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范文兵教授

2020年FA青年建筑师奖已圆满落幕，相比此前几届，这个自称“野生”的建筑奖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已成燎原之势的乡村复兴运动又会给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发展契机？就这些话题，《FA财富堂杂志》与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主任、FA青年建筑师奖评委会秘书长范文兵教授展开了一场颇为热闹的大讨论。

FA：范教授您好，作为FA青年建筑奖的评委会秘书长，我想请您谈谈这个大奖成立的初衷，以及在2020入围建筑师的决赛答辩环节结束后您的第一印象，与2018年第一届相比有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范：朱旭东和俞挺是这个大奖的初始发起人。两位都是建筑圈内人士，朱旭东主要是从地产角度切入，而俞挺，谙熟建筑圈内各种评奖，其本人就是一个获奖大户，他这么做，有他对当下专业圈评奖的差异性诉求。我跟他们在第一时间交流后共同认为，这个奖应该树立两个重要目标：1、扶持多样化年轻人，2、拓展建筑学的传统视野。这是当下建筑评奖中需要加强的地方。

建筑师成长的速度与其它很多职业相比，要缓慢很多。我们这个行业有一种说法，50岁才是一个建筑师真正的成熟期的开始。因为建筑学涉及理工、社科、人文、艺术等多学科知识与技能，等你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达到做设计时游刃有余的状态，的确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练时间，也要有足够数量的项目实践做积累练手。而在中国文化环境里，一名成人到了四、五十岁时，就会在各种明示、暗示之下，自觉不自觉进入“不惑”、“知天命”、“尊严不可侵犯”状态，那种不断学习、更新，挑战自我乃至颠覆自我的创造朝气，多会慢慢消失。加上体制内评奖，比较讲究工作平台档次、学历职位高低，关注项目的政治、经济意义往往大过专业意义……上述一系列因素纠缠在一起，就会导致很多体制内评奖出现小圈子视野封闭，观念落后于时代发展，四平八稳缺乏新意等现象。

其实专业内外很多人士都已经意识到，经过三十余年大建设的中国，尤其是进入到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建筑设计的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信息的扁平化传播，也让很多不是出身于老牌建筑院校、但具有天赋并足够努力的年轻人，可以达到很高水准。建筑师独立执业制度的日益普及，也使得优秀作品不见得非要出自某些传统的“高大上平台”。所以，建筑学专业的内涵与边界需要有机会进行拓展，多样化的年轻人需要有机会破土而出，各种专业平台需要有机会被关注。这个奖项的设置，其实是顺势而为的。

第一届的评奖，我觉得还是充分达到了我们的预想目标。我在一篇发在《建筑创作》杂志，网络点击10万+的题为《当代中国青年建筑师设计趋势简析——以FA青年建筑师奖入围建筑师及作品为例》文章中进行了详细分析，这里就不再赘述。总体来说，2018年的第一届，评选出了多样化、高质量的一批优秀青年建筑师，他们在获奖后这几年里的迅猛发展，也充分证实了奖项的眼光和影响力。这其中，我特别高兴的是，一些过去评奖系统中不太可能冒出来的“野生建筑师、野生建筑作品”，被融汇了多样化视野的评审团挖掘出来，帮助他们站到聚光灯下，为他们的职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2020年这一届决赛答辩环节结束后，说实话，我的第一直感是，参加了一次优秀学生作业评图课，觉得普遍有些“学生气”。

FA：两位发起人一直强调这个奖项是建筑界的野生奖项，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野生”这个词，您觉得“野生”的含义是怎样的？

范：前面已经谈到，互联网时代的建筑设计和正统观念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互联网时代人才成长的规律也出现了新的可能。因此，基于这样的前提应运而生的FA奖，势必会出现一些与正统建筑评奖不太一样的地方，即我们所说的“野生”特性，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评委构成、评审流程、评审标准、选手背景等多个方面，和正统的建筑评奖有所不同。评委专业背景不仅有建筑学，还有很多来自与建筑相关的多个行业，如艺术、人文、金融、新闻等。评委身份也非常多元，来自学术界、商业界、政府部门等多个领域，区域则囊括海内外、两岸三地。评审流程类似好莱坞电影评奖，有一般评委提名、投票，主任委员提名、投票，将广泛性与专业性之间的权重做了一个谨慎的平衡。选手专业背景也不限于建筑学出身或建筑师，只要其参赛作品是建筑设计就可以。

