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面孔

田伟松 张晓光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特征需要通过多方面的把握才能被揭示。首先，针对当时对隐喻褒贬不一的局面，亚里士多德通过创立《诗学》和《修辞学》确立了隐喻的重要性地位。一方面隐喻通过哲学在修辞学中承担了以论证为指向的说服功能;另一方面隐喻通过哲学在诗学中承担了以模仿为指向的净化功能。其次，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词分析具有语词替换理论的假象，但通过以言说的“明晰而不流俗”为归旨进行解析，隐喻词凸显了它与诸词类的内在关联和主导性地位，进而说明隐喻更是在话语层面上的语义迁移。最后，隐喻作为一种天赋并非诗人的特权，关联相似性的想象力才是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所强调的重点，隐喻的运用具有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隐喻;修辞学;模仿;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B50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2-0141-03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开启了隐喻理论的历史长河，它几经流变，从有内容的修辞学到形式化的修辞格，从语词理论到语义理论，从语言学领域到哲学领域，从衰亡到盛兴。可以说，每个阶段的隐喻理论都离不开对亚里士多隐喻理论进行再解读，可见其理论的丰富张力和重要价值。本文是对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的一次尝试性概观，以供学界同仁批评指教。

一、《诗学》和《修辞学》确立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集中体现在《诗学》和《修辞学》著作中，两者形成探索其隐喻理论的两条主线。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可谓是系统创建修辞学理论的开山鼻祖。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修辞术就已在古希腊广泛盛行，公开演说的雄辩能力要求为修辞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公元前4世纪更被称为修辞学的黄金年代，出现不少著名的演说家和修辞学家。如早于亚里士多德的伊索格拉底就对修辞技巧高度认可，认为修辞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并指出隐喻字的重要性[1]123-124。但修辞学同时也遭到了质疑。柏拉图批评擅长修辞学的智者学派用花哨的语言扰乱人的判断和认识，通过制造错觉和假象掩盖真相;隐喻也被归为仅仅具有粉饰作用的化妆术和混淆是非的诡辩;最终否认修辞学作为一门艺术。不可否认，修辞学自出场以来就存在着被误解和误用的处境。“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存在着对言语的不合常规的用法，以及通过特殊的技巧来诱导有害能力的野心。”[2]3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种戏剧性的背景下决心使修辞学成为正统的学科。

亚里士多德建立修辞学理论的总体方法是通过哲学来辨明修辞学的有效性，并规范修辞学的合理性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构成了从哲学出发将修辞学制度化的最辉煌的尝试。”[2]5进一步讲，亚里士多德主要借用了逻辑学的力量来建立修辞学，具体逻辑原则是或然性原则，一种并不是低于如在数学证明中的必然性原则的原则，而是适宜修辞学建构的法则。“亚里士多德的极大优点在于有关劝说的修辞学概念与有关或然性的逻辑概念之间建立了这种联系，而且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建立了哲学修辞学的整个大厦。”[2]6因此，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就存在于言说技巧与理论论证的张力之中。隐喻也因之在其中得以确立。

隐喻理论并不仅仅存在于修辞学，也存在于诗学中。相比于柏拉图声称要把诗人逐出城邦，把画作视为比现实更低于理念的事物，是“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无疑要确立诗学的积极地位。在《诗学》中，诗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模仿的活动，隐喻在语言表达、情节铺排（如突转和发现）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中，斯芬克斯的谜语与俄狄浦斯的命运形成隐喻关系，也成为组织情节的引线。在古希腊悲剧著作中，关于隐喻的语言表达数不胜数。诗如果没有隐喻是彻底悖谬的。究其原因在于诗学作为模仿与隐喻有紧密的关联。模仿是通过创造一种形式或通过一种媒介而与被模仿对象直接相关，模仿者犹如被模仿者的影子，被模仿的对象是在先的，模仿是具有意图的行动。模仿是再现，是致力于趋同的相似，而隐喻是在似乎不相干中发现关联，因此是承认差异的相似。模仿是总也避免不了的差异，隐喻是在承认差异中总能显现的趋同。两者同属与世界发生缘构的方式。我们在模仿中深入到世界，而在运用隐喻的过程中关联了世界。正是两者的一致成就了诗高于现实的真实。

修辞与诗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世界，隐喻的功能相应为说服功能和净化功能。“诗歌—模仿—净化这个三重结构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描述了诗的世界，它不可能与修辞—证明—劝说这种三重结构相混淆。”[2]7诗歌并不远离真实，正如论辩并不远离真实一样。这也预示隐喻自身的意义唯一性——语义迁移。

