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世界灵犀

胡昊

中国学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是在1985年。这一年，美国学者、后现代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同名的讲座结集亦于次年出版，随即被国人视作了解彼时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然而社会现实的转变往往不以理论的产生、介入和阐释为节点。对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同路人”来说，后现代理论在80年代中后期的译介传播更多是对已然蔚为大观的自我实践的一次印证——

早在1970年代末，随着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以及“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曾经处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面临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双重变化。激烈变局下松动了的政治空气使得国人获得更多的表达自由。怀有艺术理想的人开始行动，他们秘密集结于私人公寓（后来逐步扩展至公园、街道等公共空间），谋求在僵化且封闭的官方艺术体制之外交流观点及展演个人创作的机会。直到今天，美术馆和策展人在展示、研究诸如“星星美展”“星期五沙龙”等历史对象时，仍然会选择复原当时狭小但充满活力的公寓“会客厅”。 在全国星星之火般的集结行动中，“反体制”“反权力”等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说法，即便不是参与者呼喊的口号，至少也是他们行动时彼此心照不宣的重要准则。 这些广义上的抵抗行动后来成为了“85新潮”美术运动中一种愈发深入和激进的“反艺术”“反文化”主张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