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摘要：近年来，乡土小说的生产机制和主题都发生了流变。乡土文学几乎被农村题材所取代。这些农村题材小说的生产机制具有趋同性，比如立项扶持机制、专项出版机制以及定向奖励机制等。这样的机制使得作品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主题指向十分明晰，且具有“主题先行”的意味。这些机制或许能够迅速产生大量的应景之作，但是从艺术发展规律来看，很难产生具有超脱品格的艺术作品，也就无缘经典行列。乡村振兴中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样式，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乡土小说 农村题材 生产机制 艺术超脱 乡村振兴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书写农村与乡土一直是中国文学最大宗的主题。白话文学诞生百余年，其主要书写的对象就是乡土，无论是反映乡土的裂变消亡，还是书写农村的破产衰败，抑或是城市化的进程及返乡书写等，都立足于这一主题。在西方现代视野关照下，农村题材往往被冠以“乡土文学”。中国的乡土文学经历了百年流变[1]，在现代文学史上，海派文学、鸳鸯蝴蝶派、武侠通俗小说等都市文学仅仅作为乡土书写的一种陪衬。当代文学同样如此，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结束章节书写的是乡土小说与文学未来的可能性，他几乎将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都归为乡土写作，陈忠实、贾平凹、莫言、张炜、韩少功等作家都在此列。[2] 乡土文学是大宗主题，也就是被作家重复得最多的书写。近几年来，这种书写的重复更加明显，并且还有一个很大的趋势，那就是乡土文学的主题发生了明显变化，其现代性视野被遮蔽了，很多作品仅仅是反映农村新变化的“农村题材”而已。这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等大的时代背景，以及作家创作经验等问题密切相关。

一、文学生产机制变迁

在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两者经常被混用，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被不同程度地侧重。近年来，乡土文学几乎被农村题材所取代，这些农村题材的文学生产机制具有趋同性，这样的机制使得作品也出现了同质化倾向，主题指向十分明晰，且具有“主题先行”的意味。这些机制能够迅速产生大量的应景之作，但是从艺术发展规律来看，或难产生具有超脱品格的作品，也就无缘经典行列。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有关。传统“作家写—报刊（出版社）发—读者（批评家）读”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链和生产机制被打破，读者越来越少，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相关作品，更是接近零读者。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变化。

此外，在市场经济下，文学也商业化了，有些类型文学很快拥抱了市场。但是，市场并不接纳一切类型文学，而且“市场导向之外，还有权力控制之下的很多资源，足以对文学形成利诱和扭曲。职位、职称、奖项、宣传、出国观光、其他福利……很多文学现象都牵连到社会利益，都隐含着各种利益资源的分配。”[3]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作家写、读者读的模式不复存在。

当前乡土小说的生产从选题立项，到发表出版，再到宣传推广，直到参评各类奖项，都有一整套的运作机制。将文学这一极具个性化和主体性的事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虽然文本最后还是由作家本人完成，但是外界各种因素深刻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一是立项扶持机制。作为备受主题出版青睐的创作扶持领域，项目扶持机制已经是当下乡土文学生产的重要机制。乡土书写在当下几乎被农村题材取代，而项目制已经成为当前农村题材书写最主要的机制，项目可谓五花八门，如“主题文艺精品项目”“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等。近年来一些乡土题材创作已经不是作者有感而发了，而是项目扶持机制之下的生产，大部分属于应制之作。在作家开始创作之前，一般会先立项，立项通过之后再开始创作。考察近几年的扶持小说项目会发现，很多选题都是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农村题材相关的，反映了时代特点，命题作文几乎成为当前乡土书写选题的唯一来源。这其中，大部分作品以非虚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这几种分类方法并不是一种学理分析，而是基于作品在发表时的类属标签，很多时候都是混用的）的形式发表，使用小说这一体裁的仅仅是一部分。仅这一部分，也是高度同质化的。文学本来是一项差异性的事业，两者由此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解决方式就是文学品格的退让，失去独立性，抹平差异性。除了具有官方背景的项目制，还有商业性质的项目制，但是农村题材缺少市场，也就几乎没有商业项目的可能，总体而言还是带有官方背景的扶持项目居多。

