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具探究《我的叔叔于勒》的作品主题

刘智勇 齐姗姗

摘要：优秀的小说故事一定有独具匠心的道具设计。法国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巧妙地借助船、信、牡蛎三件道具描绘了典型人物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揭示了丰富而深刻的作品主题。

关键词：小说;道具设计;船;信;牡蛎

“道具”本指戏剧表演或影视摄制中为剧情需要使用的器物。文艺作品中的“道具”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凸显作品主题、塑造人物性格、传达人物内心情感、揭示人物命运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诸多文学巨匠都注重道具在作品中的运用，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在这方面就有着杰出表现，其经典名篇《我的叔叔于勒》主要写了“我”们一家人在去哲尔赛岛途中巧遇于勒的不同表现和心理，出色地描绘了典型人物以及其所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在整个故事情节中“船”“信”“牡蛎”三个关键道具值得反复揣摩。

一、船

“船”在文章中反复出现，细细品味会发现其作用却不尽相同。

“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这是作者在极力渲染菲利普盼望于勒归来时所用的典型话语。这句脱口而出、永不变更的话对把握全文至关重要，因为通读全文后就会发现这句话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于勒是需要顶着“有钱人”的光环衣锦还乡;事实上，也正是这句话与后文菲利普一家巧遇于勒形成强烈反差，才让读者看清了菲利普夫妇只认金钱有无、不顾手足亲情的嘴脸，使小说具有一种喜剧式讽刺的效果。这里出现的“大海船”作为一种道具象征的是金钱与财富，是菲利普一家“汲汲于富贵”的精神寄托。

“打发于勒到美洲去”意思就是“于勒被迫到不可预知的、遥远的美洲去讨生活”，而他的“被撵走”，竟然还是“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由此可见，当时的法国像于勒一样满心酸楚、背井离乡的人应当是为数不少。虽然作者并未在文中明示撵走于勒的是菲利普夫妇，因为文中写的是“人们”（或许是周围的人也看不惯于勒这个“好玩乐”的，“逼得父母动老本”的，“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哥哥应得的那一部分”的坏蛋、流氓、无赖的所作所为，才直接把于勒打发到美洲去），但是至少可以肯定菲利普对此是同意和认可的。弟弟已经“大大占用”本应属于他的那一部分钱财，对此，菲利普心中是有怨恨和不快的，让于勒留下会继续成为“全家的恐怖”。驱赶弟弟去美洲，或许菲利普也有过无奈，也做过思想斗争，但最终在亲情与金钱面前，菲利普还是选择了后者。载着于勒离开的是“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这艘“商船”是将菲利普兄弟的之情载向荒芜的一个见证，更是刺向拜金主义的一把利刃。

故事最后的高潮还是发生在“船”上。十几年过去，流落异乡的于勒终于被船长带回了家乡，却又因为穷困潦倒而无颜面对亲人，只能栖身在这条游船上靠卖牡蛎谋生活。二姐婚礼后全家出游，又只能选择到穷人能去得起的哲尔赛岛。冥冥之中，所有需要的人物都顺利的出现在了这条游船上。我们不妨借船长说的“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祖国”做一点断想，于勒是早就回到了家乡，并且在这条游船上颠沛了很长时间，期间也一定打听了菲利普一家的现状，甚至亲眼目睹过他们一家人栈桥上“散步的身影”。“近乡情更怯”，一个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游子，一个狼狈不堪的穷苦水手，于勒还是为自己保留了最后的一点自尊，他自食其力、不拖累人，哪怕被船长鄙夷地叫做“老流氓”。而菲利普夫妇呢？面对于勒的突然现身，他们惊慌失措、丑态百出。看到每个星期日都要反复念叨、热切期盼的于勒真的出现在眼前时，他们居然没有惊喜不已、嘘寒问暖，有的只是怨恨痛骂、恐惧躲避，就连若瑟夫给了叔叔10个铜子的小费都被克拉丽丝看成“简直是疯了”。

试想，如果菲利普一家不是乘船去海岛旅行，而是像以往一样到海边栈桥散步，就很难有机会全家一起见到于勒，“我”便难有机会看到这真实冷酷的一幕;如果相遇不是发生在船上而是发生在陆地上的某个地方，那即便是遇到了于勒，精明的菲利普夫妇也一定能够寻个漂亮借口带着一家人溜之大吉，不必因为怕被认出而劳神费力地打探、躲藏、改船。由此看来，这条隐匿着“火雷”的游船的安排可谓神来之笔，它提供了人物灵魂表演的舞台，让所有的情感集中爆发，把所有的虚伪炸了个粉碎。莫泊桑以不露声色的客观描写强烈地讽刺了人性的虚伪自私与社会的世态炎凉，同时也表达了对小人物的怜悯，呼唤人性的真善美。

