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八路军干部个人阅读史

李宇轩

1943年12月15日，八路军战士赵勇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虽处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但“只要想读书还是可以挤出时间的”。遇到反“扫荡”或大转移时，为了轻装行军扔掉的书不知凡几。“心里时常惦着这些书的安全和下落”。曾任国民党少校参谋的马千里到达延安后，最大的感受是延安青年的学习热情，“不仅在中国，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少见的。”

抗战前，中共军队干部中工农出身的占据较大比例，文化水平较低，中共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大量新知识分子的加入，文化水平的渐次提升，也提升了八路军干部自觉主动阅读的习惯和意愿。不少人坚持“每早二小时学习制度”，还有的通过记日记的方式督促学习。

八路军一二九师干部秦基伟为了进一步提升阅读水平，决定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认为“这不仅是练习文字上的进步，而且是对自己思想意志上的检查，并希望诸同志时时检查加以批评，其目的是使这个记日记的过程能向着规律而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八路军干部的阅读书单可看出，政治读物是他们关注的重要书目。

关注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时事演变，是不少八路军干部共同的阅读倾向。特别是对《世界知识》《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报刊的关注。《新华日报》是八路军干部特別感兴趣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