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李茂 郭梅兰

歧义现象在生活中客观存在。例如:
①我只有一个儿子。
②我有一个儿子。
句①的语义存在两种理解:
a.我有一个孩子,且是儿子;
b.我有两个或更多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是儿子。
而句②并无歧义。
分析某个句子为什么会产生歧义时,通常会从句法结构、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去思考。显然,句①的歧义成因不在于其句法结构。这是一个“只”字句,对副词“只”的语义指向不同引起的句子歧义现象,研究成果已不少。据前人研究,句①中的副词“只”指向述宾结构“有一个儿子”,其语义指向因语用前提的不同而不同,歧义由此而生(徐以中,2003)。但是,这只是通过假设语用前提来分化出了句①可能存在的歧义,并没有进一步指出歧义形成的原因。殷何辉(2017)指出了这一点,认为现有“只”字句的歧义研究无法解答“只”和它的语义指向对象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于是引入当代形式语义学的焦点理论,分析“只”字句的焦点影响“只”的语义指向对象,揭示歧义成因。
对于分析“我只有一个儿子”的歧义现象,另一个关键在于作为句子焦点之一的“儿子”一词。“儿子”与“女儿”“孩子”的语义关系决定了焦点激发的选项。
本文运用形式语义学的焦点理论,结合语义指向分析,探究焦点位置的不同对句子真值条件的影响,分析焦点敏感算子对焦点的制约与语义指向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关键词汇的深层语义,突破表层线性结构,从而探究句①的歧义成因。最后借助格赖斯的会话合作原则,说明在前述分析的歧义成因的影响下,听话人也就无法接收说话人的表达意图,于是产生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