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歌自然，咏叹女性
——哈代与沈从文的生态批评比较研究

韦清琦，滕婷婷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托马斯·哈代、沈从文这两位作家生活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创作上却有相似的地方。在自然描写中，无论是哈代还是沈从文都融入了他们的自然观与社会观，本文借助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比哈代与沈从文的作品，从其自然描写入手，比较他们的自然观以及生态观，分析他们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的异同。通过比较，笔者发现无论是英国的哈代还是中国的沈从文都来自于古朴的乡村，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依恋。他们各自站在“维塞克斯”与“湘西”的土地上，殊途同归，用满怀热情的笔触描写当地的自然景色和淳朴民风，以及如何在新旧文明中挣扎，而自然与女性又如何遭受着相似的压迫。因而生态女性主义也许是重新审视、对比哈代与沈从文的一个有用、甚而有走向普适的潜能的阅读视角。生态女性主义的阐释发现，沈从文在其女性叙事的小说创作中, 显现出了鲜明的生态意识。笔者力图在本文中证明，这也同样适用于哈代，后者的写作同样“宣示了自己独特的女性观、生态观, 寄寓着守持和重建人类美好家园、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思考”[1]，应该是沈从文和哈代写作的共同投射。2009年发表的《自然的颓败女儿的悲伤——苔丝与翠翠的悲剧根源新论》便是运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观来比照这两位东西方文学巨匠各自的代表作，并不无正确地指出：“哈代和沈从文都认为人类与自然，尤其女性与自然息息相通，密不可分，他们的观念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他们都是具有超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2]。不过，类似的前期研究，仍过多执着于“女性与自然息息相通，密不可分”，我们认为还是要把批评的关注点，放在女性与自然受压迫的联系性上，结合跨文化比较进行研究。

一、变革时代的乡土歌者

在勾勒维塞克斯与湘西这两个不同世界时，哈代与沈从文相似在都深爱着大自然，都无比思念自己的故乡。相似的地理支撑转化为写作上的精神支撑，他们的作品中无不充满对自然与家乡的赞美，两位作家都精于描绘自然景色，维塞克斯与湘西因作家所处不同的时代与世界而具备它们自己独有的特点，却也因相似的时代变革背景而不乏共性。

1. 维塞克斯世界与田园风景

哈代的读者们无不熟悉“维塞克斯”这个词，这样一个在他作品中浓墨渲染的地方，让人似乎看到了阴沉沉的天空、无垠的荒原、呼啸而过的风以及昏暗的夜晚。维塞克斯指代英国南部的一个特定地区，据认为其原型是作者出生地多赛特。哈代的15部小说多以维塞克斯为背景，小说家以此将众多作品整体联系起来，以增强表现力以及谱系式的宏伟结构。研究哈代的学者迪克西特认为，“哈代描绘在这个背景下的主人公和他们的内在关系，远远超越了地区主义这个狭隘的界限。背景环境与主人公，尽管有着明显的地域与时期特点，有着普适性原理，使它们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3]。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情、婚姻、离婚、社会的流动等等都被哈代写进自己的作品，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将哈代评价为“一位细心而老练的大自然的观察家；他了解雨滴落到树根和耕地上的差别；他了解风儿穿过不同树木的枝桠时的声音的不同。但是他明白，从更广义上来说，大自然是一种力量；他感到其中有一个幽灵，这幽灵对人类的命运可以同情，可以嘲弄，也可以保持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态度”[4]。在品读哈代小说时，读者受到他诗意的语言感染，哈代特别注意自然描写，仿佛自然景观就是美妙的画卷和愉悦的音乐，在自然环境中融入主人公的悲剧。哈达凭借笔下美丽的自然风景描写跻身于一流自然描绘大师之列，近代作家如D·H·劳伦斯与弗吉尼亚·伍尔夫高度赞扬哈代敏锐的双眼与听觉，但是哈代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写实主义者。哈代细心观察着大自然的一切，但是像其他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一样，他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将地球上的万物在笔下改变，而不是简单地描绘自然。哈代小说中的自然具有魔幻般的力量，日月星辰高挂天空，自然景观奇特无比，气候日夜变化，遮蔽了天空的大树、萧瑟的荒原、奇异的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都赋予了哈代主观超自然的想象。