二、信

被流放的于勒十几年来没有与菲利普夫妇发生任何联系，除了给他们写过的两封信。

按照文中“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和“听说他在那边阔绰过一个时期”话语推断，于勒第一封信说自己到达美洲后赚了一点钱还是可信的，但是我们据他“花花公子”“糟蹋钱”的本性推测，他应该不久后就又破产了。而第二封信的内容就显得矛盾重重了。如果于勒买卖做得好，那么即使人不能回来也可以先寄钱回来赔偿菲利普的损失，以解哥哥家的燃眉之急;既然想发家挣大钱，为什么放着上好的生意不做而去远途旅行呢？再有，长期旅行就不能给家里人写信了吗？只要菲利普的住址没有改变，信是随时都可以到达的啊，而更让人惊诧的是还提前说好几年都不会写信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于勒根本没有了靠谱的生意，他之所以不再写信就是为了隐匿自己的行踪和已经破产的事实。

就是这样一封破绽百出的信竟然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如果说菲利普夫妇起初出对财富的渴望还能冲动到相信于勒要回来还钱的话，那么“十年之久，于勒叔叔没有再来信”的现实，怎么会让精明到吃牡蛎少了10个铜子都能马上察觉的克拉丽丝看不出端倪，理不出头绪呢？如果说一开始菲利普夫妇“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还有炫耀的心理——这毕竟是菲利普夫妇唯一能改变命运的希望的稻草，那么当他们后来逐渐认识到这封信的虚假的时候，为什么“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呢？这越来越入戏的表现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也正是因为这样自欺欺人、不合套路的情节，才让小说有了更大的张力。原来，菲利普夫妇煞费苦心演这一出双簧戏给别人看，目的就是嫁女儿。“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他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当时的社会，这两个姐姐早已属于“超大龄剩女”了，而两个姐姐找不上对象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们生得丑、上不得台面，而是因为这个贫困的家庭不能給她们备下一份丰厚的嫁妆。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去思考菲利普一家“每个星期日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的行为就更容易理解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爱慕虚荣、体验一种高贵生活仪式感，也许有人说他们是去专程等于勒归来、等待命运女神的眷顾，而在笔者看来，他们更大的目的是去“演戏”：一是演给周围的人看，别看我们现在穷困，但只要发了财的于勒一回来我们马上就能麻雀变凤凰，让你们高攀不起;二是展示两个女儿，使她们在城里露露脸，给别人看清容貌与身段。如果不是为了女儿出嫁的大事，这对时常吵架的、痛苦的、“可怜的父母”何必打扮得齐齐整整，按既定计划一路郑重的走秀呢？在生活无情的打击下，菲利普夫妇为人父母的痛苦与辛酸也着实让人怜悯。

正是由于菲利普夫妇无力改变生活的艰难，所以他们才会死死抓住这封虚假的信，宁愿相信这封信一定有一天会让哪个傻小子上钩，而二姐的对象，也的确是在看到这封信后才下定了最后决心的。所以，面对求婚时二姐赶忙答应，没有丝毫的矜持;所以，克拉丽丝才会在船上认出于勒后，表现出那种匪夷所思的愤怒。他们恐惧，恐惧的不仅仅是于勒会继续回来拖累自己，更有这么多年自己苦心编织的谎言被戳穿后不能承受的后果。这封信，早已跳脱了信笺的属性，它是金钱、富贵、二女儿的婚姻、继续招婿的诱饵……对菲利普一家来说，于勒有没有钱、回不回来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人们相信这封信的“真实”。金钱社会的道貌岸然，都在这封“信”的照妖镜下被打回了原形。

三、牡蛎

父亲买牡蛎的语段写得非常精致。那么“牡蛎”这个道具的设计，就仅仅是为了引出卖牡蛎的人是于勒吗？笔者认为除此之外，作者还是要传递生活对人性的考量。

船上大部分的游客应该都是像若瑟夫家人一样，过着清贫日子但也希望出去走走看看的人家。而吃牡蛎这件事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讲应该是奢侈的;而那两位太太的吃法，也并不见得多么的文雅，只是在菲利普一家人看来是十分文雅罢了，莫泊桑对人性爱虚荣、尚浮华的艺术讽刺，就在这里艺术地展现出来。“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后，菲利普问家人：“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一个贫苦家庭的辛酸与苦楚，都隐含在“你们要不要”这几个字里了。作为一家之主，他既无财务自由的实力，也无主动担当的勇气，总归就是“爸爸请客，妈妈付钱”的套路。他想在女儿女婿甚至其他游客面前装腔作势一番，指点姊妹吃牡蛎，却把汁子统统撒到了自己的礼服上，真是丑态可掬。面对丈夫突然提出的吃牡蛎的想法，克拉丽丝本该直接拒绝，因为这不在此次旅行的预算之内，可她还是在“迟疑不决”之后，怕脸面上挂不住才勉强同意了丈夫的提议，只是“很不痛快”地交代“只给女儿女婿买，别太多，若瑟夫用不着”。看到丈夫竟然擅做主张，也吃牡蛎还把汁水洒满礼服的时候，她才气恼地说出“一个人安安静静待着多好”的话。

“牡蛎”这件道具把故事情节引向高潮，更把菲利普夫妇虚荣虚伪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除了讽刺，莫泊桑也给予这家人一丝悲悯。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见金。莫泊桑的作品就是这样让人愿意细细品味文字背后的精彩。一篇優秀的小说，一定有独具匠心的道具设计，只要我们细细探索，就一定能发现满园春色。

作者简介：刘智勇 （1976— ），男，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召口中学高级教师，主研方向为文本细读与阅读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