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张永江 ，彭佳成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成书于清康熙年间，是明末清初时人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著作。该书虽以刻本形式辗转流传，但在作者生前并未定稿。近年来，贺次君、施和金等人对《纪要》进行了整理与校订，可以说，他们整理的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和通行的版本。不过，由于《纪要》篇幅宏大、流传曲折，整理本中仍存在错漏之处。《纪要》出版后，有不少学者曾对其中的问题进行辨析。笔者在阅读《纪要·山西六》时，也发现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名称、数量记载自相矛盾。

其一，大同东路中，《纪要》记录迎恩、败胡、瓦窑口、永嘉等四堡，在总结处却言：“已上共七堡，与阳和、天成、高山、镇虏四卫俱属大同东路管辖。”[1]2026其二，大同中路中，《纪要》记录守口、靖虏、镇门、镇口、镇宁、云阳、牛心、红土、黄土等九堡，在总结处却言：“已上十一堡，与左、右、云、玉四卫俱属大同中路管辖云。”[1]2023-2024其三，大同西路中，《纪要》记录马营河、破胡、残胡、杀胡、马堡、铁山、三屯、阻胡等八堡，在总结处却言：“以上三堡，俱大同西路管辖。”[1]2027-2028

实际上，明末清初亦有另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即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大同地区形势、险要、卫所、城堡等进行了记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书于康熙初年，与《纪要》成书时间较近，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城堡的记载为：

东路参将驻天城城，所辖阳和、天城、靖虏、瓦窑、守口、永嘉、镇口、镇门、镇宁九城堡。

中路参将驻右卫城，所辖左卫、右卫、杀胡、破胡、铁山、牛心、残胡、马堡、云阳、红土、黄土、三屯、马营河一十三城堡。

西路参将驻平虏城，所辖平虏、迎恩、败胡、阻胡四城堡[2]1947。

其中，东路参将所辖阳和、天城，中路参将所辖左卫、右卫以及西路参将所辖平虏为城。若剔除城，可以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数目与《纪要》恰好相同，但两者对各路所辖堡名的记载相异。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著作性质也相近，那么，哪一家的记载更为准确呢？

对此，逻辑上不外乎两种可能：其一，顾炎武或顾祖禹对明代大同路、堡建置记载有误；其二，《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顾祖禹在撰写之时，或受到了清初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变化的影响。以下试比对资料，逐一检证。

一 明代史籍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边堡之记载

由于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各堡均为明朝设立，因此若要考察《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的正误，需参阅明代记录。《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作为明代方志，对大同地区的军事形势、建置沿革等方面有所论述，两书对大同各路所辖堡的记载大致相同。

大同东路：本路参将分属阳、高、天城、镇虏四卫及靖虏、守口、镇宁、镇口、镇门、瓦窑、永嘉等七堡，辖六守备、三操守。分边沿长九十六里四分，边墩一百七十八座，火路墩九十座[3]116，[4]334-336。

大同中路：本路参将原设左卫，嘉靖三十三年始移右卫驻扎……各城堡右卫马营河堡、破胡、马堡、残胡、杀胡堡、铁山堡俱极冲，左卫三屯堡、云阳堡、牛心堡、黄土堡、红土堡稍次之[3]132，[4]343-345。

大同西路：本路参将分辖平虏、败胡、迎恩、阻胡，凡四城堡，俱极冲之地。边墙东起灭胡堡界，西止南沙河，沿长四十七里六分有奇，边墩六十八座，火路墩四十八座，小市场一处。幅员非广，而以一参将、两守备、两操守当之，盖地冲故也[3]129，[4]347-348。

可见，《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边堡数目的记载，与《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相同，均为大同东路辖七堡，大同中路辖十一堡，大同西路辖三堡，但对各路所辖堡名的记录不同。从成书时间来看，《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均成书于万历年间。考虑到明末战争频发、军事设置变化较多的情况，若仅与《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比，恐难全面考察明代大同路、堡的建置沿革。据此，笔者参阅了年代较近的《（康熙）山西通志》。书中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的记载为：

