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逝去的苏桥老粮站

汤章涛

一

前段时间，我回了一趟老家，一个养育了我二十多年的故乡，赣东北一个偏远而又静谧的热土。

故乡的山水很亲很热很熟，闭着眼也能走一上午。那天上午，父亲邀我去苏桥老街上走一走。苏桥乡与坦下乡已经合并为一个乡，合并后的乡仍然命名为苏桥乡，但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原来的坦下乡。老苏桥街上的乡政府便撤了，成了居委会。昔日的繁华与热闹逐渐消退，但依然能见到当年的街貌和旧式城楼，苏桥粮库便是其中的一角。

粮库，乡亲们叫它粮管所，有的后生叫它粮站，实际上门框边的牌匾印着:“中央储备粮苏桥收储站”。这个地方是当年全乡老百姓生产生活中最需要涉足的地方，它牵动着父老乡亲的神经，魂牵梦萦，昼思夜想，惺惺相惜。

二

粮站，在我岀生几十年前就建成了，具体什么时候开建的，我也不知道。与粮站相连的是粮票，粮票，我见过。父亲是个文化人，小的时候，父亲把粮票锁在柜子里，当命根子。粮票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便稀稀疏疏地不再用了。一般的乡亲们手头有棉票、肉票、布票，甚至点灯的油票，但是很少有粮票。粮票只有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或者公务人员才有，普通的社员岀门做点生意要些粮票路上用，也只能通过村里开证明拿米去兑换,那都是少之又少。

乡亲们平时的口粮只有通过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生产队里给你分口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单位。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生产大队的会计，只记得父亲管了大队里的很多账本,父亲打算盘非常厉害，左手右手能够同时拨动算盘珠子，算出十多位的数字,嘴里时不时地念出一两句口诀，让人着迷。

生产队一直延续到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人民公社便解体了，生产队便成了现在的村民小组。

三

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先要上交公粮，也就是上交国家粮，后要上交定购粮，也就是集体粮，剩下的就是社员的口粮。“大锅饭”时代，粮食产量低,全年粮食亩产只有三四百斤，这还要雨水好，如果雨水不好，亩产一二百斤也是常有的事，一年下来，乡亲们口粮都成问题。所以，每年在夏收和秋收后,县里和公社就组织干部下到公社和生产大队，包点抓粮食征购。大队的广播喇叭几乎二十四小时地响，播放干部动员讲话，粮食征购好人好事和进度表,场面轰轰烈烈、声势浩大。

生产队在完成上交公粮、留足种子和牲畜饲料，除去公积金、公益金,剩余的粮食便作为社员的口粮进行分配。有谷粮也有杂粮，要按当时的标准计价，那时稻谷每斤0.11元、红薯0.03元。杂粮也要进行分配，四斤红薯抵一斤谷粮，一斤芋头抵一斤谷粮，一斤小麦、豆子也可以抵一斤谷粮。谷粮与杂粮一起进行分配。

1958年之前，社员的工分也用来计算口粮，也就是工分粮。大队会计计算岀总口粮的总金额，然后计算出工分的分值，得出每户的金额。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口粮，一般是六四开。总口粮的60%按人头分配，也就是人头粮;剩下的40%按工分分配，也就是工分粮。每户的人头粮加上工分粮，便是该户全年的口粮。一般情况下，一等劳动力能分到640斤口粮，三等劳动力也有600斤口粮。

七十年代以后，生产队里社员的工分不再计算工分粮。为了公平起见,每户的粮食、红薯、大豆分别计价，计算出每户口粮应付的金额。每户工分应得的金额减去口粮应付的金额，是负数的农户要出钱给生产队，是正数的农户等着领钱。一般来说，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农户要拨钱，壮劳动力多小孩少的农户要得钱。

听父亲讲，他读初中的时候，家里除了我爷爷奶奶，就没有其他劳动力了。加上小孩多，劳动力少，得出钱交口粮钱，因而家里粮食非常吃紧。每次吃饭,爷爷让孩子们先吃，最后剩的锅巴饭粒菜汤菜泥，一起倒在碗里，勉强吃个半饱。由于长期体力透支，营养不良，不惑之年，爷爷就因饥饿生病而死去了,那年，父亲才十八岁。

