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

刘 曼，江 乐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旷世奇书，《山海经》全书共18 卷，约31 000 字，内容涵盖了神话、地理、历史、动植物等方面，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经过历代学者的阐释，《山海经》的价值得到了认可与传承，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21 世纪，多元诠释视角让这部晦涩难懂的古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自19 世纪30 年代起，西方世界就对《山海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该典籍内容庞杂晦涩，翻译难度极大，一百多年来只有零星片段被译成英文。1999 年，终于有了英国汉学家安妮·比勒尔的译本问世，这是首个由西方学者翻译的英文全译本。

国内有关《山海经》英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译本的文本本身，如专名翻译[1]、译者翻译思想[2]、文化翻译[3]、形象建构[4]等。鲜有学者关注译本中具有强化、补充和解释等多重功能的副文本；郭恒虽在从神话学角度考察石听泉（Richard E. Strassberg）译本时，提及了译本的注释、图画和所受的评价，但并未对这些元素的作用和意义进行系统阐释[5]。

副文本通常围绕在文本周边或散落于文本之外，与文本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鼓励读者积极获取与作品有关的信息，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巴切勒提出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是“下意识为文本设计的一道门槛，潜在影响文本的接受形式”[6]142。比勒尔的《山海经》英译本中包含了丰富的副文本元素，其研究之于译者动机、翻译策略、出版策略、译本接受等情况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 翻译与副文本

副文本这一概念由法国叙事学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于1979 年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提出，并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说明。他以门槛作喻，将副文本从文学研究的边缘推向中心，强调副文本在构成整个文本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热奈特看来，副文本的显著特征是具备功能性，“让文本成为书籍并呈现给读者”[7]1，并与正文本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互动，形成互文性，建构广阔的信息场域，以确保文本的命运符合作者的意图。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副文本的存在有效协调了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关系[8]，缩小了不同文化对目的语读者造成的陌生感，促进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进而推动文化交流与互鉴。

早在1996 年，就有学者将副文本应用于英美文学的芬兰语翻译研究[9]，但近十年才是翻译和副文本结合研究的蓬勃发展期。世界翻译专题研讨会相继出版了以“翻译中的副文本因素”为主题的两部论文集，象征着副文本已经成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独特研究视角：《翻译的外围领域：翻译中的副文本因素》通过丰富的译例分析表明译本是由各种副文本和译文正文本共同构成的完整作品，挑战了热奈特视翻译为原作副文本的观点[10]；《翻译中的文本、外文本、元文本和副文本》探索了翻译过程中各种副文本呈现不同文本的方式，从操纵意识形态的前期材料到具体使用的翻译软件，副文本都是态度的强有力塑造者[11]。巴切勒于2018 年出版的《翻译与副文本》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翻译副文本研究的理论专著，对副文本这一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和深入阐释。他将副文本置于翻译语境中处理，贴合思想前沿更新了副文本的范畴，提出了产品导向的翻译研究和过程导向的翻译研究，推动翻译副文本研究日益体系化[6]。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翻译副文本的解读也日益增多，例如肖丽[12]、蔡志全[13]、邵霞[14]、贺显斌[15]、耿强[16]、刘亚燕[17]等。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副文本对翻译产生的意义和各元素的功能、促使翻译研究体系发生认知转变、利用个案分析挖掘译介目的和译者翻译观。“翻译研究渐渐成为国内近五年副文本研究的新兴热点，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呈现上升趋势。”[18]

无论翻译以何种形式呈现，副文本与正文本都相辅相成，有机构成完整的译作。“副文本周旋于文本、作者、出版商和读者之间”[10]，联结翻译跨文化语境中的多个主体，促进作品的接受和流通，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热奈特基于空间变量，将副文本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包括封面、标题、作者姓名、序跋、后记、注释、致谢等，外副文本则包括作者的访谈、书信、出版商的宣传、读者反馈等[7]。译者在这些副文本搭建的平台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传递译文本身所不能传递的信息，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文本。由于作品翻译过程中涉及主体众多，译本的传播和接受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副文本为读者、译者、原作者、出版社、原文、译文等主体的碰撞交流提供了弹性空间，让各主体即时沟通彼此之间的诉求，力图最大程度推动异质文化的传播。《山海经》乃“古之巫书”[19]，成书年代距今甚远，神话材料颇为庞杂，相较其他中国典籍文本的翻译更为艰难。安妮·比勒尔的译本于1999 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其丰富的副文本元素有助于揭示隐藏在译本正文背后的潜在信息，消解跨文化语境给读者带来的陌生感，有助于促进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