二是作品发表机制。在传统文学市场全面萎缩之后，期刊与出版社生存压力巨大，很多刊物停办，出版社书号缩减。一方面作家群体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发表的渠道却越来越少，双重挤压之下，对作家发表很有帮助的项目制成为作家竞相追逐的对象，其实还是依托于签约项目制。此外，约稿制度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投稿、审稿、发稿机制。可以这样说，传统的投稿发表渠道受阻，而扶持项目成果是当前发表机制之下的常态。

三是成果獎励机制。“文学评奖制度作为一种文学激励机制，是中国当代文学制度重建的重要内容。文学评奖及颁奖都是经验层面的重要事件。”[4] 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注重奖励机制，设置了很多文学奖项，比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当前的奖励之风较之以往更加繁盛。对作家而言，一方面是直接的金钱奖励，包括稿费、奖金等;另一方面还有隐形的奖励，比如推广、宣传，甚至经典化等。因为有各种文学奖项，作家才有高知名度与高曝光率的机会。

时下乡土题材的小说主要是通过项目扶持机制得以生产出来。项目扶持、主题出版、官方评奖构成文学生产“三叉戟”。因为文学产业化之后，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具有经济和宣传的双重性，有不少作品具有商业写作的性质，还产生了将地方形象宣传与文学书写结合起来的软广告大行其道的现象。也因此，在如此多的官方奖项之外，还有很多具有浓郁商业或市场气息的民间文学奖存在。在乡村振兴大的战略背景之下，有不少资金流入，很多资金通过各种机制安排使用，如何将这些资金合理配置，发挥出更大的效用，则需要进一步思考。尤其是文学艺术这样的文化活动，并不完全遵循一般的商品规律，不是高投入就有高产出，更非一蹴而就，需要寻求一种长效机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简单粗暴的落地“主题先行”理念与当下长篇小说的普遍衰落不无关系，这样的文学生产机制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一种情况是，很多作品仅仅是凭借一个大纲就立项，评委们并没有机会事先阅读到文本。也就是说，只要是字数达标，最后一般都会结项，但不一定是精品，甚至还具有暗箱操作的可能。项目把关人很难充分熟悉申报人的选题和发展前景，不排除有主观臆断的成分。这些机制能够提供一些应景的作品，但是很难产生真正的文学经典。这种机制产出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主题先行、应制之作，因为有项目的扶持，作家熟稔哪些类型的书写更容易被扶持，更容易发表，更容易召开作品研讨会，也更容易获奖。为了这些现实利益，作家们纷纷转向这一领域的书写，文学渐渐脱离艺术超脱的品格，滑向实用意义的产品。最终，乡土文学的主题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项目扶持”这一指挥棒下，作家书写逐渐固化。简单将“主题先行”落地的结果就是主题的极端变迁。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书写多以批判揭露为主，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乡土书写集中在揭露乡村社会阴暗面。近年来，乡土书写又呈现出另一种面相，那就是有关乡土的文学作品为读者描绘的都是一种世外桃源般的景象，一种乡土乌托邦的景象，作品中批判基本停滞，矛盾终结，到最后一切都会达成和解。正是在上述这种文学生产机制之下，文学的主题发生了流变。

二、乡土小说主题流变

当前的乡土书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现代性的反思到单纯的乡土风情的展示，从审丑走向审美，从极端黑暗的乡土走向极端光明的乡土，从审丑美学走向了审美美学。真实的农村被作家浪漫化想象加工，失去了本来面目，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冲突和矛盾。

