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民族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的形成与演变

李俊宇

（1.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2.宁德师范学院 语言与文化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犹太人酷爱读书，十分重视教育，并在科技文化方面涌现出许多非凡、杰出的人物，这已经成为共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注意到了犹太民族的这一重要文化特质，他们频频撰文，希望能借鉴犹太人的成功经验，培养国内良好的读书氛围，建设创新型国家。如朱永新说道，“酷爱读书，是犹太人在亡国两千年之后又能重新复国的重要原因；酷爱读书是犹太人在复国之后，能迅速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原因。一句话，酷爱读书使犹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热爱读书的国家，必定是不断向上的国度。”[1]刘道玉认为，“以色列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们走的是真正教育兴国的道路，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典范。”[2]不过，国内这些关于犹太人重视读书、教育的文章，也许是囿于篇幅，并没有从学理上揭示犹太人这种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和形成原因。其实，犹太人重视教育、酷爱读书是犹太民族崇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传统的一种外在体现，即对知识、智力的高度重视，达到了一种顶礼膜拜的程度。这种传统起初的根本特征是宗教性，因此又被称为宗教崇智主义（religious intellectualism）传统。那么，这种宗教崇智主义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我们有何启示？

一、《圣经》与《塔木德》时代崇智主义传统的形成：为上帝而读书

国内学者刘洪一在《犹太文化要义》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圣经》《圣经后典》《塔木德》等犹太经典中犹太人借上帝之名对智慧、读书的反复强调与重视，并指出：“犹太崇智主义伴随着犹太教的传播、犹太文化的发展而得以不断地延展和弘扬。”[3]270普通意义上的崇智主义指的是对知识的高度重视，并愿意献身于对知识的追求。在犹太人中，宗教崇智主义则是将尊崇智慧、获取智慧与对上帝的崇拜结合起来，抑或说，尊重知识、热爱学习是崇敬上帝的题中之义，“尊崇智慧就是敬奉上帝，智慧完全成了上帝神性的一种外延与体现，敬畏上帝就是‘知识的开端’。”[3]269其实，智慧不只是上帝神性的一种外延和体现，也是上帝神性的内涵，因为上帝不仅知道一切，而且是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对上帝神性的探求、沉思与领悟，就是对智慧的探求与获取。获得智慧的喜悦就等于沐浴在上帝神性的光辉之中。国外学者维克多·卡拉迪（Victor Karady）在《现代欧洲犹太人》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犹太宗教崇智主义的：“宗教崇智主义指的是整个的一种机制，它要求作为经济主体的成年犹太人有义务获得宗教实践所必须的知识和能力。这主要指的是足够熟悉希伯来语，使得学习《圣经》《塔木德》这一类希伯来经典著作成为犹太宗教、文化的基本传统。”[4]57卡拉迪是从实践层面来阐述犹太宗教崇智主义传统。这样看来，犹太宗教崇智主义的初始目的在于传承犹太教，对于犹太人而言它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刘洪一和卡拉迪两位学者并没有明确指出犹太宗教崇智主义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倒是波提艾尼（Maristella Bottiaini）与埃克斯坦（Zvi Eckstein）的《被选的少数人：教育如何形成犹太历史：从70—1492年》这本著作让我们从中发现其端倪。波提艾尼与埃克斯坦运用经济学理论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了犹太人为何特别重视读书和教育。该书对此问题的核心观点是，犹太人原本有两大精神支柱：一是耶路撒冷圣殿，二是《圣经》和《塔木德》，“但当圣殿二次被毁之后，犹太教永久地失去了圣殿这个精神支柱，从此沿着一条独特的轨迹发展。”[5]5也就是说，圣殿被毁之后，《圣经》《塔木德》等经典就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精神依靠，而学者和拉比成为了新的宗教领导者，犹太教徒们的活动从在圣殿进行宗教活动转向在会堂学习《塔木德》等犹太经典文本。也就是说，犹太民族传统从此沿着以文本为主的道路发展：习经、释经、注经成为了学者、拉比和犹太教徒们的主要宗教活动。日积月累，《塔木德》成为犹太人智慧之源，正如徐新所言，“事实上，犹太人所具有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智慧和精神洞察力不是来源于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来源于《塔木德》式的思辨。”[6]对于绝大多数犹太教信徒来说，学习《圣经》《塔木德》是他们不竭的精神动力、情感上的慰藉、心灵的安放之所。