二、作为语义迁移的隐喻

表面上，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分析是从语词层面展开，并把隐喻作为词类的一种来对待。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词分普通词、外来词、隐喻词、装饰词、创新词、延伸词、缩略词、和变体词。”[3]149甚至言辞（lexis）也被拆分成原子式的部分：“言语包括下列部分：字母、音节、连接成分、名词、动词，指示成分、曲折变化和语段。”[3]143在对言辞（lexis）的分析中，名词和动词作为表义词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这进一步加深了印象，即隐喻是语词的变换。“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3]149这四类隐喻，亚里士多德通过举例分别指出：以属喻种，“我的船停在这里”，以“停”来喻“泊”;以种喻属，“奥德修斯确实做过一万件好事”，以“一万”来喻“大量”;以种喻种，“用铜汲走灵魂”或“用长边的铜切”，即是“汲走”与“切”的互换，两者都是“取走”的意思;最后一种隐喻是较为复杂的类推，“当b对a的关系等于d对c的关系时，诗人可用d代替b，或用b代替d。”[3]150以上以整体的方式显示了一种欺骗性的假象，仿佛隐喻是语词的替代游戏或转化技巧。然而，如果我们从隐微处进行考察就会得到全然不同的結论。

首先，亚里士多对普通词和其他词进行了划分。两者与语言的两极相关。语言的两极是彻底的普通和彻底的奇异，在这种情况下言语无法发挥正常功能。彻底的普通意味着语言失去附着力而无法被意识到，“平常的言辞（lexis）不仅仅卑俗，而且还自抑，走到最极端处甚至会自抑到让我们忘了它在做什么。”[4]174彻底的奇异将走向私人语言式的“谜语”。隐喻字显示了在语言两极中的平衡。“隐喻字最能使风格显得明晰，令人喜爱，并且使风格带上异乡情调，此种奥妙是无法向别人领教的。”[1]302原因在于“隐喻通过以一种奇特或奇异的方式来使用平常词，从而有意识地结合了这两者。隐喻（Metaphor）是平常事物的一种迁移（transfer）或移植。”[4]171在这种意义上，似乎所有的非普通词都是隐喻性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对词的分类来看，装饰词（kosmos）意指宇宙秩序（cosmos）[4]165，而宇宙秩序的晦暗已经表明了其隐喻性。创新词、延伸词、缩略词、变体词就其是迁移来讲也同样是隐喻。可见隐喻在诸词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隐喻将显示其普遍性意义和功能。

其次，普通词并非与隐喻字截然分开的词。隐喻不是以普通词为基础进行的语词游戏，也不能通过普通词对隐喻进行定义。因为这将会导致如下悖谬，“不以隐喻的方式来谈论隐喻是不可能的。简言之，对隐喻的定义是循环的。”[2]15普通词可以看作是习惯用词和常用语，然而并不意味着就是始基的、本源的、固定的用法，它只是相对稳定而已。因此，从生成的理论上看，普通词是固化的隐喻，隐喻是活的普通词。《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揭示了隐喻的遍在性，也说明普通词与隐喻词的区别是死隐喻与活隐喻的区别。日常语言是枯萎的隐喻，是隐喻的沉积岩，是实用性、固定的言语模式，但语言之花一定会因隐喻的生成一再地绽开。

最后，言辞（lexis）并不是语词分析，它更是在言语表达的整体功能中被考察。“把言辞（lexis）的品性定义为明晰。因为其证明在于，logos①如果不明晰，便不能完成其任务。”[4]172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把言辞与话语意义的logos联系起来。我们再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第四类隐喻的另一个例子，“撒种叫播，但太阳光辉的“撒”却没有称谓。但这种情况之于太阳的关系和播之于种子的关系是相似的，据此就可以说‘播种神造的光芒。”[4]163-164这个例子表明，该语句在缺少比例对应项的情况下仍为语言增加了新的富有意义的内容，表明了其隐喻理论已超出语词代替的解释框架。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不是简单地通过以名词为中心展开的分类理论和修辞格研究。“它是一种不仅影响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内核的过程，而且是影响所有具有意义的语言实体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表示意义变化本身。”[2]15语言的大陆并不是纹丝不动，而是在漂移。世界经验的增长，新经验与旧经验的相互交织，都是由于隐喻运作其中。只不过经验的增长造成的变化是隐喻的抽象化程度加大，隐喻的幂次叠加，隐喻的不可见性越发明显。因此隐喻并非狭义上的词类，而是起普遍建构作用的语言生成和语义迁移。

