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林芳 梁开如△ 曹武婷 罗刘衡 温琦 张琳琳

（1. 五指山市计划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院，海南 五指山 572299；2.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 成都 610036 ）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 floor dysfunction diseases，PFDs）是女性常见病和高发病，已经成为威胁女性健康和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慢性病之一[1]。PFDs的发生与诸多因素有关，妊娠、阴道分娩、绝经、肥胖、盆底组织损伤、功能退化、各种不良习惯引起的长期腹压过高等都是PFDs的风险因素[2]。其中，妊娠和分娩过程因为盆底结构和功能、激素水平等发生变化，子宫逐渐增大，腹压持续增加，盆底胶原纤维逐渐减少，盆底肌肉处于持续受压而逐渐松弛；分娩对盆底组织造成的损伤，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病的最重要因素[3-4]，有研究表明，产后42天到3个月时期是盆底组织及肌肉物理治疗关键时期[5]，在这时期进行盆底物理治疗，明显降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率[6]。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妇由于自身对于盆底物理治疗的认知不足及各种原因没有接受物理治疗治疗[7]，本研究主要探究影响产妇产后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因素，为产后保健指导提供更多的临床参考数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四川省妇幼保健院240例进行常规产后盆底功能筛查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年龄18～45岁；恶露干净；产后42 d～3 m；表面肌电检查结果静息电位值＜4 μV、Ⅰ类肌纤维收缩电位值＜35 μV、Ⅱ类肌纤维收缩电位值＜40 μV者（南京麦澜德盆底表面肌电分析系统 MLD A1）。排除标准：当次产后已做过盆底物理治疗；有阴道电极使用禁忌证（局部恶性肿瘤、阴道出血、急性炎症、身体局部金属异物（IUD除外）、安装有心脏起搏器患者、痴呆、癫痫发作期）；严重全身性疾病。

剔除资料不完整者14例，实际纳入病例226例，治疗143例，平均年龄30.05S3.78岁，未治疗83例，平均年龄29.37S3.61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例（%））

1.2 方法

所有产妇进行常规盆底检查，记录表面肌电检查结果，问诊收集年龄、联系方式、文化程度、孕产史、产后时长、症状等基本资料，在完成盆底检查后随机分为A、B、C三组进行不同方式的宣教。

A组进行常规门诊宣教。在筛查结束后由门诊医生根据筛查结果常规进行盆底相关知识宣教；B组进行一对一宣教。在筛查结束后由护士根据产妇的盆底筛查结果一对一进行盆底物理治疗相关知识的科普宣教，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讲解妊娠及分娩过程中对盆底肌肉的影响；C组进行阴道镜下使用图像指引进行宣教。在筛查结束后由医生在阴道镜下使用图像指引产妇观察自己盆底肌收缩情况，并根据产妇的盆底筛查结果进行盆底物理治疗相关知识的科普宣教，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讲解妊娠及分娩过程中对盆底肌肉的影响。盆底检查后1 m、3 m采用电话随访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问题包括产后盆底物理治疗认知、是否进行盆底物理治疗、选择盆底物理治疗的医疗机构及治疗方法、没有进行盆底物理治疗的原因等，并统计在不同性质医疗机构进行盆底物理治疗的人数及选择理由。

1.3 观察指标

1.3.1 不同因素对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对治疗组和未治疗组从物理治疗认知度、家庭支持度、孕产史、文化程度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影响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相关因素。

1.3.2 不同宣教方式对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对进行不同方式宣教的A、B、C三组产妇盆底物理治疗情况分别统计，对比不同方式宣教对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1.3.3 影响产妇选择不同医疗机构的因素

对选择不同性质医疗机构进行盆底物理治疗的人数进行统计，分析产妇对盆底物理治疗医疗机构的选择差异性。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22. 0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行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后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

盆底物理治疗组与未治疗组产妇，在物理治疗认知与家庭支持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相对于盆底物理未治疗组产妇，治疗组产妇的物理治疗认知率及家庭支持率较高，见表2。

表2 两组孕产妇产后盆底物理治疗情况及影响治疗因素比较 （例（%））

2.2 不同方式宣教对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不同方式宣教对盆底物理治疗组与未治疗组产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提示通过不同方式的宣教对提高产妇的盆底物理治疗认知度没有差异性，见表3。

表3 不同方式宣教对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影响（例（%））

2.3 产妇盆底物理治疗医疗机构选择的差异比较

选择公立医疗机构做盆底物理治疗58人，占比40.56%，选择社区医疗机构做盆底物理治疗34人，占比23.78%，选择私立医疗机构做盆底物理治疗51人，占比35.66%。见表4。

表4 产妇盆底物理治疗医疗机构选择的差异比较

3 讨论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是危害女性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盆底物理治疗是防治盆底功能障碍疾病首选一线措施[8]。

