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底,我的父亲下岗以后,有半年时间是在牌局中度过的。和父亲打牌的都是邻近工厂的工人,玩一种叫做锄大地的扑克牌,不要大鬼二鬼,两两对家,每人十三张牌,所以又称作“十三张”。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最快的速度打完手中的纸牌,以便对手的牌可以翻倍计分。八张起翻两倍,十张三倍,一张牌都没有打出,就是四倍,往往拿到好牌的人都打得意气风发。一般打一百分一局,一个早上可以打好几局。计分时,甲乙丙丁的分数就记在烟盒的背面。偶尔也打麻将,不数番,只打鸡胡。打麻将消耗的时间更多,在轮流摸牌、出牌的时间差里,父亲点上烟,静观着场上的局势,摸上的牌也不用看,被生烟熏黄的大拇指一抹,要的就留下,不要就甩出去,技巧很多。麻将像玻珠一样被弹出去,滑行在牌面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久而久之,我发现这种声音有它迷人的地方,仿佛声音具有一种特别的重量,痛快,干净利落。
我跟母亲说,他们不赌博,顶多是输了夹耳朵、夹头发,用的是晾衣绳子上的木夹子。也有贴纸条的,罚蹲的。有时你能够看到他们打牌当中,有人站起来,这多半是蹲得腿发麻,活络活络筋骨。母亲对我的话当然不放心,但也只能摇摇头。
有一天,姑妈直接把冰箱运到工厂宿舍,让父亲重操祖业。父亲把他那辆二十六寸墨绿色自行车停靠在楼道里,去厂里的车间拿了几根角铁,大步穿过灯光球场,回到宿舍。一个下午就把三轮车架焊接成型,再锯几块杉木板填到车架上固定,骑着车,一路上经过水泥厂、铸造厂、铝制厂,又经过二淡、枢纽、水电站;骑着车,过了郁江大桥,在郁江桥头的路口摆起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