东路参将所管阳和、天城、靖鲁、瓦窑口、守口、永嘉、镇口、镇门、镇宁九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五千四百七十二名。

中路参将所管左卫、右卫、杀虎、破虎、铁山、牛心、残虎、马堡、云阳、红土、黄土、三屯、马营河一十三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九千九百二名。

西路参将所管平鲁、迎恩、败虎、阻虎四城堡，援兵营、老家营并守城杂役，共四千五百八名[5]329。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与《（康熙）山西通志》的记载相同。由此，可以推论明末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的建置未发生变化。

从时代背景看，大同镇属明九边之一。顾祖禹在《纪要》中亦强调了大同的战略地位：“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故明都燕，以郡为肩背之地，镇守攸重。正统末恃以挫狡寇之锋，天顺石亨镇此，尝言：‘大同士马甲天下，若专制大同，北塞紫荆，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盖府据天下之脊，自昔用武地也。”[1]1993可见，大同作为京师的屏障，在明代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嘉靖、万历年间，明廷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修筑了大同一带边堡。

万历末年，明廷虽仍面临着漠南蒙古的挑战，但此时蒙古处于分裂状态。林丹汗东迁，难以构成较大威胁。与之相应的，辽东地区满洲势力逐渐崛起。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基本完成了女真部落的统一。2 年后，以“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向明军发动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在辽东战场上占据了主导权。可以说，此时明朝军事防御的重点已转向辽东一线。

通过史籍比对与时代背景的考察，可以确定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代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记载无误，而《纪要》的相关记载存在问题，但这些讹误是如何形成的，仍需分析。

二 《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堡之记载

前文述及，在大同东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迎恩堡、败胡堡的记载方面相异，迎恩堡、败胡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西路管辖，《纪要》对迎恩堡、败胡堡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的记载如下文所示，其可与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图1）进行比对。

图1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3]420-421

迎恩堡：在平虏卫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万历初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内镇川墩最冲，老鹤嘴次之。嘉靖中石州之祸，此为难治。款塞后设小市场于此，亦防御要处。

败胡堡：在平虏卫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八里零，内镇川墩、泉儿沟最冲。嘉靖中寇由此入犯朔州一带，为冲险之地[1]2026。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纪要》所载边堡地理方位与 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所示大致相符，但距离里程、分边沿长的记载相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迎恩堡东至平虏城三十里……分边沿长一十里五分。败胡堡东至平虏城三十里……分边沿长八里三分。”[3]423-424

大同中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守口堡、靖虏堡、镇门堡、镇口堡、镇宁堡记载方面相异，守口堡等五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东路管辖。《纪要》对守口堡等五堡在建置沿革、地理方位方面的记载如下所示。

守口堡：在阳和卫西北十五里。嘉靖二十五年置，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二里零。堡为阳和之肩背，隆庆初寇从此入犯，全镇告急。后徙市于此，防御要地也。

靖虏堡：在守口西二十里。嘉靖二十五年置，隆庆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边十一里零，内碾儿沟、子濠沟诸处为最冲。堡一望平川，隆庆初由沙沟入犯，戒备不可不预也。

镇门堡：在守口东一十里。嘉靖二十六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零，内大、小鹁鸽峪极冲。

镇口堡：在阳和东北六十里。嘉靖二十五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零，内榆林、水磨等口极冲。嘉靖间寇尝由此入犯天成一带，备御尤切。

镇宁堡：在阳和东北八十里。嘉靖四十四年置，隆庆六年增筑，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三里，内威狐口、白羊口极冲[1]2023。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纪要》所载各堡地理方位与 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图2）所示大致相符，但文字记载略有不同。一方面，《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在描述镇口堡、镇宁堡地理方位之时，与《纪要》选择的参照物不同：“镇口堡南至天城三十五里，西至镇门堡二十里，北至本堡边墙一里，东至镇宁堡一十八里。镇宁堡南至天城二十里，西至镇口堡十八里，北至本堡边墙一里，东至瓦窑口堡二十里。”[3]398-399另一方面，《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镇门堡设置时间的记载为嘉靖二十五年[3]119，而《纪要》为嘉靖二十六年。