而且，犹太人的宗教学习成为一种宗教义务，并逐渐演变为家庭责任，即父母有义务让孩子受到基本的宗教教育，如伯斯坦(Marver H.Berstein) 所言，“对学习的尊重深深植根于犹太人之中，成为了一种宗教义务和家庭职责。”[7]而且不但孩子要学习，成年人也要学习，学习的场所也不限于会堂，家庭也是学习的地方。逐渐地，对犹太人来说，学习成为一种崇拜，既带有强烈的智慧性，也带有强烈的情感性，变成了一种直觉意识，无需论证其必要性，也就是说，读书、学习成为了一种自觉养成的终身相随的生活习惯。这种读书习惯和学习热情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而得到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犹太人生活的中东地区处在穆斯林统治之下，首先，“从总体上来看，穆斯林还是尊重犹太教的。”[8]34也就是说，穆斯林对犹太人还是比较宽容的。另外，更重要的是，穆斯林在它所统治地区将阿拉伯语作为统一使用的语言，并且使用一套统一的法律制度，这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开展，在当时伊斯兰教统治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基督教统治地区。在伊斯兰教崛起前犹太人主要从事农业，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无法发挥优势。而伊斯兰统治地区的城镇化非常有利于教育水平较高的犹太人在城镇中从事技术性工作，这些工作带来的收入也远高于从事农业，因此，这激发了犹太人投资教育的热情，“一旦大多数犹太人成为了从事手艺、贸易、借贷、医药这些行业的城镇居民，他们就增加了对孩子们教育的投入。”[5]142犹太人的城镇化与犹太人重视读书、教育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城镇化需要能识字的犹太人，而识字的犹太人又反过来有利于他们的城镇化，促使他们城镇化，大量地从农村土地上脱离出来，转向城市。城镇是贸易产品的集散地，交易的便利场所，相比农村而言，犹太人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且，由于城镇化，犹太人聚居在城镇里，更便于交流学习，他们常常在聚居的城镇里建立会堂，作为大人、小孩学习的场所，极大地促进了犹太教育的发展。

由以上可见，犹太人的读书传统是从学习《圣经》《塔木德》开始形成的。《圣经》《塔木德》是上帝智慧在人世间的集中体现。而且，在《圣经》《塔木德》中充满了大量重视智慧、鼓励犹太人读书的内容。国内犹太学者徐新认为，“犹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是作为犹太人本身的基本要求，是为学习而学习。”[9]犹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是作为犹太人本身的基本要求，这是十分正确的，但读书“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是为学习而学习”，则要看是针对于哪个犹太人读书群体了，如果说是虔诚的犹太知识分子，那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如果是普通穷苦犹太人，则不一定如此。而且，不同时期的犹太人，不同年龄阶段的犹太人，他们读书的直接目的或激励他们努力读书的动机是有很大差异的。犹太教领导者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法来确保这种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的形成。而且，这样一来，尊崇学问、尊重读书人，在犹太人中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一句口号。那么，他们采取的具体方式如下：

第一，通过犹太律法和社会舆论将读书与犹太教信仰绑定在一起。判定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看他是否信仰犹太教。如果他信仰犹太教，那么他就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读书。犹太民族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除了借上帝口吻在《圣经》和《塔木德》等经典中反复劝慰犹太人要重视智慧和读书，还颁布实际的律法和引导公众舆论来规范、约束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并起到凝聚人心、保持犹太民族本色的作用。“大约在公元63-65年时，法利赛高级祭师约书亚·本·伽马拉（Joshua ben Gamla）签署了一个宗教命令，要求每一个犹太父亲要将他六、七岁的儿子送到初级学校去学习。”[5]71当然，也有信仰犹太教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不让孩子去读书的。如果是犹太人而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那么他要遭到其他犹太人的嘲笑和轻视，“在犹大·哈纳西（Judah haNasi）和其他拉比们看来，一个不让孩子接受托拉教育的父亲是一个被犹太社区抛弃的人，他会受到来自社会的一系列惩罚：不能被选为法官，那些有女儿的父亲不会把他们的女儿嫁给这些人的儿子。”[5]77这样一来，不读书的犹太人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很可能影响到婚姻，因此，除非个别实在极其贫穷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会送自己的儿子上学。