哈代早年深受达尔文影响，对《物种起源》兴趣浓厚，逐渐培养了他对自然世界的喜爱。他笔下的风景就是小说人物生活的地方，当描绘到以自己家乡为样本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景观时，他从不掩饰油然而生的自豪。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原始土地虽然贫瘠，但是在他的笔下被描绘成诗歌美好的象征：

“那是八月里的一个雾气朦胧的黎明。夜间产生的浓厚的雾气，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正在分散开来，缩小成一堆一簇的雾团，掩藏在洼地里，树林中，它们就聚集在那儿，直到最后消失得一干二净。由于雾气的缘故，太阳也变得奇怪起来，有了人的面孔，有了人的感觉，要想把它准确地表达清楚，得使用阳性代词才行。他现在的面目，再加上景物中看不见一个人影，这立刻就对古代的太阳崇拜作出了解释。你能够感觉到，普天之下还没有一种宗教比他更合乎情理了。这个发光的物体就是一个生灵，长着金色的头发，目光柔和，神采飞扬，好像上帝一样，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地，仿佛大地上满是他感到有趣的事物。”[5]92

读者眼前这个活力四射的世界充满了阳光，自然如此慷慨，所有的生物沐浴在她无私的怀抱中，读者可以从美丽的太阳中感觉到真挚的情感，自然之美独立于任何一个时期人的思想理念。在自然法则下，没有等级区别和性别歧视，自然反对人性中的虚伪与残忍，她珍视宽容与博爱。苔丝确实是受到了伤害，但是大自然对她是慷慨无私的，在经历了特兰岭的各种遭遇后，苔丝还是保持着生存的活力。

埃格敦荒原不断出现在哈代的小说中，作者如此钟爱这块土地是因为这里没有被人类活动所污染，没有受到人类文明的践踏。埃格敦荒原充满神秘感，壮丽迷人。在《还乡》开头，哈代大篇幅地介绍埃格敦荒原：“那一片没有垣篱界断的广大旷野，提起来都管它叫埃格敦荒原的，也一阵一阵地凄迷苍茫。抬头看来，弥漫长空的灰白浮云，遮断了青天，好像一座帐篷，把整个荒原当作了它的地席……”[6]3

埃格敦荒原时而沉寂时而狂风暴雨，都对应了主人公不同的命运，哈代如此热爱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对于自然之子克林姆、欧文、奥克等亲近爱护自然的主人公们持肯定态度，而对犹苔莎与韦狄代表的现代人则有不同程度的批评。读者很容易发现在哈代小说中受到赞扬的人物都对大自然饱含热情，通过赞扬这些人物，哈达表达了自己对自然最真挚的感情。

2. 湘西与自然之子

沈从文的大多数作品都与湘西有关，正如字面意思一样，湘西位于湖南西部，沈从文出生在湘西的凤凰县，可以说湘西既是沈从文情感的起源之处又是回归之处。正如沈从文数次谈到过自己读的既有“小书”又有“大书”。这里的大书很明显指向自然，凭借自己无限的想象，沈从文从未停止解析这本大书。湘西的山川河流启迪他的灵魂；苗族的民歌促进了他的成长；军队的军旅生活塑造了他的性格；家庭背景、自然环境与社会经历奠定了他的文学基础、决定了他的主题选择与创作风格。沈从文对于沅水流域如此熟悉，一口气可以轻松说出各种各样帆船的名字、主人与航线。除了帆船，还有宏伟的山丘，朴素而又狂野的民风，热情的水手与妓女、御敌的士兵还有滥杀无辜的匪类。这样一个环境下沈从文所见所听，眼见各式各样的人都被写进他美丽或悲伤的故事。

在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边城》中，沈从文描绘了一个诗意美丽的世界。作为一位自然描写大师，文中简单的语言置读者于和谐的湘西宇宙中，而置身于如此美景中读者自然期待翠翠与傩送之间会发生浪漫的故事，但读到的只是悲剧结局，景色可爱与人物命运的变化莫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沈从文独特的美学风格之处。在他的短篇故事“夫妇”中，沈从文的写景洗练而隽永，但是在这个故事中，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因为不避人大白天做着任谁看来也生气的事情被捉起来了。金介甫将这篇夸为“模型般田园诗，表面上很朴素简单，但是饱含寓言的色彩”[7]。女人头上插的一把野花可以看作生命力的象征，在故事中不断出现，在当地民间有种说法，野花暗指堕落的女人。野花本是自然中美丽的生物，被文明曲解了。在那些村民眼中，在野外与自己丈夫作云雨之事的女人就像一朵随意开放、不受季节限制的野花。但是在夫妇被村民们抓到羞辱了大半天才回到路上时，象征自然生命的野花也开始枯萎，象征着自然生命力正被偏斜的村民——所谓的文明人摧毁，璜回到城市时仍然感到孤独空虚。野花枯萎一方面是现代城市文明所带来的物质、道德、政治的恶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老旧的传统开始摧毁淳朴的自然美。

