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文 陈祎舒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11-0060-10
有关人性论的认识,历来受到儒家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告子、荀子等人就围绕着人性善恶与否表达了自己不同的观点。直至宋代,以张载、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了“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主张。顾名思义,性二元论正是将两方面的因素在性上内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宋儒在维护孟子性善论的前提下,通过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的视角,试图对前人的人性论思想进行吸收与调和,并进一步加以创新阐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提出,是人性论发展历程当中的历史关键节点,既是对古代人性论的全面总结,但也因此引发了更大的争论。明代学者本着理气一体的原则,针对性二元论中割裂理气的倾向,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内涵与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加以改造,并进行了新的诠释,人性论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可见,有关人性论的讨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争讼不息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就先秦时代来看,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关于人性论的分歧往往来自对善恶之源的认识不一,但对人在经验世界中可能表现出的善恶两种倾向的认识则是相同的,这种共识也为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这对范畴的提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其次,明代诸多学者之所以反对性二元论,就在于其表现出割裂理气的倾向,然而在解构性二元论并进一步建立己说的过程中,又不得不对人的善恶追根溯源,重新加以分析说明,最终又回归到先秦学者关于善恶之源判定的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