同样是农村书写，关仁山的书写变化很大，和他本人早期作品相比，近年来的书写主题流变也特别明显。《金谷银山》《大地长歌》《戳脚》等作品都书写了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以及城市化进程推进中农民进城扎根的主题。《金谷银山》既是生态主题的小说，也是一部扶贫题材作品，描写了白羊峪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的生动画面，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新时代的农民形象，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脱贫致富有机结合。小说在叙述上也很有特色，极具北方乡土气息，采用多维叙事，塑造了鲜活的立体人物。《大地长歌》全景式地描写中国现代城乡波澜壮阔的多彩生活，将农村变革的盛况展现出来。《戳脚》则书写了农民进城后的成功。总的来说，乡土不再是落后蒙昧之地，而是一片光明的幸福之地。贺享雍的书写转变也较为相似。贺享雍以乡土书写驰名，十卷本的“乡村志”穷尽了乡土的方方面面，既有乡土的展现，也有人性的考量、社会的反思。而到了《大国扶贫》这里，就发生了较为明显的主题流变。[5] 而且，这样的主题变迁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葛水平的《活水》几乎用了所有的篇幅来书写一个叫山神凹的村子的破败，人口流失，乡土文明消亡。结尾处年轻人回乡创业，并收获了爱情。而以一场年轻人的婚礼收束小说，则预示着美好的开始。作者书写山神凹乡土大地上这群人的日常生活，既是在书写新时代的乡村创业史，也是对底层人民的群像描摹。乡土书写面临现代性冲击的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虽然文学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文本，但是遭遇的现实却让文学不得不面对这一话题。作者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进行乡村重建，开创了一种别样的乡土书写模式，也在建构一种新的乡土文学观。从破败到振兴，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重建，城与乡在观念上实现弥合和认同，让故乡成为回得去的故乡，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想象与寄托。小说表达了一种乡村重建的主题，全书用大量的篇幅在书写山神凹人的出走。这种出走不仅是行动上的离乡，更是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在山里待一辈子渐渐成为一件让人耻笑的事情。在这样的大趋势之下，山神凹所代表的乡村消亡了，而最后写到年轻一代的回归，则是一种新的乡土书写模式，与单纯的逃离乡土书写相比有了新的突破，但回不去的从前是小说一再表达的主题，仍有一种忧虑在里面。虽然作者相信重返故乡是未来人的必然选择，但无奈的是，从前是回不去的了，即便再次归乡，也是完全不同的情愫。而且，小说中申寒露、李夏花等上一代人依旧在外漂泊。乡土是斩不断的根、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何让人们回归乡土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城市化进程可能是作家更高明的地方。小说书写了乡村的消逝，人们前赴后继离开山神凹，最终仅仅留下了老人独守。这种对在耐受河边生存的芸芸众生的同情和关注，是一种带有温度的底层写作。小说也书写了底层人物的挣扎：申寒露一直追求自己的爱情，为了生计养种猪、学手艺;小满为了生存，选择嫁给年老的古董商人;李夏花忍受他人的刁难在剧团求生活，等等。到最后，他们似乎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种文学的团聚虽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却是作者对底层关注与同情的真情迸发。然而，期许毕竟只是期许，如何让理想成为现实，才是应该继续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是扶贫题材的创新，切入角度有所不同，在限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的交错中，将贫困地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小说表达了一种新乡土文学观，既关注物质文明的丰盛，也注重精神家园的重建。扶贫也是扶志，陈又木最终能够生活自理，接受教育，自立自强，就是扶志的成果。在叙述时间上，打破线性时间，截取一个时间的截面，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色传奇在时间处理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他还有不少文本都围绕这样的主题展开。周荣池的《李光荣下乡记》讲述青年干部李光荣下乡进行文化扶贫的故事，小说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描述扶贫的具体过程，而是深入刻画乡土人情，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农村的新风貌。何开纯的《桃园兄弟》讲述了川黔交界处大山折皱里桃花村的本土化脱贫故事，塑造了贾半仙这一鲜活人物形象，他在扶贫政策的指引下，从一个“江湖术士”成为村里致富的带头人，小说的主题倾向十分鲜明。胡为民的《月亮村巨变》中，主人公苏大壮作为县农业局优秀干部被县委下派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全村干群脱贫攻坚，塑造了热爱农村、扎根农村、改变农村的当代大学生形象。惠芝涌的《春山》讲述大巴山深处的春山村一群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面对“空壳”似的山村，直面“缺乏人气的山村如何才能振兴发展”的时代现实命题，利用春山的自然资源，深入挖掘厚重的民俗文化，巧借重庆老知青回报春山之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成功开启春山封闭的大门，让春山翻过贫困这道“铁门坎”的故事。红日的《驻村笔记》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小说也将笔触伸向具体的扶贫场面。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毛志平一行驻村扶贫的实录，反映了如火如荼的貧困村扶贫场景，有矛盾、有冲突、有思索，指出了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