四

八十年代初，我已开始上小学了，虽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已实施,但统购统销的政策仍未废除。农民耕田种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同样按规定给国家交征粮。尽管有的农民打的粮食不够吃，但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每逢夏秋两季收割完稻谷，都坚持到粮站送征粮。

夏季“双抢”完成后，每天清晨，在粮站大铁门还没打开的时候，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已经推着独轮土车来交征粮了。那时，大多数村到苏桥街上很少车辆，有的地方还不通公路，运粮必须靠独轮土车推。独轮土车左右板上可以放两麻袋谷子，有的叠加放四个蛇皮袋谷子，一车下来有近三百斤。乡亲们力气都不错，他们用手扶起车子，肩上韋拉着垫绳，两头垂下套着车把,两臂一起用力，推起来要掌握车子的平衡，持续发力往前走。遇到沟沟坎坎,跟随的母亲们，弓着背帮着拽拽车。一路下来，骄阳如火，挥汗如雨，汗透衣裳。

有时候送粮的人很多，一车车、一担担稻谷排到了粮站的大门口。乡亲们一边聊聊家常，一边伸着脖子往前看，眼巴巴地等着粮站工作人员收粮食、评级、装仓。等轮到自己，便赶忙拎起麻袋去过秤。

粮站的工作人员脾气可不怎么好，很容易就生气了。他们的心情不好掌握,譬如来交粮的是他们的熟人或朋友，他们能高兴地和熟人说上几句：“肥猪长得好不好？红薯儿是不是都挖完了呀？”碰到他们不认识的农民，工作人员就不一定高兴了，査拉着一张脸，冷冷地倪着眼前这个交纳粮食的人。等着评级的老农民，脸上流露岀迫切、焦急、怯懦的神色，就像小学生站在严厉的老师面前一样,忐忑不安地等待。工作人员的手里总拿着一杆长长的探粮枪,往谷袋里一戳，取出粮食一嚼，看谷子是否晒干。工作人员的脸色稍微松弛一些，老农民的气便可舒缓一些。老农民巴不得粮食能评个好点的等级，给个好点的价格，可以抵更多的提留款。

有时，粮站工作人员会对那些不合格的粮食让交粮者就地翻晒，用风车扬尘，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农民尽管心里有些怨言，但是看看这里交的都是爱国粮，也会老实照办。每次送粮，孩子们总喜欢跟大人去玩，跑到粮站的仓库里，看粮食堆成山样的形状。

五

粮站的院墙就像城墙一样厚实，一样巍峨。墙角长着青苔，墙缝里露出几束野草，墙顶上插满了尖尖的碎玻璃，显得更加森严。站在空落落的水泥院坝往上看，可以看见宽阔的蓝天和蓝天下粮站的灰黑色屋顶。来来往往运粮的农民们在宽宽大大的走廊里奔走忙碌，他们在风车旁清理着粮食，在大秤旁秤着粮食的重量。

每次卖完粮，父母亲拿到钱后，常会顺手给孩子们一点零钱。孩子们会跑到苏桥街上买几根冰棒，坐在阴凉处美美地吸着，吸完了冰棒的棒子，孩子们也舍不得丢掉，叼在嘴里舔很久。

粮站，就是这样一个热热闹闹、生机勃勃的地方。

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物质越来越丰富，市场供应越来越充裕,国家开始放开统购统销政策，允许粮食自由买卖了；存在半世纪之久的苏桥粮站逐渐没落了。到了2000年，全国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部分省市的粮站取消征收公粮，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粮站的仓库里储藏的粮食都已清空了，粮站已经退岀了历史的舞台。

如今，公粮和“交公粮”的时代，已成为一种记忆，一种怀想。在记忆和怀想中，回味和咀嚼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

时光飞逝，四十年转瞬而过。曾经年轻的父母垂垂老矣，曾经的小屁孩已进入中年，曾经稀缺的猪肉也变成家常便饭，但曾经的艰难和余香，了无痕迹，唯有记忆留存心里。

●汤章涛：南昌二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