在沈从文的桃花源世界中，一方面他尽情地赞美大地母亲，另一方面他创作了一系列自然之子，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中，不仅仅自然被赋予了人类灵气，人类也拥有了自然特性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边城》中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小公牛般强壮有力，《虎雏》中年轻的士兵如小猎豹般永不屈服，《会明》中军队的厨子会明小狗似的天真，牛一般诚实能忍。除此之外，在给人物取名时，沈从文经常会在名字上就显出人物的自然特性，比如菌子、四狗、黑猫、翠翠，通过这样的名字，人物与自然联合起来，被自然化。通过人物的自然化，沈从文获得了天人合一这样的生态理念。

这个桃花源世界，更加说明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湘西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沈从文将人物的爱情描绘在自然的怀抱中。在故事《龙珠》中，龙珠在一片竹林中伴着感人的歌曲找到了他的爱人；在“月下小景”中，傩佑与那个女孩子在一个芬芳的秋天的夜晚把自己奉献给对方，睡在业已枯萎了的野花铺就的石床上结束了双双的生命；《旅店》中，黑猫三年与男女事无关，与爱情无份，却因一晚星光下鸡叫狗叫的催促，有了一种欲望，在出去担水时与大鼻客人在水边有了亲近之事；《雨后》四狗与阿姐在野外的山坡上做了浪漫之事，山坡上万物复苏，花香鸟鸣。自然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背景，也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是为何沈从文不断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类而不同的自然观

1. 哈代复杂的自然观及其三种起源

作家的经历往往会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托马斯·哈代也不例外。首先，其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给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基础。许多哲学及科学书籍帮助他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他在建筑学系学习及到附近大学上课这些方面花费的宝贵时间，一方面提升了他的审美观，另一方面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一定的素材。第二，传统文学，如浪漫主义运动，对哈代的影响绝不可忽略。在英国文学史上，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诗歌再到自然主义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自然。在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看来，自然象征着自由。为了有诗意地居住在地球上，人类必须回到自然中，且遵守自然法则，然后人和自然就会十分和谐地相处了。在《抒情歌谣集序》(PrefacetoLyricalBallads)中，华兹华斯曾说过：“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的美丽与永恒结合在一起”[8]。哈代年轻时热衷于华兹华斯的诗歌，他十分勤奋刻苦，善于从前辈身上吸取养分与经验，从而丰富自己。第三，哈代还受到了很多现代思想的影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该理论展示了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且指出人类和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祖先，这就是地球上的一切物体与人形成了相互作用和平等的关系的原因。在所著的《辩护》(Apology)中，哈代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通过研究现实，随着观察一步步获得明确认识，着眼于可能的最好结局：简而言之，就是进化的社会向善论”[9]。众所周知，《绿荫下》最好地展现了哈代早期作品的主题。在构思本小说的剧情及角色时，哈代所遵循的原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季节的变换，哈代呈现了主角在冬春夏秋时节的恋爱过程，这实际上是哈代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帮助下解释社会和生活。正如四季的循环一样——春天开出灿烂的花朵，秋天结出累累的果实，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相似的。

通过他的小说，哈代努力地尝试着构造他的“维塞克斯世界”，呈现原始的场景和单纯的民风。与此同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曾经的世外桃源已不再像从前那么和谐。深深热爱着他的出生地，但又不得不接受社会发展的哈代，仍然渴望一个和谐的家乡。哈代将对自然的人性和美丽自然的渴望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佳生存状态的追求作为他长期以来的愿望。

通过他的“维塞克斯小说”，哈代告诉我们，大自然是一个生物圈群落，山陵、河流、树木、花儿及各种动物都属于这个生物圈群落。自然有其自身的生活规律，且自然不仅是供人类有诗意地生活的家园，也是人类精神依赖的家园。因此，哈代推崇爱情且尊重自然。作为自然的孩子，哈代渴望能够被自然所拥抱，且渴望能够过上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与生态批评提倡的生态整体主义相当契合，后者认为“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着它自己运动演替的方向。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之物：动物、微生物，都是这个整体中合理存在的一部分，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10]。