第二，建立和提高犹太教师（拉比）和犹太学校的地位。犹太人对他们的教师（拉比）非常尊敬，拉比是学识、道德上的引路者，也是解惑者。拉比绝不只是一个“教书匠”，而且还是知识的创造者。拉比们不仅教授《圣经》、《塔木德》中的内容，还具有解释《圣经》等经典的权利和义务，知识丰富的拉比常常著书立说，因此他们又是知识的创造者。在二战前的欧洲，拉比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们不仅是教师，而且是权威，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还拥有一定的处理团体内部事务的权利。我们试想，如果拉比只是一个简单的传授知识的“教书匠”，那么拉比不会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如果拉比的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那么学生对于知识、学识就不会尊重。拉比的地位在犹大·哈纳西做拉比时到达了顶峰，犹大·哈纳西是大卫王的后裔，希勒尔（Hillel）的曾孙，他在大约200年时，编辑成了《密西拿》（Mishna），“他被冠以‘王子’‘老师’‘我们的老师’‘我们神圣的老师’等称号。”[5]75

犹太人读书、受教育的地方大体有犹太会堂（synagogue）、犹太初级学校和后来的授业座（yeshiva），又称耶什瓦。犹太会堂是犹太大人与小孩学习的主要场所。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会堂兴起，它对犹太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初级学校主要是供孩子们上学的地方，在这里由拉比教授他们基本的宗教知识，也教会他们读书识字。“授业座”一开始是个学术机构，它后来发展为正统犹太教的一个教育机构，教授已经具备初中级犹太知识的学生。在《圣经》和《塔木德》时代，“授业座”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教育机构，还拥有管理犹太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授业座充任学术、高等法庭、治安主体等职责，在这里几代的坦拿们讨论普通犹太人递交给他们的有关宗教、社会、经济方面的事务问题，他们在这里也解释圣经和神圣的律法，签署法令等。”[5]75由上可见，犹太拉比、犹太学校与犹太教以及犹太教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或提高了犹太拉比、犹太学校的权威和地位，使得拉比和学习都带上了神圣的色彩，以至于人们会以一种崇拜和仰慕的眼光来看待拉比和学习犹太经典。

第三，缴纳一定的税收和实行“寄食”制，保证穷人和孤儿能上学，真正实施普遍性教育。《塔木德》里有这样一段话：“拉比教导说：如果有一个人来到天堂前说：‘以前我太穷，忙于生计，所以不能学习。’那神就问他：‘你以前比西勒尔还穷吗？’”[10]108这个例子本在鼓励人们读书，但在另一方面说明了在历史上，由于贫穷许多犹太人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或者说被迫放弃了学习。在古代乃至近代，犹太穷人和孤儿的上学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往往交不起学费。为解决这个问题，犹太人缴纳一定的税收，拿出其中一部分来解决这些穷人和孤儿上学的困难。除此以外，在犹太社会还形成了一种“寄食”制度（或习俗），即穷人学生可以去富人家吃饭。对于学生来说，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继续学业。这种“寄食”制一方面是出于对知识、对读书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大大有利于形成和巩固崇智的读书传统。

第四，培养学习兴趣、改善读书方法。据塔木德记载，“犹太小孩第一次上课，要穿上最好的衣服，由拉比或有学问的人带到教室。在那里，他会得到一块干净的石板，石板上有用蜂蜜写就的希伯来字母和简单的《圣经》文句。孩子一边诵读字母的名称，一边舔掉石板上的蜂蜜，随后，还要请他吃蜜糕、苹果和核桃。此举的目的是告诉孩子，知识是甜蜜的。”[10]107这个例子被国内许多文章大量引用，作为犹太人重视知识、鼓励读书的例子。但是，反过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那些犹太成人要将“写就希伯来字母和《圣经》文句”的石板涂上蜂蜜，还要请小孩吃甜食，这说明这些成人知道读书是“苦”的，他们担心小孩日后会因为学习字母和经典感到枯燥乏味而中途放弃。毋庸讳言，“青灯伴黄卷”的生活是清苦而乏味的。尽管培根在《论读书》中，将读书比作进食，但知识的获取并非如吃东西那样容易，需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正是因为认识到读书之不易，所以犹太人才将刻有《圣经》文句的石板上涂上蜂蜜。