图2 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3]391-392

大同西路中，《纪要》与明代资料在马营河堡、破胡堡、残胡堡、杀胡堡、马堡、铁山堡、三屯堡的记载方面相异，马营河等七堡在明代资料中属大同中路管辖。《纪要》对马营河等七堡记载如下所示。

马营河堡：在右卫西北十余里。万历元年土筑，周不及一里。分边五里零，内十水口最冲。

破胡堡：在右卫东北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万历二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边四里零，内平梁、镇静二处极冲。

残胡堡：在右卫北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筑，隆庆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五里零，内东莺、北塔、首阳、林儿极冲，芹菜坡诸处次之。

杀胡堡：在右卫西北四十里。嘉靖二十三年置，万历三年增修，周二里。分边二十里零。

马堡：在残胡堡东。嘉靖二十五年设，万历初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内山前沟、二道沟、虎头墩、驼山、双沟子最冲，而山前墩尤甚。

铁山堡：在左卫西七十里。嘉靖二十八年筑，万历二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边十里零，内双墙墩极冲、孔家、半坡、莺黎稍次之。

三屯堡：在左卫北。隆庆三年土筑，万历二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边亦仅一里零……堡虽临边，而山险足恃，左卫之屏障也[1]2027-2028。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纪要》所载各堡方位与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图3）所示大致相符，但文字记载存在差异。差异因何而生？一方面，两者在论述破胡堡、残胡堡、铁山堡地理方位之时，选取的参照物不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破胡堡南至牛心山堡三十里，西至马堡一十五里，北至边墙一里，东至宁虏堡三十里。残胡堡南至黄土堡六十里，西至杀胡堡三十里，北至边墙五里，东至破胡堡三十里。铁山堡南至云石堡二十里，西至边墙三十里，北至右卫城二十里，东至红土堡二十里。”[3]432,434,436另一方面，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铁山堡于嘉靖三十八年修筑[3]137，杀胡堡于万历二年增修[3]135，而《纪要》记载分别为嘉靖二十八年、万历三年，时间上与前者有差异。

图3 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3]427-428

综上所述，《纪要》所载各堡方位及建置沿革，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明代著作大致相同，只是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名的记载不同。考虑到《纪要》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情况，顾祖禹对大同地区路、堡记载的错误，很有可能与清初大同地方建置的地理方位、军政建置变化有关。

三 清初史料对大同东路、中路、西路所辖堡之记载

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点校说明记载：“顾祖禹最初撰写《读史方舆纪要》时，凡叙述明代事实，均用‘国初’、‘国朝’等字样，晚年修改书稿时，又改作‘明初’、‘明朝’。因为卷帙浩繁的缘故，圈改多有遗漏者……《读史方舆纪要》中还出现四处清初改置州县的文字记载。”[1]3可见，顾祖禹在撰写《纪要》时，受时局变动影响颇深。与此同时，彭士望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叙》记载：“祖禹之创是书也，年二十九……经二十年，始成是书，自为历代州域形势通论，至天文分野，共百三十卷，可六千页。”[1]3-4据此，可以确定《纪要》初稿于顾祖禹49 岁时完成，即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完成。因此，若要对《纪要》记述内容进行考察，还需参阅清代史籍。

首先，就地理方位而言，清初《（康熙）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都兼述前明情况，其中附有边堡示意图，可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的地理位置进行考察。顺治、康熙年间，大同府仍袭明制，并无大改动。雍正三年（1725 年），清廷发布谕令，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改宁武所为宁武县，神池堡为神池县，偏关所为偏关县，五寨堡为五寨县，俱隶宁武府管辖。改天镇卫为天镇县，阳高卫为阳高县，移原驻阳高通判驻府城，俱隶大同府管辖。改宁化所为巡检司，隶宁武县管辖[6]。受此影响，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堡被划入朔平府，大同东路所辖堡被划入大同府。