在描述处于自然环境中的角色时，哈代没有弱化场景来突出角色，而是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描述方式——拟物。他常常将人比作物，这样人就不再位于宇宙的核心，而是和其他物体地位相同。例如，当尤苔莎在《还乡》中初次登场时，她作为整个场景的一部分突然出现在读者们的眼前：

“那人影站在那儿，如同脚下的小山一样，一动也不动。小山从平原上耸起，古冢从小山上耸起，人影从古冢上耸起。再往上，就看不到任何其它东西了，只有一顶苍穹……荒原景色出奇地相同，那溪谷、高地、古冢以及上面的人影，构成一个整体。只看其中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便不是观察景物的全体，而是观察其断面。”[6]9

山谷、山丘和人物一起组成了这个场景，这显然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阐明。作为人的尤苔莎和场景中其他的物被置于完全同等的位置上。人类已不再是自然的中心主人，且拥有了场景中的物的物理特质。这种生态整体主义还体现在哈代对动植物以及人与动植物之间亲密关系的生动描述中。哈代将动植物看成是地球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就跟人类一样，而且尊重动植物的生存权及其存在价值。对宇宙中所有生物都保持尊重的哈代，构建了人与动植物之间亲密互动的关系。

实际上，哈代对自然的态度既复杂又模棱两可。“乡村的宿命论和达尔文的世界图画都使他认识到，首先，自然不是面带微笑的仁慈的母亲，而是一个高深莫测和道德中立的‘原动力’或‘无所不在的意志’。哈代对自然的敬畏是负面的”[11]。 自然对人类的敌视可用下例来证明。《德伯家的苔丝》中所描述的世界中，自然似乎总是会破坏人类的计划，且会从中干预从而导致一个又一个悲剧。苔丝被亚历克强暴后，哈代这样评论道：

“这片美丽的女性织品，就像游丝一样的敏感，又实在像白雪一样的洁白，为什么就像她命中注定要接受的那样，一定要在上面画上粗鄙的图案；为什么粗鄙的常常就这样占有了精美的，不该占有这个女人的男人占有了这个女人，不该占有这个男人的女人占有了这个男人，好几千年来，善于分析的哲学家们都没有能够按照我们对于秩序的观念解释清楚”[6]48。

哈代似乎感到，有一种无形的自然力量在主宰着世界，且这种力量包容着对人类的敌意。

自然对人类的回应并不都是中立的，而是也有敌视的，这证明哈代的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相信自然是敌视的仍然属于二元论。西方文化人类中心说的传统创造了自身/他者的二分法，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如大脑/身体、男性/女性、人类/自然等相应的二分法，且赋予前者优越性和较高的价值，而将后者贬为受压迫的“他者”，因而产生了等级统治的逻辑。在这种状况下，自然成了沉默的、劣势的、被开发的“他者”。 生态批评是反对这种人类/自然二元论的，且认同自然的内在主观性及自治性。为了反对“他者”这个概念，美国哲学家墨菲在其论文《美国近代多元化文学中的另一个与栖居》(AnothernessandInhabitationinRecentMulticulturalAmericanLiterature)中提出了“另一个”的概念。通过将客体“他者”转化为“主体”，墨菲废除了“自身/他者”的二分法，破坏了等级统治的逻辑。同样，自然也被从“他者”转化为“另一个”，从而导致人类自然二分法的废除。生态批评强烈呼吁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揭露其主体性，提升自然的地位。自然是独立的，它不是人类的仆人，而是一个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2. 沈从文独特的自然观及其三种起源

从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推崇自然的人性，且尊重人类和自然的结合。他之所以认真看待自然主要是因为：第一，湘西楚巫传统文化；第二，道家文化；第三，独特的生活经历。