二、中世纪时代犹太崇智主义传统的发展：为启智而读书学习

中世纪是犹太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时期。到中世纪时，犹太人的教育向世俗化转变，且继续向大众化推进。犹太宗教崇智主义在《圣经》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但那时的宗教崇智主义带有一定的“盲性”，人们接受这种思想观念是未经自己的内省，是由“上帝”直接给予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性精神的张扬，犹太人得以从理性上来理解和接受宗教崇智主义。其中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为此做出较大的贡献。迈蒙尼德是中世纪时期杰出的犹太哲学家，他从理性的角度丰富了犹太教的内涵。迈蒙尼德对读书与犹太教信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直接的诠释，他将智力上的完善与宗教经验直接连为一体。在他看来，对上帝的知识越多，对上帝的爱就越多。一个人要真正爱上帝，就要学习与上帝有关的各种科学知识。迈蒙尼德非常强调智力上的成就，他说，“智力上的成就对于宗教上的完美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组成要素。运用我们的智力来探究宇宙的本质和托拉的意义是一种宗教义务，二者都是对神圣的揭示。”[11]在迈蒙尼德以前，犹太人是从直觉与感性上来认识学习与信仰的关系，而那些宗教领导者在实践上通过律法规定与宗法社会舆论来“强制”人们学习经典。迈蒙尼德则不同，他是通过理性分析将学习与宗教情感联系起来，即你要爱上帝，那么就要完善自己的智慧，就要好好学习。

在古时犹太人最初学习犹太经典的方式是死记硬背（rote），这种读书方式并非一无是处，但并不利于心智的发展，如果长期使用很有可能导致厌学情绪。随着犹太教育的发展，犹太拉比们渐渐将他们互相之间使用的研究、探讨、诠释原典的方法引入教学之中，逐渐地形成研读的传统，这对于犹太人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非常重要。可以说，犹太人研读的传统，是从研读《圣经》《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开始形成的。研读需要思考，而思考、领悟会产生智力上的乐趣。因此，它将原本枯燥的经典学习变得有趣。在历史上一些犹太人能够十年如一日地潜心攻读，其秘诀在于此。迈蒙尼德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在他看来，沉思、询问、不断地思考才是学习宗教戒条的真正方法。其实，迈蒙尼德提出的这种学习宗教条例的方法对于世俗学习同样重要和有效，尤其是对于经典的学习。犹太人具有爱思辨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在学习宗教经典上养成的学习习惯。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美国犹太作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如对上帝、宇宙、人生的沉思。在这方面索尔·贝娄是其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洪堡的礼物》中通过叙事者西特林展开了对宇宙、自然的深深思索，思辨的内容在该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我们还常常发现，犹太人思辨的重要内容是宇宙的奥秘，在他们眼中，宇宙观与他们的上帝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晚年的爱因斯坦的“有神论”其实就是将宇宙的形成看成是上帝的创造，只不过爱因斯坦眼中的上帝是理性推论的结果，一个非人格化的上帝。

大体而言，在《圣经》《塔木德》时代，犹太人读书的内容由犹太教所规定，读书方式由拉比所决定。可以说，犹太人是为上帝而读书。客观地说，宗教崇智主义读书传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它毕竟将人的智力发展与神学绑定在一起，削弱了人的主体性、主动性，难免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人们的创造活力。到了中世纪后期，犹太人的学习内容和读书方式有了一些变化。在学习内容上，“到中世纪早期时，犹太教育在时代的激荡之下，已经越出了宗教的范围。”[7]119此时外部科学技术渐渐传入犹太人中，“在中世纪从希腊人中继承而来的哲学和科学经阿拉伯学者传入到犹太社会中，犹太人戏称为‘外来科学’。它们不是所有犹太男孩从中受益的传统犹太教育的一部分，也不在犹太教育的课程和课堂上系统传授。”[12]398这些科学很吸引年轻人，许多学生靠自己阅读科学文献或向著名学者学习来获取这些科学知识。在大约14世纪时，犹太民间还出现“百科全书家”，他们向年轻人传播初步的科学知识，其中有些人编一种用于学习科学常识的小册子，供入门者学习。因此，自学或游学成为获取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在自学中，语言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要读懂或听懂首先就要掌握该种语言，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而犹太人的散居状态天然有利于他们掌握多种语言，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人已经在宗教学习中学会了希伯来语，这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其他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世纪时，许多犹太人讲一口带有当地方言特色的、独立于宗教的土语，它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宗教语言用的是希伯来语。在穆斯林地区的犹太人平时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上常用阿拉伯语。”[12]398熟悉多种语言非常有利于他们接触和学习那些“外来科学”。

