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之轻的逃离

陈进

现代人面临千疮百孔的现实生活，以及无处不在的规训，幻想逃离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性的精神症候。既然小说选择了“逃离生活”这个主题，就要承担起这个主题的深与重。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说：“一个文学人物的活力，和戏剧化的行为、小说的连贯甚至最基本的可信度——更不要说可爱度——关系不大，真正有关系的是一个更大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意义，是我们意识到一个角色的行为具有深刻的重要性，某种重要的东西正遭受威胁，而作家在人物头顶沉思，正像神在水面上沉思。”所以，在这里提出的深与重，不是说要将小说写得艰深晦涩或者主题沉重，而是要有足够的理由支撑起人物的逃离行为，并在逃离中进行有深度的心理描写，从而反映出时代征候、体现出哲学意味。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也是合二为一的，只有人物逃离的合理性与合情性得到读者共识，才是具备时代精神的必要条件。否则，就会将小说写成一般的旅途艳遇或者千里送炮的俗气故事。在《西出阳关》里，一对都市男女逃离了原先的生活，来到兰州及河西走廊一带。无论是他们逃离的理由，还是“在路上”的经历，都明显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钟原“西出阳关”之前的生活，作者很明显是想表达人物在都市生活中的压抑和繁重工作下的异化。作者精心设计出“地铁”“电梯”意象，用以隐喻城市生活的机械复制、孤独迷惘、空虚寂寞、庸常琐碎等。如“地铁像一串明亮的巨大盒子，穿行于深藏地下的黑暗管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