第一，楚巫文化指的是楚文化及楚国部落的遗迹，这些遗迹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至先秦时期。《楚辞》是楚巫文化遗产的唯一的书面形式的遗迹。人类对不羁的自然的崇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楚文化的自然伦理学反映在一些品质上，如顺应自然、不随波逐流、坚定不屈。湘西人过着原始自然的生活，依山而居，靠山上提供的食物和水生存。在湘西人的眼中，“大树、洞穴、岩石，无处无神。狐、虎、蛇、龟，无处无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一，无一不赋以人性”[12]。某种程度上，楚巫文化跟泛灵论很相似。泛灵论认为非人类实体(动物、植物及无生命的物体或现象)拥有灵魂本质。人类学家泰勒在其于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Culture)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书中他对这个术语的定义为“教条的灵魂物”“一分为二的泛灵论，灵魂的生活信条，其他灵魂的生活信条”[13]。楚巫文化是沈从文自然观的深层文化基础，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历史根源，还是他的作品中蕴含自然人性美的历史根源。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尊重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年轻时，沈从文就熟知了诸如老子、庄子等圣人的思想。他读私塾时，“在向孔子牌位及老师鞠躬后，学生们同时而又不齐声地大声朗诵课文……文章包括了……《孟子》《论语》《诗经》《史记》这样的文学经典”[14]。这些观点无疑丰富了他的思想。对自然人性的赞扬以及对天人合一的重视是道家文化的核心所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自然的人性美及人与自然的共存，这表明了他对道家精神的认同。沈从文对湘西的描述是关于田园生活的，且包含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在《边城》中，读者看到的是青山绿水、宁静的乡村、淳朴的民俗风情。茶峒县的人们与自然紧密相关。小说的灵魂人物翠翠，在青山绿水中长大，不带一丝污染与邪恶。庄子看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状态[15]，这跟沈从文的理念完全吻合。因此，可以说，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文化是沈从文重视自然的另一个文化基础。

第三，沈从文独特的生活经验是他重视自然的真正原因。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一个普通人家的沈从文，与自然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关系。他的生活、性格及创作很多都跟水有关。水是大自然中基本的组成元素，大自然将沈从文孕育成有着如水般坚强精神及进取精神的大自然的儿子。

当沈从文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时，他被现代文明的虚伪与庸俗、现代文明对人性的不敬与束缚、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数千年农业的深刻影响所淹没。沈从文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一切抱持着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从而提出了“回归自然”的愿望。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写道：“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16]。

总之，受到上述三种起源的影响，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中，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存，且充满了人性之美，表明了他想要建设人类诗意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这在今天听起来是多么符合生态理念！

出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沈从文提出了“神即自然”的自然观。在沈从文眼里，自然不仅仅是生命的存在，而且是神圣的。这意味着自然拥有超越人类的力量，自然被提升到了神的位置。在他所写的“水云”中，沈从文提到了他的泛神论，他认为一切事物皆是神圣的。他是这样写的：

“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不仅这些‘偶然’间一时侵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17]。

同样在《凤子》中，他通过角色之口说道：

“神的意思在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于他来处置。他常常是合理的，宽容的，美的。人作不到的算是他所作，人作得的归人去作。人类更聪明一点，也永远不妨碍到他的权利”[18]。

正是因为神即自然，沈从文发现了自然之美，相信神创造了美丽的一切，且地球上的每个自然物都是神圣的。当自然极美之时，它就拥有了无法言表的神性，自然就变成了神。显然，人与自然统一了，成为了一个整体。沈从文笔下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联系使读者看到，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自然的学生，且人与自然的共存关系是如此和谐。经历了许多战争与工业文明后，沈从文从自然这本大书中不仅学会了尊重自然，而且学会了如何生存。

三、转型期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

1. 哈代的社会观及其悲剧意识

哈代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常常与其命运作斗争却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他们与命运作斗争的热情以及进取精神却通过整本小说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悲剧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其作品中的深刻思想和文学艺术品质, 哈代小说中的这些悲剧特性并不是罕见或偶然的, 他的悲剧意识充分反映了社会中的普通大众。在西方文学历史中，哈代的悲剧小说受到了古希腊悲剧小说的主题——刚毅、勇气和智慧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它们。这些主题在悲剧小说中往往通过一个人为渡过难关不惜牺牲其尊严和为寻求生机正视苦难来得到体现。

在哈代多彩的艺术世界中，总有两种不同的文明：一个是理智冷酷但却有影响力并占据小说大部分内容的基督教文化；另一种是活泼激情但却孤独微弱仅存于角落的异教文化。哈代的很多作品都把基督教文明视为悲剧的最初来源，在那里美好的事物被埋葬。他无情激烈地抨击着这种陈腐的宗教思想。哈代是着意创作这种有悲剧冲突和悲惨结局小说的，以此来激发读者思考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感知这种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宗教和伦理。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其批判迂腐宗教和道德思想，净化人们思想，呼唤变革的目的。所以哈代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生都在追求在明智和理性两种生活中的自我实现。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是受人类本性驱动的，是一种还没有受伦理和道德萌芽影响的纯真生活状态。例如，无论受到来自世界何种形式的逼迫，尤斯塔西娅仍然是那个孤傲、欢乐的午夜皇后， 苔丝仍然是上帝单纯的女儿。虽生活在充满不同声音的世界里，他们仍追求快乐自由，不受世俗束缚的生活，就像在海洋里遨游的小鱼一样，轻松超然。