一个是从评审结果看，评出了一些出乎我们正统建筑观念之外的人才。

你要知道，这几届参赛选手的专业学习背景，可说是把国内外一流建筑院校一网打尽，名门正派比比皆是。而第一届评出的前12名入围选手中，竟然有一位是自学成才，他叫王求安，来自湖南娄底，因为热爱艺术去北京学习，甚至为了学习建筑设计，把自己早期做设计赚钱在北京买的房子卖了，去高校旁听。他在乡村中的一些实践，以直面现实、工作扎实、问题解决到位等特点，大大突破了当下传统建筑学进入乡村普遍呈现的“城里优雅造型下乡”的肤浅视野。他获奖之后在专业内外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请他做设计的乡村络绎不绝。他的乡村改造，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点名关注。就在前两天，他已经从2018年那个不知名的野生选手，变成了评委，和建筑学的院士们、名校教授们一起，做起了乡村振兴全国设计大赛的评委。

第一届还有一位前12入围选手孟凡浩。他当时的知名度来自于一个“网红”“最美乡村”作品。评委们试图透过“图像”分析他背后的思考，但坦率地说，当时并未看到太多。他最后的入围，主要是靠城市里一系列在建筑师职业要求与建筑学本体要求之间保持高水准平衡的作品脱颖而出。但他的反思与领悟力是巨大的，我很快看到他带领团队在跟踪那个网红作品的持續后续使用情况，而且后面的一些乡村作品，已经尝试挖掘建筑本体之外的价值，寻找乡村振兴的可能性。他以一系列复杂思考的乡村作品，成为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唯一邀请的中国大陆建筑师。

2020这一届的冠军柏振琦，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环艺专业。以传统的学科观念看，相对建筑学专业，环艺比较软、偏美术装饰，技术含量不算很高，而华师大也不是设计排名靠前的学校。但柏振琦在这次设计中，呈现出的创意、激情和投入，特别是在传统建筑学不太敢碰触的“具象”议题上的“诗意创造+技术探索”的尝试，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

由此可见，FA奖的野性，就表现在与时俱进学术认知上的多元化视野，英雄不问出处、只认作品的一视同仁。

FA：您刚才说2020这一届显得比较学生气，是不是过于苛刻了，您是从哪几个角度去看待这个“学生气”的？

范：我所谓的“学生气”是指，设计师还没有一个清晰、完整、具有个人特征的建筑学价值观，并用有深度的设计方法与设计策略去呈现这个价值观。

本届12名入围建筑师，都针对设计要求提出了很棒的想法（idea），做出了高水准的设计，专业基本功毋庸置疑位居同龄人前列。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很清晰看出这些建筑师的师承背景，比如，国内学习背景的，多会比较关注造一个“形态、空间”新颖的房子，国外学习背景的，会带有明显的各自学校（老师）在他们身上烙下的专业倾向（态度），会有相应配套的设计策略。可你要知道，作为一名设计教师，我在日常专业实践中，能看到太多来自国内外不同院校有意思、有特点的想法，新奇的点子和精美的表达已经刺激不到我。我对这个奖项，报有更高的期待。

我不仅想在概念层面看到“完整、有深度、有态度、有个人特质的新东西”，我还想在这个“新东西”基础上，看到一套比较成熟、又有创意的设计策略与设计方法。但整体而言，这届入围选手还带有强烈的学习痕迹，个人化特征有待发展。也许问题出在本次评选是基于“命题设计竞赛”的设置上，而第一届是看选手们以往的作品进行总体评判。但也可能，建筑师的成熟期的确是有规律存在，2020这一届的参赛选手平均年龄才36岁，我们不能太过着急，否则就有些拔苗助长了。别看网络上每日冒出无数个个“设计天才”、“绝世作品”，一个个“成名要趁早”，但其实绝大多数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也为我们如何设置下一届的评选题目与机制，如何找到真正有潜力、有态度的年轻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但有一点我是非常感动的，那就是他们对建筑的热情。我已经好久没有在课堂上感受到那种单纯的、对建筑学的热情与投入了。