中世纪是转向启蒙运动的过渡期，此时犹太人读书方式和内容的变化是启蒙时期后世俗崇智主义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抑或说这为后来时期的读书传统的形成做足了准备。

三、启蒙时期以后崇智主义传统的演变：为个人、为民族而读书

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启蒙运动后，欧洲封建制度解体，犹太人逐渐走出隔都状态，获得了自由。他们接受了新的思想，许多人逐渐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他们的读书目的和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犹太人的崇智主义传统并没有被启蒙运动冲刷殆尽；相反，启蒙运动激发了犹太人强烈的求知欲，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巩固并发展了犹太人的崇智主义传统。启蒙运动下对新知的探求是犹太人在历史上得以全面崛起的关键。

在19世纪后半叶犹太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文学等领域崭露头角，贡献极大。可以说，犹太人在启蒙运动后期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崇智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卡拉迪在《现代欧洲犹太人》中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宗教崇智主义成为了犹太人智力投入的历史典范，进而导致了犹太人世俗意义上的‘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这种宗教学习习惯的世俗化大大拓宽了犹太人的职业范围，有利于他们的职业流动，也有利于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世俗化。”[4]59卡拉迪在肯定宗教崇智主义传统的基础性作用时，接下来还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分析了犹太人能够崛起于启蒙运动的其他重要原因，比如他认为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强烈需求以及在融入过程中招致的排斥和歧视刺激了他们在学业上更加努力并取得更好成绩。

确实如此，为融入主流是许多犹太人拼命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以外，还有“走出去”和“向上走”这两个读书原因（或动力）。 其实，将卡拉迪的“融入论”与后面这两个原因并置起来，就形成了犹太人通过读书发展的一条脉络，即：“走出去”→“融入主流”→“往上走”。

（一）东欧犹太人读书：了解世界、获取新知、“走出去”

卡拉迪在《现代欧洲犹太人》中论述的对象主要是中西欧犹太人。但其实，对东欧犹太人崛起的研究更有价值和启发意义，因为这个群体经历了一个从封闭落后的贫民群体到觉醒开放的中产阶层，进而部分人臻至上层的艰辛过程。东欧犹太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启蒙运动早期主要生活在波兰所辖区域。十六、十七世纪时的波兰社会对犹太人比较宽容，而且该时期的波兰犹太人受到周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教育文化上欣欣向荣、颇具活力。即便在启蒙运动的早期，“启蒙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在希伯来著作中，犹太人也在基于理性和思考的世俗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能够与宗教信仰和谐共存。”[13]在16世纪初时，拉比们对塔木德的阐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开放式的，被称为“批尔普尔”（Pilpul），是通过讨论和对话来解释经典中的观点，反对教条主义；另一种是用理性推理来论证讨论的目标，也就是先确立了观点，然后来论证该观点。在当时，宗教相对宽容，人们可以进行大量的辩论，“批尔普尔”这种方法占主流。16世纪的波兰犹太教育比18世纪要繁荣得多，在许多大城镇里都有授业座。在欧洲犹太人中，最先接受启蒙思想的是德国上层犹太人士，以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代表。然而此时启蒙运动只是在犹太上层人士中展开，对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东欧犹太人更是如此。因为在18世纪后期，犹太人口最集中的波兰被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它的很大一片领土并入俄国，许多波兰犹太人成为了俄国犹太人。而在19世纪中后期，俄国对境内犹太人实施限制、排挤和迫害政策，导致这些东欧犹太人陷入贫穷、封闭、落后的状态。因此，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很晚才普遍渗透到普通犹太人之中。