总的来说，在时间修辞上，这些作品往往采用一种传奇的时间模式，截取一个时间段来叙事。特别是小说的结局，总是矛盾终止、冲突消失、困难迎刃而解，未来更是光明灿烂、一片美好。近年来的这些反映乡村振兴的每一部乡土小说几乎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活水》以年轻人的婚礼收束，《迎风山上的告别》结尾处孩子们也找到自己的出路。《两河口》的结局是拆迁有条不紊，村子最后获得一直期盼的荣誉称号。农民土地被征用后，作家看到的是“一片收获财富和梦想的风水宝地”“秋阳正好，碧美万里”。张炜的《艾约堡秘史》也书写了乡村，最终渔村的生态问题得到解决。除此之外，陈毅达的《海边春秋》，赵德发的《经山海》，滕贞甫的《战国红》，贾兴安的《风中的旗帜》，杨遥的《大地》，何涌的《泥窝物语》，张艳荣的《繁花似锦》，温燕霞的《琵琶围》等作品，都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几乎呈现出了某种书写规律。这些小说一般都会以很小的矛盾摩擦开篇，最终以大团圆收场。冲突当然是有的，而且还很激烈，正反人物形象绝对对立，但多集中在小说前面的篇幅。绝大部分是前半部分冲突，后面消失，人物性格模糊而非立体，存在套路写作的嫌疑。比如《月亮村巨变》中的老村长，从最初的抵触到最终积极配合，他对第一书记的工作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些作品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但基本上都是流于表面的书写，希望也有落空的可能。

甚至，这样的乡土书写还产生了严重的连锁后果，那就是作家们无法处理城市题材，患上了城市臆想症。很多乡土作家在进行城市书写的时候，往往捉襟见肘，是一种臆想的城市书写。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城市逐渐成为文学书写的重镇甚至是中心，一大批作品围绕城市生活而展开，这其中有不少作品是通过书写农民进城，或者说是由乡土反观城市、书写城市展开的。城市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有关城市的书写也是作家的题中之义。但是由于中国乡土观念根基深厚，而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突然提速，导致作家们在反映这一进程时显得经验匮乏，在不少作家笔下，城市成为万恶之源、罪恶之地。尤其是他们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在城市碰了壁，甚至失了足，堕落下去，最终在城市被摧残得遍体鳞伤，梦想之城最后变为了女性的梦魇之地。在文学发展的每個阶段都不缺这种书写，有些作品还以此为中心故事线。曹征路的《问苍茫》，关仁山的《麦河》，李佩甫的《羊的门》，盛可以的《北妹》，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李凤群的《大野》，周瑄璞的《日记长安远》，付秀莹的《他乡》等，都有女性进城的书写。无独有偶，一向不大写城市的贾平凹也是如此，在很多书写乡土的作品中，也都体现了这一点。在《高兴》中，孟夷纯为父兄破案筹措经费，不得不到城市沦为性工作者。最近推出的新作品《暂坐》，书写的也是城市女性面临的一系列机遇和困境。[6] 这些书写似乎都从城市的角度来回望乡土的美好，从另一个层面书写极端光明的乡土。

小说的根本奥秘就是一个“修辞问题”[7]，作家可在此做各种文章，无论是叙述时间安排还是故事结局安排。很明显，这样反映乡土的写作是一种机械书写，情感几乎消失了，叙述者的人格是退场的，他们仅仅是代笔者。近几年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福泽亿万人口的浩大工程正在火热推进，文学作品对此类题材十分热衷。然而，却存在人物形象脸谱化、概念化、标准化、统一化，故事情节高度雷同，似乎只有事件发生地点在不同村子这唯一的区别。所有的故事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扶贫干部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甚至干部们采取的致富路子也十分相近。除了扶贫书写，城乡也逐渐被美化，城乡之间的差异开始消失，百姓进城的路子一下变得畅通。在近年来的乡土小说中，作者型作品很难寻觅，很少有反思深度的作品。更为严重的是，雷同的文本还在不断涌现，这不得不引起警觉。

三、结语及反思

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与乡土小说的主题流变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两者的发生都有着更为深广的原因。从宏观层面来讲，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是商业化大潮的必然产物。艺术社会学对此有着详尽的研究，“泛艺术化”的时代风向对此也有影响。从内因来讲，作家中很多人是获益者，他们的言说不需要思索，更不必发出异样的声音。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进行这些主题创作的作家有些是半路出家，很明显是看到了巨大利益;或者是经历过相关工作，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创作的功底，便匆匆上马。