当然了，对于是这一届更出色还是上一届更成熟，评委中也有不同看法，这也鲜明地反映出基于建筑学的多元化评价视角。一些建筑学外专业评委觉得，这一届比第一届要好，基本功更扎实。我理解下来，可能是因为这次评选是围绕同一个题目做设计竞赛，参赛选手针对这个题目会在设计深度与表达技巧上花很大功夫（我有一位过去的学生微信我，说他认为这次的设计表达可说是该年龄段国内外的天花板了，我比较同意这个看法），看上去图纸、模型就会有深度，也容易让外行看懂。但第一届评选，建筑师是把他很多年的职业经历、多个方案一并提交上来，我们作为建筑专业内评委，也许会比较容易看出建筑师成长、发展的潜在脉络、思考倾向，以及其中呈现的优和劣，但建筑专业外评委看起来可能就会有些吃力，会觉得信息太多、太泛。

FA：答辩会那天大家对于“建筑IP”议题展开了大讨论，建筑在网络时代如何发声，如何通过传播与大众建立对话是您一直看重的方向，请您来展开谈谈？

范：我认为建筑学肯定要拥抱时代、拥抱生活、创造IP，面向大众多做推广，不能关起门来搞小圈子自娱自乐。这个从学理、历史及现实层面，都有充分的理由。

建筑学当然是个有门槛的专业，外行和大众如果不做充分的智识准备，是很难对其做出有价值的评判，但这一点并不应该导致建筑学自我封闭。因为建筑学是一个与所有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践型专业，其专业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文化和历史，加上其职业的商业运作特型，专业话语权和大众话语权在其中分别起着各自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建筑学应该要比其它专业更主动地去关注两者之间的对话，去促成两者之间的理解。

建筑大师瑞裔法国人勒·柯布西耶在他最活跃的1920-50年代，就会充分利用当时最新传媒手段，写宣传小册子、开报纸专栏、与人在公众媒体公开论战、借助图像加工表达思想，用大众和专业人士都能理解的方式发言、出作品，他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网红”。他也会非常有意识地打造属于自己的“作品与思想帝国”，也就是今天所说的IP，各种资料都有意识整理、保存、推广。

今天学院派非常喜欢用复杂逻辑、深奥词汇津津乐道分析的、在设计与理论两方面都做出巨大贡献的建筑大家奥地利人阿道夫·卢斯，在他活跃的20世纪转折时期，可不是一位宅在家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论家。他写专业、非专业各种文章，参加各种先锋艺术与生活运动，在他的一个面向大众、更新频繁的报纸专栏里，就曾专文论证“一个人应该如何优雅地穿着”。而在今天，一系列重要建筑师与传媒的互动就有更多案例可资借鉴了。

网络时代信息已经爆炸到如此状态，我们建筑界居然还在羞答答讨论要不要和大众对话，纠结是不是因此会失掉专业尊严，向恶趣味、资本低头，影響了建筑学的理想主义坚持。你让我作何感想？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不是幼稚地躲在真空里小圈子同人自己画饼玩儿，而是直面现实、饱经磨难后仍然坚守原则，并尝试改变现实的，才是理想主义。

拥抱现实过程中当然无需回避功利考量，我们专业的商业特性本就是“天真理想主义者眼里”与生俱来的“原罪”，那就只能犯一犯不得不犯的罪。但拥抱的结果肯定不是只有一条“媚俗”之路可走。前面讲了前辈大家们如何拥抱、沟通、进而改变现实并对专业做出贡献，我们这个时代如何拥抱、交流、改变、贡献，网红、IP等方法，就是今天可以利用的有效沟通手段。

手段无原罪，目标有高下。

FA：我们来谈谈这一届的设计题目，乡村建设。那范教授您也参与了很多乡村建设项目吗？

范：很少。我自身完全没有乡村经验，所以我在感性上一直觉得很隔膜。

记得2018第一届最后答辩时，王求安叙述的那些跟村民、跟县级以下体制机构打交道进而影响设计的细节，对我来说就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理性上说，我也觉得他说的及做的很有道理，因为我有一个持续了很久的研究和设计领域——城市更新。现在的农村建设，其实也可以看作农村更新，建筑学进入农村建设项目，就跟在城市里进入更城市更新领域一样，应该要包含充分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思考，形态呀、空间呀，其实是第二位的。

