

（四） 小微企业普惠金融模式特色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化”技术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积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截至2020年末，广东省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15万亿大关、惠及120余万户。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化技术，结合客户的交易行为数据，根据服务对象资信特征优化信用评级模型，建立專属风险控制体系，围绕省内各地区特色产业集群，推出了“科技贷”“邑科贷”“政银保”等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各地财政建立科技金融准备金，为科技企业融资提供保障。金融机构打破原有业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特色服务，如工商银行引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有效地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问题

（一）区域间移动支付普及状况存在差异

支付是数字普惠金融涉及到的重要领域，移动支付能够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交易信息管理，尤其是在跨境结算业务中更能够提高交易效率。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移动支付规模与偏好有差异，据金融时报报道，近三年来，广东省移动支付年均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分别增长109.2%和228.4%。2018年，广东省移动支付金额达59.6万亿元，交易数量达155.3亿笔，均位居全国首位;据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的移动支付交易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澳门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23.3亿澳门元，交易数量为2，464万笔，分别增长259%和191%，并创下单季历史新高;香港地区存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偏低的情况，香港地区手机支付渗透率仅为20%，较为普及的依然是现金以及八达通，仍占90%以上。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移动支付普及率在逐渐提高，但还存在差异。

（二）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差异较大

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内涉及到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此外，经济领域特别是关税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税收方面可能面临重复征税的问题。其次在司法方面香港地区遵循的是其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法，而广东地区遵循的是中国内地法律。就货币而言，广东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而港澳地区虽然也有使用人民币，但绝大多数以港币或是澳门币为主进行流通。人民币与澳门币、港币之间还涉及汇率的问题。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差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大挑战。

（三）区域间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11個城市，（9个广东省内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按经济发展状况分为四个梯队：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划分为一个“特殊”梯队;广州、深圳实力相当划分为第一梯队;珠海、佛山、东莞为第二梯队;其余皆为第三梯队。广州、香港、深圳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在国际上的排名都非常靠前。而同为广东省的城市肇庆、江门大多还是以发展第一产业农业为主，在第三产业服务业方面依旧比较薄弱，总GDP排名也相对落后。因此就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发展而言，区域间各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落差性，如何协调11个城市之间实现协同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

（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金融发展仍具风险性

数字普惠金融虽具有降低融资成本、打破时空障碍、服务群体更广泛的特点，但依然存在着监管问题、安全问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网贷平台层出不穷，金融理财产品的种类繁多，也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安全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背景，肇庆、江门等城市农村数字化情况还有待加强，需特别提高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金融理财、网上贷款等平台都存在着一定技术的风险性，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跨境金融监管、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这些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金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支付体系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支付体系，提高港澳地区移动支付普及率。香港地区可通过政府政策扶持或是技术引进等手段促进电子支付的普及，为跨境电子结算提供政策支持，促进港澳地区与内地的互融互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支持大湾区融合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结合内地电子支付的经验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境外跨境支付体系，在此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中国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一个国家、两种体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其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多元性，因此，我们需要发挥创新性，本着区域间融合、共建、合作、深化的理念，敢于创造适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中国模式”。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在这个大背景下，结合区域间所存在的差异，从宏观调控层面着手，政府间要积极构建合作的桥梁，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微观层面而言，企业间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并且创新区域间的合作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勇于尝试，创新粤港澳合作新模式。

（三）协调区域发展并加强各市特色化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要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可以根据梯队特征“以点带线”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的外在辐射力量，香港作为国际著名的金融城市，可以极大地带动区域间金融的发展;深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发挥其地域和政策优势，可以吸引外部的创新性人才;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具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在服务业、外贸方面发展优势;澳门是一个旅游型城市，可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旅游业，形成独特的旅游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应该从整体考量，协同发展。微观而言，11个城市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不同主导产业进行发展。

（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体制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跨境支付、社会清算组织的创新监管，防范违法违规行为，特别加强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粤港澳大湾区还未建立紧密常态化的监管体制，因此，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三跨”监管体系，跨部门、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业务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法律制度、监管体制的建立离不开政府间的宏观调控，也离不开企业间遵守行业准则，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区域间的积极能动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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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校科研发展基金项目（XK-2016-02）。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