一些出生于东欧、熟悉东欧生活的著名的犹太作家，如早期的俾莱芝（I.T.Pereg），后期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往往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普通犹太人，尤其是穷苦犹太人的读书生活。这些作品是全面了解普通犹太人读书状况的重要文献资料。俾莱芝的短篇小说《灵魂》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穷苦犹太孩子的成长历程，主要是他那艰辛的读书生活。小说主人公兼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一个孤儿。在宗教学校里“我”有过两个不同的老师，另外，“我”还接受了一个“异端”的教育，他不是宗教学校的教师，但是具有很深刻的新思想：认为所有人类只有一个上帝，人们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停止彼此的纷争。可见，这个“异端”的上帝观是非常先进的，是一种理想的宗教观，但是“我的母亲请求他不要教我异教的书和知识，只教我写信。”[14]《灵魂》的故事背景是18世纪的俄国，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宗教教育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新思想和世俗的知识已经在民间流传。辛格的小说《童恋》也是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犹太人读书生活的重要作品，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辛格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作家，后来去美国后虽然学会了英语，但他仍然坚持用意第绪语（Yiddish）①创作。主人公兼第一人称叙事者艾伦与辛格的出身相似，书香世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拉比，“我们家里几乎没有家具，四面墙堆满了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我爸爸整天站在读经台旁，翻阅着一大堆翻开着的厚书。”[15]5显然，艾伦一家继承了犹太民族的崇智主义传统。但是，对艾伦影响最深的不是在宗教学校获得的宗教教育，而是通过自学获得的世俗教育，“我曾偷偷地阅读过门德尔·斯弗里姆、肖莱姆·阿莱汉姆、佩雷茨等人的著作。我自学了德语（它与意第绪语非常相似），阅读了格林兄弟和海涅的原著。反正我是抓到书就看，什么书都看。”[15]15在《童恋》一书中，辛格反复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既是获取新知也是顺利“走出去”的最重要的前提。而学习语言本身就是读书、受教育的重要部分。和小说中的艾伦一样，辛格后来去了美国，但他继续用意第绪语创作，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犹太传统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与他英语水平还没达到在创作中自由表达的程度有关。从该作品可以看出，读书群体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固守当地的正统犹太教——哈西德教派的教育，如艾伦的弟弟；另一部分人则积极接受新思想，背离了正统犹太教，有的成为人文主义者，如艾伦自己，还有的则成为社会主义者。艾伦接受了新思想，表达了“走出去”“走向华沙”的强烈愿望，“我知道我只有回华沙才有出路，但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扔回到泥泞的乡村。当我终于设法回到华沙，找到一份校对和笔译工作时，我感到自己仿佛从昏厥状态中苏醒过来一般。”[15]17而艾伦的弟弟则继续留在乡村，继承父业做了拉比。

在19世纪的东欧，“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成为许多人读书的动力，也是他们读书的结果。正是因为读了一些书，他们有点了解外面的世界，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正是为了“走出去”，首先得做好知识的准备。马拉默德在其作品《修配工》中对此有过具体而生动的描述，这是一部历史小说，真实地描绘了东欧犹太人求生存、求知识的强烈愿望。“走出去”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主人公雅科夫是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人，原来住在离基辅并不太远的乡下，他会一点手艺，但谈不上是一个技术工。他接受了新的思想，而不再坚守犹太教。正是因为读书才促使主人公雅科夫萌发了“走出去”的强烈的动机，“近年来，我读过几本书，知道各个地方变化惊人。”[16]10雅科夫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去基辅的行囊里有“斯米尔诺夫斯基的《俄语语法》，一本《生物学入门》，一本《斯宾诺莎选集》和一本至少有二十五年之久的破旧的地图册。”[16]7雅科夫是千千万万犹太人中的一个典型，他也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犹太人，甚至试图通过隐姓埋名来融入基辅的非犹太人社会。而他接受新思想的主要途径是读书。在东欧，那些固守犹太教传统的犹太人往往缺乏强烈的“走出去”的决心和意志。

（二）美国犹太人读书：提升自己、“往上走”

