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丹丹 张 函 李凯杰
如何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吕越和吕云龙,2016)[1],对外贸易额由2000 年的4743.0 亿美元上升到2019 年的45778.9 亿美元,增长了大约8.65 倍;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从2000 年的1376.52 亿美元增加至2019 年的7354.7 亿美元。中间品出口所创造的就业从1995 年的4951 万人/年增加到2019 年的9278万人/年,其中技能劳动力的就业规模增加了1—4 倍(卫瑞和张少军,2014)[2]。如果不考虑间接情况下对就业的带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可以直接为我国吸收大约1800 万—2100 万人的劳动力(卢仁祥,2014)[3]。已有大量文献研究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会通过规模效应、替代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等显著影响就业(赵玉焕等,2019;史青和赵跃叶,2020)[4-5]。
除此以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就业的另一重要因素。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往往呈现出偏向型特征。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型会改变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投入比例进而影响就业规模,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相对投入比例,并推动技术进步以发展高科技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以节约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不利于就业增长。另外,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型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且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从而改变就业结构。
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会引致技术进步方向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