二 《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的内副文本

内副文本是出版社和译者共同协作的产物，附加在正文周围，包含译作的封面、扉页、内封面、出版信息、译者致谢、前言、译作插图、注释等。《山海经》比勒尔译本中的内副文本元素约占整个作品的三分之一，其以较大的篇幅有效创建了一个中西文化对比的场域，为读者铺平了阅读的道路。

（一）封皮和插图

一部作品最先进入读者视野的一般是其封面，可以说封面是读者阅读文本的第一道门槛，读者往往容易受到封面的吸引而对文本产生兴趣。“封面纸质的色彩选择显示了作品的类型”[7]24，设计精良的封面不仅能够增强视觉美感、促进作品的普及，还能传递作品的重要价值和信息。如图1 所示，《山海经》比勒尔译本封皮的主体背景呈米黄色，主要配色为黑白，暗示这是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封面由两个矩形方框组成，上端方框较小，采用黑底白字呈现企鹅出版社图标和Penguin Classics，以及瞩目的书名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字样。下端方框里有6 幅图画，从左至右、从上往下依次是：应龙、骄虫、开明兽、长蛇、猾褢、鯥。“骄虫”的右侧用亮眼的橙色矩形图案搭配白色楷体字“驕蟲”进行了标注。出版社选取的这些图都是《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并对其中一幅做了繁体字图注，其在勾起读者好奇心的同时，又暗示了这部经典的古老与传奇。

图1 《山海经》比勒尔译本的封皮

“副文本的美学意图不仅是让文本悦目，更是要保证文本命运符合作者意图。”[7]407出版社对作品外衣的匠心打造能够引发读者对译文的欣赏，进而实现文本与读者的视野融合。比勒尔译本的书脊为黑色，搭配简约的白色文字，上下两端分别是书名和企鹅出版社图标。封底内容较多，首先是出版社系列标识、书名、安妮·比勒尔翻译介绍字样；其次是作品简介、出版缘由以及对比勒尔译本特点的说明，有益于读者了解《山海经》的价值和内容梗概；最后是封面图画相关信息的补充，包括其来源和授权许可。由此可见，出版社运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说明翻译这部经典的意义，并特别提及比勒尔为了使《山海经》变得有血有肉将所有名字译成了对等的英文。尽管封皮的空间有限，但出版社试图通过合理的排版来向读者传达更多相关信息，意在拉近读者对作品的审美距离，从而促进译本的接受和流通。

《山海经》本乃述图之书，但其中的古图因年久失传，现今各个版本里面琳琅满目的插图都是后人根据文本内容进行的创作和增补。比勒尔译本十分重视神话材料的原始性，其插图均选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胡文焕的《山海经图》，这是《山海经》现存年代最早的刻本插图，无论是画面造型还是构图手法，此图本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古图的特点和风貌。出版社采取将图画插入典籍译文的副文本策略，既能强化读者对《山海经》中精怪的理解，又能激发读者对陌生文化中远古神话世界的遐想。译文中一共有9 幅异兽山神插图，分别是混沌、疏、何罗鱼、蠪蛭、麋、相柳氏、九尾狐、夔、强良。每幅图都独占一页，简洁明了，下端有比勒尔标注的英文名称，与文本相辅相成，神兽形象跃然纸上，给予读者惟妙惟肖的视觉体验。

（二）前言

比勒尔译本的前言部分多达38页，译者在此部分论述了这部经典之作流传久远的原因、原文本的梗概与结构、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她本人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等。“前言在指导读者阅读、尽可能正确理解作品意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209作为读者进入文本的第二道门槛，前言能够让读者对译作具备整体感知，从而更好地读懂译文。《山海经》囊括内容庞杂，比勒尔结合前人建树，以20页的篇幅来梳理其内容所涉及的诸多层面，包括宇宙观和神话地理学、地名的命名、神话模式、神祇的功能与象征意义、献祭仪式、神性环境、文化他者、科学与科学方法、医药与人类状况等。读者由此可了解到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古代典籍，并非只是面向单一读者群的作品，同时也对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和学术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前言是译者同翻译过程中译者“隐身”抗衡的一种形式，为了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译者有必要“显身”，提供一些辅助性信息，帮助读者克服阅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