哈代小说中的人物都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宗教氛围弥漫的国家，所以他们都被覆盖在两种思想的碰撞之下，他们的精神和思想都在资本主义异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冲突中遭受苦难和挣扎。例如在小说《苔丝》中，苔丝被引诱后来怀孕但是却不能被那些心胸狭窄，认为她的行为腐化了公共道德的村民们所接受，所以苔丝被迫离乡走向其悲惨的结局。正是这种令人难以抵挡的社会背景导致了苔丝的悲剧。在《还乡》中，尤苔莎打心底里厌倦压抑无趣的生活，渴望纷华的闹市，但是质朴的居民们却无法接受她的思想和行为，这让她很痛苦和孤独。在《林地居民》中，一方面女主人公很喜欢那种淳朴的民风和村民们坦诚的相处之道，但另一方面，她又渴望嫁给一个又帅又绅士的城里人。然而，最后她却失去了爱人，在情感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总得来说，哈代笔下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有些人因为对传统思想的依恋而被现代文明伤害；有些人被孤独地困在一个充满传统思想的环境中但却渴望追逐现代文明；有些人甚至身体上或情感上都在忍受着屈辱和折磨。哈代如实生动地描述了那些在两种文化当中挣扎的人所受的精神创伤。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哈代赞扬如画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风，如实地描绘了田园似的生活方式是怎样被入侵的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和新秩序摧毁的。他为因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入侵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状态的日益消逝而痛惜。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新问题，哈代感到很迷茫。他找不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想不出解决办法，所以他痛苦地把这些归咎于命运。他相信有一种普遍的、无形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只能任其发展的力量存在。这种强烈的悲观主义宿命论也就成为了其笔下人物痛苦的基调。通过对现实的探索，哈代认为一个人要改变命运就必须正视黑暗，考虑人类的未来，创造美好的和谐，对个人悲剧的微观描述升华成对人来未来和前景的宏观思考。

哈代试图把基督教文化和传统文化等同起来，把资本主义异教文化等同于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哈代好像反对资本主义异教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入侵，但却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必然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他渴望旧的淳朴生活方式但却发现笔下的人物都禁锢在陈旧的狭隘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代的小说中总有相互矛盾的声音存在。

2. 沈从文的失乐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转变期，中西方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中国遭受外来资本的入侵，现实物质主义的肆虐，精神文明的欠缺，城市繁荣的异常，以及生态问题的加剧。

尽管沈从文努力给读者们呈现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好、健康、诚实的人类家园，但在阅读中仍然会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悲伤涌上读者心头。《边城》开篇就指出翠翠的双亲都是自杀身亡，读者不禁会去思考原因，既然他们不畏死亡，他们到底怕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男的违背了自己的从军职责，而女的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父亲？当翠翠逐渐长大，她的爷爷想到翠翠会有一天离开，却不敢提出来，他为翠翠的婚姻担心，因为他觉得翠翠与她的母亲有很多地方相似。

为什么不幸、忧愁与美丽、善良的人儿同在？为什么美好善良的人儿却有着一种悲剧的命运轮回？当沈从文提醒读者不要忽略在文本背后的热情与苦楚时，他变得更像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乡下人。而他又居住在现代文明的城市中，从城市文明的视角来审视湘西与农民。他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有一种复杂混合的双重批评，既有对城市的也有对乡村的批评。在他乡村主题的小说中，沈从文一方面赞扬农民的自然淳朴的人性，另一方面又隐含地批评他们的愚昧。在他的小说中，我们除了看到人性的善良，还看到了愚昧的一面。他的小说《一个女人》讲述了三翠这个女人的一生，三翠名字是与贤惠美德放在一块的，她能做事、治家，能干乐观，但是接连发生不幸，她的公婆相继去世，她的丈夫也去参军一去不回。三翠在家和她的瘫婆子干妈住在一起抚养自己年幼的儿子，就是这样三翠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十年后，当她抱了周年的孙子到雪地里看他人接新嫁娘花轿时，她才三十岁。从沈从文平白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叹息，他哀叹一个年轻生命的时间悄悄流逝，才三十岁就走过了一个生命的周期。很明显，三翠不会去思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处于稀里糊涂的状态。翠翠、三翠是无知天真的，不闻不问历史、政治、文化、知识、信息。