就大同西路、大同中路而言，前文大同守道分辖西路总图与大同左卫道辖中路总图中，两路所辖堡由西至东的排列顺序如下所示。

大同西路：阻虎堡、迎恩堡、败虎堡。

大同中路：铁山堡、杀虎堡、马营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马堡、牛心堡、云阳堡、破虎堡、三屯堡。

《（雍正）朔平府志》所载右玉县疆域山川边关城堡图[7]144-145、左云县疆域山川边关城堡图[7]146-147、平鲁县疆域山川边关城堡图[7]148-149中，对各县所辖边关城堡方位亦有记录，各堡由西至东的排列顺序如下所示。

右玉县：云石堡、威平堡、归化城、铁山堡、威远城、杀虎、马营河堡、祁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牛心堡、马堡、云阳堡、破虎堡。

左云县：三屯堡、宁鲁堡、威鲁堡、灭鲁堡、云西堡、破鲁堡、助马堡、保安堡、高山城、拒门堡、云冈堡。

平鲁县：将军会堡、灭虎堡、阻虎堡、迎恩堡、败虎堡、乃河堡、大水堡、井坪城、威虎堡。

结合朔平府边关城堡总图[7]142-143的记录，上述三县由西至东依次排列顺序为：平鲁、右玉、左云。故而，若将《（雍正）朔平府志》的记载与明代资料对比，可以发现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边堡的相对位置虽与《（雍正）朔平府志》所载略有差异，但未发生过大变化。

就大同东路而言，前文大同阳和道辖东路总图记载了大同东路所辖边堡位置，由西向东依次为：靖鲁、守口、镇门、镇口、镇宁、瓦窑口、永嘉。若将其与《（康熙）山西通志》所载山西边关图（图4）相比，可发现大同东路所辖各堡的相对位置未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许鸿磐《方舆考证》中，对朔平府、大同府沿长城一线边堡情况亦有论述：

图4 山西边关图[5]76-77

朔平府长城……按自左云县拒门堡，接大同拒墙堡起，迤西曰助马堡，折而西南曰保安堡，再西曰威鲁堡，经左云北而西曰宁鲁堡，又西北为右玉县之破虎堡，再西北曰残虎堡，又西至府城北曰杀虎口，折而西南曰铁山堡，再西南曰云石堡，再西南为平鲁县之威虎堡，再西南曰大水口，再西南曰败虎堡，再西南曰阻虎堡，再西南曰灭虎堡，再西南曰将军会堡，再西南曰红门市口，西接偏关县之水边营。此朔平府沿边一带形势之大略也[8]。

大同府边墙即古长城也……其沿边一带，东起平远堡，接直隶宣化府怀安县界，迤西南曰新平堡，再西南曰瓦窑堡，历天镇县而西曰镇口堡，再西曰镇门堡，历阳和县而西曰守口堡，再西曰靖鲁堡，曰镇边堡，曰镇川堡，曰宏赐堡，至府北曰得胜堡，再西曰拒墙堡，接朔平府左云县拒门堡界，此沿边一带形势之大略也[9]。

较晚的资料也有参证价值。许鸿磐《方舆考证》成书于清道光年间。清前期，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清廷曾对朔平、大同两府边堡进行过裁撤，故与图4 相比，《方舆考证》所载边堡数量较少，但从边堡的地理方位来看，两者大致相符。由此可以确定，在清前期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位置未发生过大变化。实际上，从边堡的性质来看，其多由黄土夯筑而成，难以移动。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变化，这些边堡或增修或裁撤，又或逐渐演变为民堡、聚落。

其次，就建置沿革而言，笔者发现，顾祖禹没有直接记录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在清代的建置沿革情况。然而，在《（康熙）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中，对边堡的文字记载与《纪要》相比，已发生变化。

一方面，《（康熙）山西通志》中所载清代大同镇边堡数量与《纪要》相比有所减少，仅涉及瓦窑口、镇门等15 堡[5]339-341；另一方面，《（雍正）朔平府志》记载了大同西路、大同中路所辖堡的裁撤情况。大同中路所辖马营河堡、红土堡、黄土堡、残虎堡、马堡、牛心堡、云阳堡、三屯堡，在顺治年间已被裁撤。