我领着博士生、硕士生对这几年乡村建设做过一些研究，从大角度看，除了有国家政策引导，还有就是资本逐利转移到了农村地界。就像我们那一代人走进职业时期恰逢大建设时代，政府土地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商逐利是主导，主要在城市领域做增量建设。那么现在的农村建设，我们首先就要弄清楚，谁是主导？谁在投资？谁在（该）获益？增量与存量是怎样的比例关系？

FA：资本从城市转向乡村？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范： 是的。因为有钱搞改造了，这是一个改变乡村普遍不那么好的现实的一个机会。但目前看到的很多建筑学人士，只是将其视为一个做漂亮小房子的机会。这样的思路和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是严重错位的。

以目前中上水平基本功的建筑师能力（随着教育的完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做个漂亮的房子，拍个美颜照片，发篇学术期刊论文，弄个10万+公号点击率，都不难，但我认为这种套路如果占比太大问题就很大，因为并没有真正促进乡村现实的内在改变。到最后，搞不好和我们这一代面对前三十年大建设机遇一样，并没有针对中国特色，做出太多对专业发展有价值的贡献，最终可以称之为“进步”的，只是体现在拷贝我们的西方师傅，越来越老练、完善、细致。

有人跟我说，我做上海交大建筑学系主任时请来做讲座的王求安的作品不太好看。我回答说，不能只看视觉，这样就把这个问题肤浅化了。王的乡村实践，是真正的中国式乡村建设，也启发了我们建筑师在新时代中国式运作体制及规则中的定位与切入点。至于如何在真正的乡村建设中，把我们“专业精英”认为更好的美学品味向乡村普及，应该单列成另一个话题。

比如王求安在河南焦作被誉为“修武模式”的“全域美学”乡建中，首先是透彻了解了“县域”这一当代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居环境特征，在正视不同经济与政治主体诉求的基础上，以“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双重专业职责于一身的协调者身份，居中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充分发挥“政府+村民”的互动模式。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并直接投资帮扶公共设施的“宏观”建设，村民通过自建模式，借助安置款和村民集资用于私人权属的“微观”建造。在设计初期，以“一家一设计，一户一业态”的设计导则，为每家每户量身打造基本功能框架，并全程监督实施过程中村民和施工队的“自由发挥”。到了设计后期，设计团队仍和村民保持密切交流，不斷调整设计细节以服务村民个性化需求。

FA：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走进的是一个破败的农村，一无是处的农村，难道乡村没有一点值得城市学习的地方吗？比如像19世纪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威廉？莫里斯他们其实是以一种回望历史的方法，回到被认为是落后的中世纪哥特时期，以此来回应工业化时代的设计问题。柯布西耶也是，他去研究北非的那些民居。那我就想，我们今天去到农村，有没有可能在乡村经验里面找到一种东西，一些遗失的传统、技艺等等，它又可以用到城市，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建筑学面临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中国的建筑学像您刚刚也说的错失了最好的三十年，大家都去赚钱了。那么在接下来乡村的建设热潮中，有没有可能慢慢积累一些东西？

范：我不太同意您话中的一个观点，即因为大家都去赚钱了，所以没有做出充分的贡献。我觉得主要原因应该在诸如“如何理解当下建筑学内涵、外延？中国当代建筑学实践中有没有可能提炼出独特的学术价值？”等一系列观念上出现了偏差。如果我们用当下国内建筑圈默认的一系列观念进入乡村，即使充满情怀不赚钱，我们依然不太可能有太多贡献。

虽然我没有乡村经验，但我面对复杂的中国乡村，首先不太敢简单用“破败”一个抽象关键词下定义，我会尽量“一地一词”地去精准描述。其次，基于我的城市更新专著《上海里弄的保护与更新》里的研究及粗浅的乡村观察，我会告诉同行，乡村建设第一件事是政治经济的运行，然后是乡民利益问题，开发商利益问题，最后，是我们的专业该如何居间起作用，并实现我们专业自己的“本体价值”。而我理解的所谓乡民利益，他们不太会特别关注什么“视觉风格”，他们最关注的，应该是投资回报如何盈利？改造有没有带来在地就业机会？附近的庙宇香火会不会因此更旺？赶集的日子和设施是不是会因此更方便……

FA：通过乡建，重塑乡村社区的生命力，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范：绝对有可能，而且是有很大的可能。但我们建筑行业工作者，必须要改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