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志 明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传统中国是聚族而居的农业社会,儒家的宗法制度和亲亲原则规范着家族伦理,家长是伦理上的宗主,与子女之间是一种以血缘与亲情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掌握着子女的生杀大权。中国传统的童蒙教育充斥着道德的训示与群性的培养,而儿童的创造力与审美能力从未受到关注。鸦片战争后,支撑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价值观等逐渐崩溃,有识之士急欲寻求拯治病弱中国的良方,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国民”成了当务之急。而长期隐匿于历史深处的“儿童”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晚清到“五四”,无论是梁启超的《论幼学》《少年中国说》,还是鲁迅的易“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亦或是周作人的以“子孙崇拜”取代“祖先崇拜”,其最终目的是寄希望于“孩童”“少年”等新生命的开始,振衰起弊,除旧布新,打造崭新的国族未来,从而挽救积弱积贫的旧中国。然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之说落脚点是“中国”,“少年”只是对“中国”青春希望的修辞策略。鲁迅、周作人及其后的现代文学作家,则在广泛汲取西方现代孩童观念基础上开始建构中国化的孩童论述。柄谷行人指出:“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1]如果我们把“儿童”置于现代中国具体语境之中考察,就会触及一个关键问题:“儿童”作为一个有效的历史和文化载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承载着什么样的性别、社会和政治想象?“儿童的发现”能否为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