产后是预防及治疗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特殊有利时机，产后女性接受正规专业的盆底物理治疗是防治盆底功能障碍疾病重要且关键环节。产后盆底物理治疗能促进妊娠和分娩过程中损伤的神经、肌肉及韧带等的恢复，盆底功能障碍如果没有及时得到修复，会影响到女性生活质量[9]，给生活带来困扰及痛苦，严重的PFDs还需要手术治疗，不但增加家庭负担，还给个人从生理心理上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需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疗女性 PFDs，不仅提高我国广大女性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明显减少家庭及国家卫生经费的支出[10]。本次分析结果显示，产妇对盆底物理治疗的认知度及家庭支持度是产妇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宣教方式对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相似。

产妇盆底物理治疗的认知度是产妇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认知度低的产妇对PFDs及其不良影响认知不足，对产后盆底物理治疗没有足够的重视，参与物理治疗治疗的依从性较低；产后检查时通过不同方式的一次性宣教对提高产妇的盆底物理治疗认知度没有差异性，通过进行常规门诊宣教、一对一宣教、图像指引下宣教三种方法都能提高产妇盆底物理治疗认知，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孕前、孕中、产时、产后等多时机，对孕产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教以提高其盆底物理治疗认知水平。

产妇家庭支持度也显著影响产妇盆底物理治疗的依从性。家庭支持度低的产妇家人对盆底物理治疗认知度及重视程度不够，在经济、时间等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有研究发现，因费用较高及治疗时间较长，产妇还需给婴儿哺乳等原因，都是导致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差的因素[11]。因此除了加强对产妇的健康宣教外还需加强对家属及整个社会对PFDs及产后盆底肌康复知识的认知，这样才能提高盆底物理治疗的普及率，切实有效促进产后盆底物理治疗，从而改善远期盆底状况，降低因解剖结构改变和年龄增长发生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机会。

本研究发现，就近就医及家庭经济状况已成为产妇选择盆底物理治疗治疗地点的重要因素。产妇选择公立医疗机构进行盆底物理治疗的原因在于其专业技术能力强，而选择私立医疗机构则是因为其服务模式的灵活性和多元化，因此，公立医疗机构要不断丰富服务内涵，优化各项诊疗措施及服务态度，提供更多便民设施，非公立医疗机构则需要加强专业培训，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

综上所述，产后盆底物理治疗依从性与产妇物理治疗认知情况、家庭支持情况等因素相关，因此，医务人员可通过开展育龄妇女健康讲座、孕妇学校授课、产后42天门诊宣教、多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加强对产妇及其家属盆底物理治疗知识的科普宣传，提高孕产妇及其家属盆底物理治疗知识知晓率，增强他们对盆底物理治疗的认知度，加强家庭对产妇产后盆底物理治疗的支持，使其积极主动进行盆底物理治疗从而减少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保障女性生殖健康。

A Randomized Trial of Intravenous Alteplase before Endovascular Treatment for Stroke

Natalie E LeCouffe, et al.

Background: The value of administering intravenous alteplase before endovascular treatment (EVT) for acute ischemic stroke has not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particularly in non-Asian populations.

Methods: We performed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trial in Europe involving patients with stroke who presented directly to a hospital that was capable of providing EVT and who were eligible for intravenous alteplase and EVT.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 a 1:1 ratio to receive EVT alone or intravenous alteplase followed by EVT (the standard of care). The primary end point was functional outcome on the modified Rankin scale (range, 0 [no disability] to 6 [death]) at 90 days. We assessed the superiority of EVT alone over alteplase plus EVT, as well as noninferiority by a margin of 0.8 for the lower boundary of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odds ratio of the two trial groups. Death from any cause and symptomat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the main safety end points.

Results: The analysis included 539 patients. The median score on the modified Rankin scale at 90 days was 3 (interquartile range, 2 to 5) with EVT alone and 2 (interquartile range, 2 to 5) with alteplase plus EVT. The adjusted common odds ratio was 0.8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62 to 1.15; P = 0.28), which showed neither superiority nor noninferiority of EVT alone. Mortality was 20.5% with EVT alone and 15.8% with alteplase plus EVT (adjusted odds ratio, 1.39; 95% CI, 0.84 to 2.30). Symptomat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occurred in 5.9% and 5.3% of the patients in the respective groups (adjusted odds ratio, 1.30; 95% CI, 0.60 to 2.81).

Conclusions: In a randomized trial involving European patients, EVT alone was neither superior nor noninferior to intravenous alteplase followed by EVT with regard to disability outcome at 90 days after stroke. The incidence of symptomatic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was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 (Funded by the Collaboration for New Treatments of Acute Stroke consortium and others; MR CLEAN-NO IV ISRCTN number, ISRCTN80619088.).

N Engl J Med. 2021 Nov 11;385(20):1833-1844. doi: 10.1056/NEJMoa210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