任何翻译活动都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对于有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翻译动机直接决定译本的水平与质量。比勒尔在前言中论及《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典籍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前人的翻译存在“没有涉及到地名、神话人物或精怪名……译者对自己译本的句法不太确定……过度集中在模糊的地形特征识别上，牺牲了原作的神话特性……偶有词句错误”[20]xliv-xlv等缺憾，因此很有必要翻译一个全新的译本。比勒尔对《山海经》的文本结构、作者、成书时代、注疏等情况进行阐述时，重点提到了郭璞和郝懿行两位注疏家，她认为郭璞的注疏中出现了一些“对古代神话的不实叙述”[20]xli，郝懿行则“对郭璞的注疏进行了甄别和必要的完善，但低估了神话的变异，倾向于将其同质化”[20]xlii。因此译者出于审慎考虑，主要参照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进行翻译，并将郭璞与郝懿行两者的注疏互为补充，力求最大程度呈现《山海经》中神话的原创性。

此外，比勒尔在前言中解释了自己践行的翻译策略，方便读者领会其翻译思想。中国古代典籍大多语意晦涩，而《山海经》堪称中国古代典籍最晦涩难懂的一部了，其翻译难度可想而知。为生动呈现原文语言与意义，比勒尔主张用意译法把诸神名字都译出来，这样既能有效避免直译场景下诸神名字带来的困惑，又可以赋予《山海经》新的生命；其次是选择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来象征中国远古时期的旧秩序，最大程度还原上古中国意象；再者是将相同字词的翻译一以贯之，例如把“被尊为神的‘尧’译为‘Lofty’，‘尧山’则译为‘Mount Loftyglare’”[20]xliv。比勒尔“对《山海经》的文本特点和翻译难点了然于胸”[2]74，这不仅为译作的质量提供了保证，也激起了读者对译作的期待。因此，该前言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直视译者翻译观的途径，吸引读者去见证译者翻译理念与实践的结合成果，而且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达到了推广译作的目的。

（三）注释

注释作为翻译副文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原文信息进行补充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顾及源语和目的语在意义层面的对等，还要斟酌文体风格的一致。为了尽量满足译文“信达雅”的要求，译者需要借助一些翻译补偿手段来疏通语义、阐释文化和沟通读者。在典籍翻译中，专有名词数量较多，对目的语读者来说这些名词往往会成为阅读路上的绊脚石，而注解则能很好地为读者答疑解惑，扫清阅读障碍。在比勒尔看来，类似《山海经》这样的典籍适合注解式翻译，相关的注解不但能让译作全面地再现原文内容，而且可加深读者对文本的体会。比勒尔译本中关于中文名称和术语的注解置于译文之后，一共75页，对动植物、地名、神灵等专有名词都进行了用心阐释，并以首字母排序方便读者检索。运用大篇幅注释，一方面可以解释晦涩的名词，减轻读者的理解困难；另一方面也通过提供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引起读者好奇心，拓宽读者视野。

由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必然有相应的文化信息，故“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信息当适应目的语的文化现实，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21]260。尽管表达的核心是语义，但其并非总能如实呈现蕴藏其中的文化信息。因此，当语义在译介过程中“不能完整表达时，注释可以用于文化阐释”[21]264。例如，比勒尔将《山海经·西山经》里面的“混沌”意译为“Muddle Thick”[20]26，读者虽然能轻易通晓字面意思，但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为了让读者领悟其背后深意，比勒尔对“Muddle Thick”进行了以下注解：“Muddle Thick (Hun Tun): A god representing chaos, located on Mount Sky in the west. His attributes are a shapeless body,colored yellow with scarlet markings, and with double wings, and the feet of a reptile. Though faceless and eyeless, this deity is the origin of song and dance.He is also known as the great god Long River (an unfamiliar title). The most famous myth of this god is not given here, but it appears in a parallel text of the fourth century BC which emphasizes the god’s formlessness, and especially his lack of bodily orifices.His name appears in various compounds and with variant graphs to denote the state of shapelessness and confusion, especially the primordial stat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20]240