犹太人的秉性中有一种“往上走”的心理倾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他们对读书的热爱，则成为他们“往上走”的有效途径。东欧犹太人的发展，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很值得我们仔细考察的。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大约有200万犹太人涌入美国，其中大多数是东欧犹太人，他们由于历史缘故，在东欧许多国家里遭受歧视、排挤与迫害，许多犹太人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失去学习机会，所以与早期去美国的德国犹太人相比，许多迁往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大多数受教育程度相对比较低，大多是一些小手工业者。在19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流行的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尤其是东欧犹太人聚居的纽约东区，大量的缝纫工人拥挤在狭小的作坊里。这些企业很多被称为“血汗工厂”（Sweat Factory）。由于这些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出现了最早的犹太无产阶级大军。”[17]109但他们用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其中许多人从产业工人上升为专业化人士，或成为企业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犹太人向上的流动的比例比其他种族高出一倍。”[18]95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很多犹太工人觉得自己在东欧小镇上虚度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在美国他们看到了不可限量的可以上升的机会，加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所以在他们中间爆发出强烈的读书求知的激情。许多工人抓住任何时间和机会来提升自己，“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参加了由教育委员会在公立学校主办的每周授课三、四次的夜读班。”[17]217而且许多工人利用任何余暇来自学，“世纪交替数年后，马库斯·拉瓦格(Marcus Lavag)发现，几乎所有的工友都把书带到作坊，大多数是意第绪文的，有的是俄文、德文及英文的。”[17]229这一方面说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的犹太工人具有强烈的读书热情，渴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从这句描述的话里可看出语言对于学习的重要性。要能学习、能读书，首先要能识字，语言在犹太人的学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美国，许多东欧犹太移民尤其是那些年纪较大的成年人为学习英语伤透了脑筋。尽管困难重重，但熄灭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欧文·豪（Irving Howe）是来自东欧的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他出生贫寒，但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为了著名的纽约知识分子，他对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奋斗历程非常熟悉，他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犹太人来说，学习已逐渐变成最具魔力的溶液，这个民族历来重视文字的力量。”[17]235“求知的欲望是普遍的，在少数人中间，它甚至升华为一种强烈而非凡的激情。”[17]216这种求知的欲望和激情是被新的社会环境所激发出来的，求知者看到了通过学习能够上升的希望，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与实际作用，而其根源还是在于犹太人的崇智主义传统，“犹太传统中有一种珍爱学习的声望，而且把这种激情从一代传递给了下一代。”[19]一些成功的犹太知识分子也尽量鼓励这些自学的人们，如《前进报》（The Forward）的总编、著名的犹太知识分子亚伯拉罕·卡恩（Abraham Cahan）激励犹太移民“往上走”，他说：“你们必须尝试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医生或律师。”[17]235当然，犹太人更不会只满足于做一个“血汗工厂”里的普通工人。

总之，东欧犹太人尽管在文化、经济基础上远不如早来的德国犹太移民，但他们敏锐地发现，通过学习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实现“往上走”的目的，同时，也是因为“往上走”的强烈动机，鞭策他们努力学习。而犹太工人之所以能在“往上走”与刻苦学习之间成功实现切换，从历史上来看，还是源于犹太民族的崇智传统。但也要看到，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中的许多人为了谋生和积累资本的迫切需要，忙于在血汗工厂打工或创办、经营这类工厂，往往无暇顾及自己和子女的教育，但一旦他们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头脑中那古老的崇智主义思想就督促他们积极投资子女的教育。而且他们的子女也秉承着这种崇智主义传统，努力学习，尽可能享受美国的高等教育，到第二、三代移民后代时，犹太专业人士的比例显著上升，“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在生产领域的犹太人逐步减少，而在商业、官方机构、公共机构及脑力劳动领域任职的犹太人逐步增多。”[17]556更重要的是，许多有条件的犹太子女拼命往名校、往高深的专业挤；而在学术、科研上，他们往“高精尖”的领域钻，很快就形成了“纽约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比例最高的族群。

除了欧美犹太人群体，以色列犹太领导人更是继承了犹太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确切地说，是崇智主义教育传统）。以色列建国后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虽然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没有读过大学，但他凭着强烈的自学精神，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爱读书、善学习的习惯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有口皆碑。他自己也自豪地称，他通过自学掌握的希腊语足以同柏拉图对话。”[20]这些犹太知识分子式的领导人将教育作为立国、强国之本，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义务教育的方针。其实，建国不久后的以色列中许多人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以色列建国后，鼓励全世界各地犹太人回来，而其中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从拉美和非洲移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无论是在知识水平和行为方式上，都相当落后。而且，那些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许多犹太人并没有积极响应复国主义者的号召奔赴圣地，而是继续留在欧美国家，后来还时不时出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回流”欧美或俄国的现象。然而，由于以色列大力提倡教育，不惜血本投资教育，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知识水平很快得到了提高，其中许多人成为了高级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如今以色列在科技领域的水平是相当高的，而且在以色列犹太人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更是远远高出其他许多国家。

