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我和朱镕基在上海做搭档

徐匡迪

1978年是新中國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带领亿万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也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岁月。

教授从政

1991年初，我随朱镕基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

有一次在法国证券交易所，翻译的同志对可转换债券不了解，翻成了转型的债券。朱镕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企业可先发债券，如果经营三年效果好的话，债券可以变成股票，成为它的资本金。朱镕基听后不大确信，便用英文问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结果法国人连声说对。

事后朱镕基问我：你是学工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我说，我在瑞典兰塞尔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发行过可转换债券。通常，我们要承包一个钢厂投资项目，制造设备的时候需要融资，通过这一途径融资，成本最低。

在回国的飞机上，朱镕基叫我过去，他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

我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 他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他当时已经酝酿改革，要使上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来到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我也出席了会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向小平同志介绍我说：“这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教授，现在从政了。”

小平同志说：“教授从政好啊！搞‘四化需要有很多的教授从政。” 我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科技知识和对国外市场经济的了解，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转变职能

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计划经济最周密、最彻底的城市。1992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并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为上海加快改革开放吹响了冲锋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应当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我们计委一班人经过讨论，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得到邦国、黄菊同志的支持。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建议是：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40%用于城市基础建设，还有25%用于社会事业，等等。

如果市委批准了这一切块方案，那么计委就把相应的投资规模下达给相关部委，具体项目则由各个部委审批后报计委备案。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

筹措资金

第二个方面，计委要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

朱镕基同志当上海市市长时，曾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了两笔钱，建起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再要建桥怎么办？当时搞浦东开发，每天有10万辆汽车要过黄浦江，摆渡坐船从浦西到浦东需要40分钟，只有两个桥、一个隧道，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想到了借鉴国外BOT的办法，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两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即可筹到24亿元用来建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可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后，我们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这样，我们就把现有资产盘活、投资规模放大了。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炸毁的废墟上居民自己搭建的。要重新建设城市、改善那里人民的生活，必须解决棚户区居民的拆迁问题。

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结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供搬迁的居民居住。搬迁以后，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批租8000美元，而城郊接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筹到的款项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市中心的工厂也都退二进三批租给外商去开发。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在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上海连年高速发展，上缴中央财政每年递增30%以上，最后领导也充分肯定了上海在率先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

放开价格

第三个方面，是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都是由计划、物价部门规定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

当时上海有一个果品蔬菜公司，它组织了一个大的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搞采购运输，但效益不好，还要政府补贴。我们试点的办法是果蔬公司只搞交易市场，只管挂牌价，而不管采购，而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高5分钱，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从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到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香蕉，广东的荔枝。过去国营公司的采购员在产地采购后不随货回来，新疆的哈密瓜运到上海沿途损失达25%到30%;而个体户从新疆到上海是睡在哈密瓜上的，基本上没有损失。

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开的改革。在1995年时，全国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维持现状，由于购销价格倒挂，每年由财政补贴6000多万元;另一个是价格放开，粮油价格随行就市，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将受影响。

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共有三十几万低收入群体，其中包括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和支边支疆回来后没有合适工作的青年，如果每个月白送他们20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还不到4000万元。所以我们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

后来随着发展，老百姓的要求不断提高，我们也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后来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干脆直接发补贴，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