右玉县境内马营河堡、残虎堡、马堡、红土堡、黄土堡、祁河堡、牛心堡、威平堡、云阳堡，以上九堡，建自明嘉靖、万历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裁撤[7]164。

左云县境内云西堡、云冈堡、灭鲁堡、三屯堡，以上四堡，建自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俱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7]166。

平鲁县境内灭虎堡，建自明嘉靖年间，内设官兵。国朝顺治年间奉裁[7]168。

就大同东路而言，《（雍正）山西通志》《（乾隆）天镇县志》记载了靖鲁堡、镇宁堡、镇口堡、永嘉堡的裁撤情况。

《（雍正）山西通志》：明制靖鲁堡，今隶守口堡汛[10]。

《（乾隆）天镇县志》：镇宁堡，明设操守一员，兵二百名，今裁并瓦窑口汛……镇口堡，明设操守一员，今裁归并瓦窑口汛……永嘉堡，设操守一员，兵五百名，今裁归并瓦窑口汛……瓦窑口堡，国朝顺治五年，复改操守，裁去坐堡。只存兵九十一名。康熙元年，改为把总。五十七年，改为千总，额设兵一百名[11]。

与此同时，《（康熙）山西通志》所载原明代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官兵数量，与明代相比已大幅减少。

《（康熙）山西通志》：瓦窑口堡设官兵83名；镇门堡92 名；守口堡87 名；杀虎堡182 名；败虎堡83 名；阻虎堡70 名；破虎堡70 名[5]340-341。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代大同东路所辖守口堡设官兵466 名；靖鲁堡461 名；镇门堡512 名；镇口堡311 名；镇宁堡302 名；瓦窑口堡468 名；永嘉堡298 名。大同西路所辖迎恩堡设官兵545 名；败虎堡434 名；阻虎堡373 名。大同中路所辖马营河堡设官兵200 名；破虎堡700 名；杀虎堡778名；残虎堡395 名；马堡364 名；铁山堡534 名；三屯堡292 名；云阳堡313 名；牛心堡434 名；红土堡275 名；黄土堡321 名[3]118-139。

结合时代背景来看，1635 年，随着漠南蒙古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原明代九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顺治元年（1644 年），宣府巡抚李鉴上疏：“上谷一府，在明朝为边镇，在我朝为腹里。前经定制，兵多而员冗，今宜议裁汰。”[12]63宣、大两镇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故李鉴在此处对宣府军事形势的论述，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大同地位的变化，即由“边地”变为“腹里”。顺治元年（1644 年）六月，大同总兵官姜瓖消灭大顺军后，向清廷投降[12]61。自此，大同等处收归中央直接管辖。顺治五年（1648 年），清军为应对漠北蒙古的动乱，派遣明英亲王阿济格领兵前往大同，引发了“姜瓖之乱”。同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官姜瓖闭门叛”[13]。顺治六年（1649 年）八月，杨振威与裴季中等人合谋，斩杀了姜瓖及其兄姜琳、弟有光，向清廷表示归顺[14]365，大同一带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由于大同姜瓖与清军的激烈对峙，大同镇亦遭遇了浩劫。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 “姜瓖之乱”的爆发，促使清廷对大同驻军进行了调整。同年九月，清廷发布谕令：

丁丑。更定宣、大二镇官兵经制，宣、大总督标兵二千名，分二营……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路参将、中军守备各一员，兵各四百名。右卫、山阴、应州、马邑、高山、聚落、怀仁等城守备各一员，兵各二百名。宏赐、镇川、拒墙、镇边、破虎、灭虎、镇羌、将军会、杀虎、迎恩、破鲁、保安、拒门、威虎、镇门、镇宁、灭鲁、镇鲁、保平、守口、牛心、西安、乃河、云冈、镇口、败虎、阻虎、平远、威鲁、宁鲁、云石等堡，大水、瓦窑二口操守各一员，兵各一百名[14]368。