三、作为想象力展开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对诗人运用隐喻的能力大为称赞。“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隐喻词。唯独在这一点上，诗人不能领教于人。不仅如此，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须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3]158我们可以得出隐喻的动词意义被强调，并且隐喻有适当不适当之分。“隐喻应当从有关系的事物中取来，可是关系又不能太显著;正如哲学里一样，一个人要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关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的相似之点。”[1]342但更重要的是隐喻作为一种天性，没有可以因袭的规则。隐喻形成于对相似性的发现，而发现的本领却不是通过练习所能增长。“唯有隐喻涉及意义的转移，因此在平常层面有意义的某事物，并因而明晰者，也可以被置于特定情景，以指出一个全然差异的解读，因而是奇特的。这需要一个好天资，才能看出这种联系的可能性。”[4]177

但如果我们把使用隐喻视为诗人或演讲家的特权的话，将是荒谬的。诗人、科学家、哲人思想家等诸才思敏捷者无不乐于或善于在隐喻的天地中驰骋、翱翔。隐喻的能力更是作为人的普遍能力。这样讲并未超出亚里士多德该理论所许可的界限。人的天赋各有不同，但就天性而言，却是人所俱有。“没有某种形式之隐喻，思考根本不可能。”[4]177儿童运用隐喻的自发性具有启示意义。儿童的经验世界是起步阶段，所经历的新经验亟待化合。儿童通过拟人法等隐喻指出经验间的相似性，实现现有经验对新经验的含摄。隐喻是去陌生化的过程，以便使新经验不再是一座孤岛，隐喻拉近了新经验与已有经验的维系，它是经验建筑术。儿童之所以能作奇妙的隐喻是因为儿童纯而不杂，能留在经验中的东西是鲜明突出者，而隐喻自发进行，以鲜明突出者喻鲜明突出者，便成就奇妙的隐喻。在这一意义上，诗人与儿童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在实现经验世界的生动性展开。所以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富有深意的话：“巧妙的话来自类比式隐喻和使事物活现在眼前”，“借用表示活动的词句使事物活现在眼前。”[1]341对此利科的理解富有见地，他指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说“隐喻是‘使……出现在眼前，是因为它‘表示现实中的东西。”[2]58“将人描述成‘行动着的人，将所有事物描述成‘活动着的事物很可能是隐喻话语的本体论功能。在此，存在的所有静态的可能性显现为绽放的东西，行为的所有潜在可能性表现为现实的东西。”[2]58

归根来讲，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使用隐喻的天赋是想象力的运用能力，而隐喻形成的内在机制就是想象力的展开过程。康德對想象力的思考有助于澄清问题。经验发生关联不是敏锐之人发现其客观现成联系，而是主动构造的结果，因为如康德指出的：想象力在感性与知性的联结方面、在实践理性法则在尘世特定情境的执行上、在审美、有机体观念得以实现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也是康德提出的图型、模型、象征得以实现的功能基础。康德甚至指出，先验图型是人类灵魂深处隐藏着的技艺;其原因就在于想象力在最隐潜处发挥作用。就康德哲学语境而言，想象力不仅在规定性判断力中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反思性判断力的促成上，实现无目的合目的性。进一步，在不相关中发现关联，在固定的经验中打开新的境遇，依靠的就是想象力作用的反思判断力运作。想象力昭示着自由，想象力不受阻碍，没有偏见，肆意地在荒芜的质料世界注入生气，在看似不可能中实现新的可能，在看似没有道路的地方开辟新的道路。知性规定必须联合无规定的规定性才能实现经验世界的生成。这种无规定性的规定性即是康德所揭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世界呈现美和有机体的征象，预示了经验的引导性关联方式：隐喻。“感知、思考、发现相似性，这不但在诗人那里，而且在哲学家那里都是将诗歌与本体论结合起来的隐喻天才的表现。”[2]33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呈现了被误导的假象。如隐喻散见于诗学理论和修辞学理论，隐喻字与其他词类的区分，以及对诗人天赋的称赞，都容易被视为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狭隘理解，但通过对关键理论细节的阐发，我们能够一窥其真实面孔。

注释：

①logos：逻各斯，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一般指世界的可理解的一切规律，因而也有语言或“理性”的意义。希腊文这个词本来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语言、说明、比例、尺度等。

参考文献：

[1] 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 戴维斯.亚里士多德《诗术》解诂[M].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田伟松（1986—），男，汉族，河北无极人，博士，江苏理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

张晓光（1987—），女，汉族，吉林松原人，单位为江苏理工学院，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