尽管比勒尔坚持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到相应的对等词进行意译，但在注解里面她还是采用了音译法将“混沌”译为“Hun Tun”，并用括号标注在“Muddle Thick”后面，以保持原文的韵味。此外，在注释开篇，比勒尔还特意为各个音译名中的元辅音作了发音注释,例如“ch, k, p, t 不送气，发音与j 相似”[20]197，有益于读者把握原文中名字的正确发音。比勒尔在注解里说明“Muddle Thick”代表天地混沌，虽然没有面部和眼睛[22]49，却是原始先民的歌舞之神；同时他也被称为帝江，关于他最著名的神话未在《山海经》中出现，但在公元前4 世纪的平行文本中有迹可循，其中强调了神的无形。混沌表示混乱，尤指开天辟地之初的原始状态。通过注解使读者清晰了解混沌的概念及其象征意义，才可能产生理想的译介效果。

注解不仅仅是为译本提供丰富历史材料的副文本，也是窥探译者翻译思想的有效途径。注解在比勒尔译本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译者在场的显著标志，揭示了译者的主体性。比勒尔逐一翻译《山海经》中所有的专有名词，其主要采用意译法，但在注解中提供了对应的音译名称，还对名词进行了适当拓展。其目的是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让《山海经》活灵活现，打破典籍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提升读者对中国神话的兴趣和热情。

三 《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的外副文本

外副文本可以存在于除文本之外的任何地方，和内副文本互为表里。当一部译作即将进入或远离目的语读者视野时，与之有关的访谈讲座、论文研究、书评笔记、影视改编等外副文本都能让作品引人注目，此处着重讨论学者评论和读者反馈对比勒尔译本接受的影响。

（一）学者评论

学者评论基于理论结合实践，所持观点有理有据，其学术牵引为广大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导向。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迈克尔认为，《山海经》是研究中国神话和宗教不可或缺的材料，比勒尔译本是首个个人英文全译本，对于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来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他在书评中指出，对普通读者来说，比勒尔译本很难将文本定位到中国早期的神话语境中。其前言的部分内容令人失望，因为比勒尔没有认真论述这部经典在传统中国神话意识中的重要地位。虽然比勒尔在译作中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注解，但这些注释条目很多是她自己的个人阐释，有些并未在中国神话和宗教语境下获得广泛认可。她翻译了几乎所有的专有名词，体现了她在翻译过程中带有的强烈主观色彩。例如“她把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受人尊崇的两位古代贤明君王尧和舜译为‘Lofty’和‘Hibiscus’”[23]，而大家约定俗成的主张是将其音译为“Yao”和“Shun”。比勒尔的这种翻译处理背离了汉学研究中确立的已有惯例，使得读者无法辨识，即便是对中国早期略知一二的读者也难以区分。

其他学者也对比勒尔的翻译发表了不同观点。在王宏看来，“比勒尔治学严谨，译文通俗易懂，行文流畅……偶尔也有漏译、误译、前后矛盾之处。比如，卷一《南山经》南2-13 首句为：‘又东四百里，曰洵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玉。’比勒尔把‘又东四百里’误译成了‘又东五百里’（Five hundred and fifty leagues further east）。”[24]杨利慧在《中国神话手册》的前言中批评比勒尔译本中存在的问题：“有时神话的原意被误解或翻译得过于直白。例如，水神共工被简单直译成‘Common Work’。”[25]此外，斯特拉斯伯格在其编著的《山海经》编者按中称，比勒尔译本中“地名和物名的翻译展现出高度的想象力”[26]，不仅给普通读者阅读增加了困难，也不太适合专家读者作为参考首选。由于学者的身份的权威性，其对译者和译本的不同评价显然能增加译作的曝光度，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欲望。

（二）读者反馈

读者反馈作为外副文本的重要元素之一，在译本普及过程中也起了关键作用。《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的销售有线上和线下渠道，鉴于素材收集难度，本文选取了来自亚马逊平台的读者反馈。在读者M. George 看来，“比勒尔的翻译非常出色，通过直接翻译，陌生的名字变得熟悉易懂”[27]。他认为虽然这本书很公式化，但作者虚实结合，给早期的中国蒙上了神秘面纱，成功的翻译让这些古老的文本、熟悉的汉字、多彩的画面值得一探究竟。读者John W. Schiffeler 认为，比勒尔译本饶富趣味，译者的学术成就和详细介绍有助于读者领会《山海经》的历史背景，但“缺乏数字脚注、更专业的书目、以及罗马化与汉化的一致性，失去了古代汉语的含蓄”[28]，因此无法收获更多的读者群体。