可见，在顺治初年，清廷已对大同路、堡建置进行调整，不再使用东中西三路总称，而是使用原来的城堡名称代替，转变为平鲁、井坪、天城、威远、得胜、助马、新平等说法。顺治九年（1652年）成书的《云中郡志》中亦记载：“得胜路官兵三百二员名……新平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助马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威远路官兵三百二员名……平鲁路官兵三百二员名……井坪路官兵三百二员名。”[15]但顾祖禹在《纪要》中，仍沿用大同东路、大同中路等说法，足见他并未受到清初史志记载的影响。

综上所述，山西大同作为明九边之一，在防御漠南蒙古之时，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1635年漠南蒙古收归中央管辖，原明九边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逐渐下降。虽然在清前期，面对青海、漠西蒙古等部的威胁，大同仍承担了一定的军事防御任务，但其功能已呈现出由军事向非军事功能的演变趋势，杀虎堡等边堡亦由明时的军事堡垒转变为集军事、交通、贸易等多重角色于一体的城镇。然而，若仔细阅读《纪要》，便会发现顾祖禹未对清初大同地区路、堡的新变化进行记载。据此可以确定，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名称及建置沿革的记录截止于明代。

关于《纪要·山西六》对大同路、堡记载的错漏，既然已经排除了客观因素，就应该从主观方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或存在以下两种可能：其一是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一方面，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山西六》校勘记中记载：“附见山西行都司在大同府城内至以上四堡俱威远路管辖，此五千二百三十八字底本全脱，今据职本、敷本、邹本补。”[1]2054在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整理过程中，其以北京图书馆特藏善本“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为底本，顾祖禹原稿本、光绪二十五年新化三味书室邹代过校本、嘉庆十六年龙万育所刊敷文阁本为参校本[1]1。据此，笔者查阅了“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与“顾祖禹原稿本”，发现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本”对山西行都司至威远路部分的记录，的确存在缺载现象，然而，《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对该处记载得十分详尽。虽然顾祖禹在记载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情况之时，为避免受文字狱影响，对部分堡名进行涂改，如将“靖虏堡”中的“虏”字涂改为“卤”，将“残胡堡”中的“胡”字涂改为“狐”等[16]。但总的来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记载与2005 年中华书局版《纪要》基本相同，亦存在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名、数量前后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纪要·总叙一》记载：“祖禹贫贱忧戚，杂乱其中，上之不能涉江逾河，登五岳，浮沅、湘，探禹穴，穷天下之形势；次之不能访求故老，参稽博识，因以尽知天下险易扼塞之处；下之不能备图志，列史乘，不出户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详。惟是守残抱缺，寤叹穷虑，吮笔含毫，消磨岁月，庶几无负先人提命之意，若以语于著作之林，余小子夫何敢。”[1]13此处虽有顾祖禹自谦的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纪要》中记载的许多地方其并未亲自考察，只是通过前人的记录编纂而成。因此，明清更迭的混乱局面，很有可能导致顾祖禹的认识产生偏差。

其二是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从《纪要》成书及流传过程不难发现，该书并无定本。一方面，顾祖禹去世后，因其子孙多贫困，无力刊刻，一时无新本问世，只有部分抄本流传。直至嘉庆十六年龙万育于成都刻印敷文阁本之后，《纪要》才逐渐盛行。顾祖禹稿本则直至民国时期由叶景葵先生购买、校阅，并经钱穆先生鉴定后，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17]。另一方面，结合前文论述亦可发现，《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边堡，建置沿革、地理方位的记载与明代方志大致相符，只是对各路所辖堡名、数目记载存在前后矛盾。从顾祖禹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记录的方式来看，其一般为先论述各堡地理方位、建置沿革，最后在末尾处总结各路所辖堡情况，但由于一路所辖堡数目过多，往往难以在一页中记载所有内容。故而，笔者认为《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敷文阁本等版本中，对大同路、堡记载的错漏，亦存在后人整理过程中错页、误植的可能。

总的来说，通过明、清方志及《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考察，可以发现，虽然顾祖禹在撰写《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结合《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与《纪要》记载一致的情况，《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