文学生产机制的变迁与乡土文学的主题流变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但是远不止这么简单。进一步往上追溯，我们还需要探究，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生产机制的变迁？文化生产取代艺术创作是一种大的发展趋势，不仅仅是在文学界，艺术界也偶有发生。商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大生产导致了僵化与畸形，固守创作理想的作家作品往往不会被扶持，也很难与读者见面。即便有自费出版，但是缺少推广、评论的环节，依然很难产生影响。机制的转变也在影响着作家的文学经验，匮乏的文学和生活经验是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后遗症。作家只局限在某一特定的领域，重复度高，自我复制明显，创新之路几乎被堵塞。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总的来讲，是文学内部的一种调整和一个阶段的自主转型。同时，也和大的时代背景相关。此外，也源于作家的农村经验不足，对时代的把握无力。这些作家很多都生活在大都市，即便有过乡村生活，也都是短暂的，是一些记忆中的片段。在当下，像赵树理那样本身就是农民的乡土作家几乎绝无仅有，这种隔着一层的书写难免会产生歪曲。即便是去调研考察，驻村、采风，大多也是走马观花，眼见并不为实，很少能触摸到内里。甚至很多作家的记忆仅仅停留在美好的部分，造成了绝大部分作品是一种浪漫化的抒情呈现。正是在这一机制的指挥下，乡土小说的主题出现了极端化的变迁。

这也是作家们被现实利益诱惑和规约的结果。不少作家本来对某一领域不熟悉，为了写作任务，短暂的采风成为经验的唯一源泉，偶然性的相遇有多少深情在其中？情感是作品的核心和根本。虽然有些作家固守着自己的创作底线，不去触碰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领域。但是，一些作家将此视为自己的跳板，将其当成名利双收的“买卖”。这就导致近年来的乡土书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处处充满着既定的框架与套路，作者千人一面，最终呈现的文本也是千篇一律。小说需要写出“灵魂的深”，需要表达唯有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8] 作品失去了灵魂的深度，就是一些枯燥乏味的社会报告了。

在商业社会，作家们习惯以一种投机的方式进行写作，即詹姆斯·伍德所言的“商业现实主义”[9]。各种类型写作和网络文学都遵循这种写作模式，这必然也影响到了纯文学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书写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过分套路化和过多的重复书写势必会引起受众对描写对象的麻木不仁，失去振聋发聩的效果，即所谓见怪不怪。乡土书写也是如此，有些作家本是一种自觉写作，并没有明显的乡土意识，在很多批评理论的引导下才逐渐有了这种意识。这种“理论化的思维”是一种事后推导，最终会影响他们的写作，以至于在后续的写作中，他们会标榜鄉土书写，或者文字没有变动，或者进行生硬的主题挪用，总而言之，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写作。理论化思维对作家书写的影响不容小觑，在研究中也需要引起重视。比如元小说解构主义、非自然叙事、后现代主义等，都是很多作家获取的新鲜知识，强行与自己的书写嫁接，画虎不成反类犬，贻笑大方。总的来说，这类作家不是我手写我心，不是进行内心深处真情实意的迸发，而是进行一些投机写作，哪种写作利益最大化，就选择写哪一种。最终文本普遍缺乏基本的情感，成为一个个空洞的文本。

近年来的乡土书写，存在着从项目扶持、出版发行、评奖获奖等角度来考量，而忽略作品质量的问题。选题同质化很难在艺术层面出彩，不少文本可读性不强，也很难有思想的高度，无法呈现出生活的多面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作品成了一个个温柔的陷阱，现实被架空，矛盾被收藏，最终文本书写于现实问题无补，读者接受时不痛不痒。乡村振兴，文化乃其精魂;乡村振兴，需要为乡土塑像。文学是展示乡村极其有力的手段，但是这种展示并非一味表现其光明美好的一面，而忽视矛盾和局限。特别是千篇一律的描写会将乡土形象固化，让审美变得疲劳而麻木，扼杀多元性，并不是对时代最立体真实的反映。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1] 魏策策：《中国乡土文学的发生与百年流变》，《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

[2]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九章“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汉语文学的可能性”。

[3] 韩少功：《当代文学病得不轻》，《科学时报》，2006年12月19日。

[4] 刘俐俐：《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

[5]《大国扶贫》最终是以报告文学的名义发行，但这是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这也是很多小说家的现状，小说已经不足以或者不适合表现这样的主题，纷纷转向了报告文学的书写，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

[6] 刘小波：《梦想之城抑或罪恶之地？——作家笔下的女性城市梦魇书写》，《青年文学》，2020年，第8期。

[7] 张清华：《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及美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8] [捷克]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9] [英] 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黄远帆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