读者C. C. Teng 则觉得比勒尔译本误导了不懂中文的西方读者，因为“她对原文中的记载作了错误解释，以为其中的地貌属于虚构，事实上《山海经》描述的正是6.7 亿年前白垩纪的亚洲景观”[29]。读者Ian Johnson 在肯定比勒尔工作之余，认为这部译作比较边缘化，译者和出版社的一些奇怪决定让译作失去了大部分普通读者。如比勒尔逐字翻译每一个名字，却忽略了有些已经深入人心的文化现象，不免给读者造成困惑。而且“书后的注释又多又杂，出版社应该单独列一个词汇总表并对其进行分类，便于专家研究”[30]。

尽管读者对比勒尔译本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读者通过阅读译作对原文或译文产生的反馈类外副文本，促进了读者与译者的间接交流。对译者来说，在跨文化语境中解读陌生文学作品本身极具挑战性，难免出现众口难调的情况。《山海经》是研究中国神话的志怪古籍，比勒尔花了5年时间将其译成全译本，虽然其翻译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无论读者和学者以何种形式对比勒尔译本做出何种评价，这些外副文本都能让译本活跃在人们的视野，博得眼球，进而推动译介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 《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的副文本功能

“副文本的功能包括解释、定义、说明、支持、补充背景信息、以及学者、译者、评论家的相关观点和态度等。”[11]1副文本在《山海经》英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内副文本与外副文本元素的有效使用建构了文化形象，体现了译者思想，有助于读者听取来自各个渠道的不同声音，推动了译本在目的语社会的接受和传播。

（一）建构文化形象

《山海经》比勒尔译本作为第一个由英语世界学者翻译的英文全译本，对这部晦涩难懂的神话典籍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陌生语境中的读者大都是通过译作来构建异国文化形象的，丰富的副文本有力地弥补了《山海经》翻译过程中因文化缺省可能造成的理解偏差，与正文本一同建构了栩栩如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世界。

其一是博物的地理文化形象。译者在前言中论及《山海经》的意图是要呈现世界全貌，故编纂者将天地概念化为四海八荒之态。“文中有3000多个地名，大多数是山川河流的名称。”[20]xvii例如，《大荒西经》中介绍昆仑之丘囊括万物，比勒尔将“昆仑山”意译为“Mound of Offspringline”，并在文末附注“It is the site of a mountain paradise,where deities make their ascension from and decent to earth, and where shamans ascend to the sky and back on earth perform rites of bodily revival”[20]244，唤起读者探索昆仑神山的欲望，提升阅读兴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熟悉或未能辨识的动植物、矿产等都在前言与注释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反映出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繁荣景象。

其二是悠久的历史文化形象。《山海经》记录了创世之初的混沌之状，以及后期华夏先民在生息繁衍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书中多处有关黄帝、大禹等人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译者对“大禹”作出注释“queller of the world flood…founder of the Summer (Hsia); founder of a country and people”[20]272，不仅能补偿因跨文化引起的翻译缺省，而且方便读者对中国的朝代建立与历史更迭进行初步认识。

其三是怪异的神祇文化形象。《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主要来源，封面选取的神兽插图和封底介绍中以女娲、黄帝、西王母为代表的204 位神话人物，暗示中国文化的古老与瑰丽。例如封面插图中的应龙，比勒尔在注释中说到应龙“帮黄帝战蚩尤、助大禹治水”[20]251、能和风化雨。以图画和注释为补偿手段，可以使读者对中国“龙”的形象理解更为深刻，强化读者对中国神话的兴趣和认知。

（二）彰显译者风格

“译者在译本中表现的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形式的个性特点即为译者风格。”[31]为了如实传递源语信息并照顾读者对文化移植产生的陌生感，比勒尔在译本正文中采用意译、归化等策略，尽力忠实原文，同时也借助副文本如前言、注释等来促进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有效互动。

