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遥
上世纪90年代,在工厂里做工程师的我爸,喜欢画画,他的山水画里点景之物是高压线塔或拖拉机。儿时的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問题,可上了美院之后,我发现几乎没有一幅山水画上有电线塔。
如同今天人们对高压线塔及联合收割机的态度一样,早年的荷兰风车也经历过这样的歧视。尤其是神职人员对这些“险恶”的异己性物质很过敏,布道时会情不自禁地抨击风车。对风车价值和作用的重新评价,要归功于荷兰全盛时期大画家们的作品。他们对这些为荷兰带来生机的机械进行了充满感情的审美投射,风车被放置在画面的C位,它们在风暴中安详坚韧,它们在黄昏的金色光线下熠熠生辉,后来,风车成为荷兰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物。
阿兰·德波顿的《工作的迷思》里,写到一位在苏格兰乡间安装高压电线塔的工人伊恩。他是“高压输电线塔鉴赏协会”的会员,这个团体非常小众,财力匮乏,他们都不太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爱好,因为它不像热爱田园风光那么顺理成章,甚至不像个正当的爱好。

作为厂矿子弟的我,对这种着迷于工业之美的情感很是理解,小时候每次跟父母去车间,就像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异度空间,齿轮飞旋、火花飞溅,机器轰鸣起来,就像神秘的怪兽呼啸而来……在等候父母下班的无聊时光里,车间门口成了我的游乐场,钢筋下弦杆是我的游戏器械,废弃的零件池是我的百宝箱。长大后,这些车间、厂房和车间门口的植物梧桐树和四季青,在记忆之水里荡漾,都变成了摇曳的镜花水月,成了一种可望而再不可即的追忆和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