四、结语

犹太民族被称为“书的民族”（The People of Book）、“神的民族”（The People of God），其实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犹太人热爱读书、重视教育的传统是犹太文化的一部分，而犹太文化的核心是犹太教。这样一来，犹太崇智主义传统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崇智主义传统。即使在现代社会宗教崇智主义传统演变成了世俗崇智主义传统，但其实质仍在，表现在犹太人对读书和教育始终抱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犹太人的崇智主义传统表现在教育上的全民性、普及性；对于个人而言，读书学习成为犹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种生存的方式，读书学习不是一时一段的事情，而是终身的习惯。

在犹太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的形成中，犹太经典《圣经》《塔木德》以及犹太拉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圣经》的正典化、《塔木德》的编纂完成与犹太拉比地位的上升这二者是紧密联系的，都是犹太圣殿两次被毁的产物。犹太人从此转向以犹太经典文本为主的阐释、研读与学习，并成为犹太宗教活动的主要方式。拉比不仅成为读书学习的典范，而且培养了犹太大众读书的习惯和氛围，激发了犹太人的学习热情。拉比们阐释、研读经典的方式不仅形塑了犹太人的学习方法，而且培养了他们强烈的思辨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的拉比们通过犹太律法将普通犹太人对上帝的崇拜与对子女的教育义务“绑定”在一起，在客观上促进了犹太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

那么，犹太宗教崇智主义是如何转向世俗崇智主义的？在这方面直接的历史记载与研究文献并不多，但许多犹太作家的文学作品却在这方面给出了重要的启示。总体而言，启蒙运动是犹太人转向世俗崇智主义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催生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强化。人们从此将目光从对上帝的崇拜转向了个人自身的发展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书本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曾经被蒙蔽的心灵，也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尤其是通过阅读世俗科学书籍，犹太人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并敏锐地找到了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刻苦学习、变得卓越。当社会的种族歧视、排挤威胁犹太人的生存与发展时，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试图通过“过度学习”让自己变得非常优秀。犹太人对经典的研读，培养了他们强烈的抽象思辨能力，它对于现代科学的推进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个储备了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民族，遇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的诞生，崇智主义传统蕴蓄的内在潜力就爆发出来，进而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

不管是宗教意义上的崇智主义，还是后来转向了世俗意义上的崇智主义，犹太人对读书教育的重视这条主线没有断裂，而是一直延续下去。即犹太人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都能将读书学习看成头等重要的大事；这种传统的延续性还体现在通过读书不仅可以享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而且可以享受到它带来的“实惠”，也就是说，读书不仅成为精神上得以擢升的通道，而且成为了职业改变、上升的渠道。

总之，犹太民族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的形成、巩固、演变，既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即犹太宗教的独特性和犹太民族的流散性，也是历史机遇使然，如犹太民族在公元7世纪碰上了伊斯兰教的兴起、后来的启蒙运动、以及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宽松的美国社会，等等。因此，可以说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犹太民族崇智主义读书传统是解释犹太民族为何能够屡遭劫难却生生不息，而且能够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认为，在西方科技文化领域里会有那么多犹太血统的名人的主要原因在于犹太人被限制、排挤和迫害的事实，“一个受到迫害、被强行限制在抽象活动领域里的少数派宗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境况成了它完全融入以大量符号和象征为标志的现代性的跳板”。[8]25桑德说中了犹太民族之所以卓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的观点不乏偏激之处，因为从历史上看犹太民族并非处处、时时遭受歧视、排挤而被迫不断迁徙，而且他没有看到由犹太教所奠定并被延续下来的崇智主义传统的强大作用。很多专家、学者是有感于目前中国人不爱读书，或读书氛围不浓厚来谈及犹太人热爱读书、重视教育的崇智主义传统的，但实际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有重视读书、重视教育的崇智主义传统，只是中国人并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将读书作为一种信仰，并没有投入那么大的热情。犹太人奠定与延续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的方法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要形成一种崇智主义读书传统；其次，这种传统不能断裂，要延续下去；另外，在崇智主义读书传统的形成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的地位必须得到现实意义上的提高，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

注释：

①意第绪语是犹太人在流散期间创作出的一种语言，主要为中东欧以及后来的美国犹太人所使用。它是一种混合语言，采用希伯来字母拼写，语法结构则源自日耳曼方言。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批操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在二战中被纳粹所杀，加上以色列官方对意第绪语的排斥，以及美国犹太人积极融入英语世界，使用意第绪语的人数锐减。详见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版），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