鉴于《山海经》内容的庞杂难懂，比勒尔主张采用深度翻译来呈现原文全貌，即“通过释义和注疏等辅助性材料置译文于丰富的语言文化背景”[32]。典籍翻译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场域难免导致一些文化缺省和曲解，深度翻译则为此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附加材料和详细解释意在重构一个宏大的原始语境，帮助目的语读者深刻体会源语文化。

比勒尔在前言中表明，为了让《山海经》的文本清晰连贯，她在翻译时进行了适当插补，并首选意译来翻译独特的名词术语。此外，封底和前言中都鲜明指出比勒尔力求为每一个名词找到英语世界中的对等词汇，方便读者明白名词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象。例如，比勒尔将“西王母”译为“Queen Mother of the West”，其注解是“The great goddess of the west, and one of the major deities of Mount Offspringline. The name of the mountain over which she presides is variously given in this text as Mount Jade, Mount Flamingfire…The attributes of this goddess are describ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ext…The goddess is said to have the function of a destroyer on a cosmic and cataclysmic scale. In this,she compares with the violent function of other female deities, mostly having the stopgap name of Girl. The goddess inhabits a utopian environment. Her sacred creatures are the three green birds which bring her food.”[20]249-250大段注解利于读者从中感知西王母的原始形象，知道她代表灾难与毁灭，并有三只青鸟作为侍从。详细的注释既弥补了译文追求“信达雅”面临的短板，又是译者思读者所想，解读者之惑的有效行动。而且注释中提及西王母在《山海经》中有不同出处，激起了读者一探究竟的求知兴趣。比勒尔通过深度翻译充分拓展了原文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保持译本正文贴近原文的同时，利用副文本元素为读者营造作品的原生语境，以增强读者对《山海经》的理解和重视。

（三）促进译本接受

副文本相对于正文本更先一步被读者所接触，读者对作品的初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命运，因此译作的副文本在促进译本接受的过程中不容忽视。在《山海经》的英译过程中，出版社的系列策划和译者的学术造诣为扩大译本的接受和影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译介活动中最关键的副文本元素操纵着译本的发行与流通。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企鹅出版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图书出版集团，是书籍品质和多样性的代名词。能够入选企鹅经典系列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引人入胜的精品，因此企鹅经典也往往是人们阅读名著的首选。企鹅图标和出版社名称在比勒尔译本的封皮、扉页、内封面、出版信息页频繁出现，既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对企鹅经典的认同，又在无形中显示了译本的思想性和可读性。另外，出版社在译本封底介绍《山海经》比勒尔译本能为读者提供上古世界的游历指南，从古代中国的中原名山到海外异地，暗示读者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文本。通过一系列副文本元素，出版社在无形中增强了读者对企鹅经典的信赖，从而更好地引导读者探索比勒尔译本里展现的奇异世界。

同时，比勒尔本人出色的学术背景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为译本的产生提供了原始动力和翻译品质保障。比勒尔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古代歌谣、古典爱情诗和古代神话。她先后求学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在中国四川社科院进行交流学习，师从中国著名神话学家袁珂，这为其中国神话研究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翻译《山海经》之前，比勒尔对中国神话的理解已颇有建树，并出版了《中国神话导论》一书，她呼吁“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文献急需负责的汉学家将其译成欧洲语言，最好是译成英语，并尽量补充注释和相关讨论”[33]，以满足读者和学者了解、研究中国神话的迫切需要。比勒尔本人对《山海经》有相当深入的认知，她在译介中也补充了大量注释，以消解跨文化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虽然不同的学者与读者对比勒尔及其译本的水平和质量各执一词，但这些外副文本的言辞碰撞也不知不觉为译本做了积极的宣传，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促进了译本的接受与传播。

副文本是翻译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正文本的补充和延展，既为正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又营造出彰显译者主体的交互环境。《山海经》比勒尔英译本中蕴含了丰富的副文本信息，通过对其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所进行的探讨，可以看出副文本的呈现有助于塑造异域文化形象，正确解读译者思想，增强读者对《山海经》社会背景、文本内容的理解，促进译本的接受，从而实现翻译的终极目的。比勒尔英译本副文本要素及其意义提示我们，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文化外译实践中应充分重视副文本元素，其恰当运用对翻译目的的有效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