萧萧也是像三翠一样的童养媳，但是因为她的爷爷见多识广，自己就有了些想法。在《萧萧》中，有这样一群特别的角色：女学生。这些女学生在享受夏夜的凉爽时，爷爷跟萧萧讲了一些女学生不好的听闻，还这样取笑萧萧：“萧萧，你长到(长大)了，将来也会做女学生！”[19]224这些女学生没有社会的压迫，她们过着自由的生活，去上学、恋爱，不用做家务，这些都与萧萧真实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在乡下环境中，萧萧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女学生。读者此时会对这些善良美好的人们所过的愚昧生活产生强烈的悲伤与愤怒。再联想到翠翠与母亲相似的不幸，这些脆弱的女孩子们一代一代地都过着几乎隐蔽的生活。那么到底如何摆脱城市文明恶劣方面的影响而又远离愚昧无知从而走向自由与真谛呢？这就是沈从文作品所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是农业社会或工业文明都无法解决的。

沈从文笔下的原始社会存在着一种狂野的生命力，是自然自由的，与文明社会的可见秩序和隐形压迫相对，从湘西原始的内在道德品质中，沈从文找到了这种生命活力，也就是乡下人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特质。在《夫妇》中，这种原始生命力在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冲突下展现了自己的价值。《夫妇》的情节很简单：乡下的一对新婚夫妇在回娘家路上，路过一个村休息，在一堆干草堆旁没忍住在大白天行夫妻之事，结果被那个村的村民抓起来绑起来审判一番。主人公璜是从城里来乡下治病的，在他的说情下，这对夫妇最后被放了。这对夫妇的行为可以说是人自然天性的释放，本来不应该有任何问题的事情，却得到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就是当地村民的，他们将这对新婚夫妇绑到了树上加以羞辱，这些村民的地位职业各不相同，情绪也描绘不一，但是他们都下意识地臣服于封建道德思想，这样的思想让正常的成为非正常，自然的变得不自然。另一种反映则来自于城里人璜，他与这群愚昧的乡下人不同，站出来为夫妇求情，璜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疾病，来到乡下寻求安静来治疗，但是这件事情更是震惊了他的心灵，尤其是这对夫妻中的女人身上所体现的生命力。这个故事中，女人头上的一束野花就是野外生命力的象征，沈从文不断提到这束野花，这野花也不断搅动着璜的内心世界，最后璜请夫妇将野花留给他做个纪念。通过璜的心理反应，《夫妇》这篇小说暗示了现代文明中的虚伪，没有自然、活力、生命力，一切都是虚伪的优雅与礼貌遮掩，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城市，但是小说中还是可以看到城市的身影，无论是封建主义文明还是资本主义文明，沈从文都有抨击。很明显，沈从文所渴求的是保持人的自然人性，不被现代城市或乡村的愚昧所摧毁。

托马斯·哈代与沈从文同样深陷在新旧文明中间，受到双方的冲击影响。但是在作品中，哈代更突出外来“文明人”与“文明事物”的影响，而沈从文偏强调封建势力的掠夺，所谓的文明诱使年轻的男女在虚荣的追求中迷失自己。但是可以肯定沈从文与哈代都满怀对自己家乡的爱与思念，看到自己的家乡在外来文明的影响下逐渐变化时他们悲痛不已。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促使传统文明逐渐没落，无论是哈代的埃格敦荒原还是沈从文的茶峒，这两个地方都迅速凋零。现代文明在某些程度蔑视传统文化，曲解人性；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诸如宗教、法律阻碍人对梦想的追寻；居住在这个现代现实文明中的人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本真。哈代与沈从文都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成长在乡村，是乡下人，后来都去城里，成为了城里的文人，并目睹城里的各种不公的黑暗事实，他们都渴望回归，寻找曾经的家园，那个美丽安静古老的乡村，那个遭现代文明的入侵而不再纯净的乡村。

面对着现代文明引起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以及对腐败人性的哀痛，沈从文与哈代似乎都找到了同样的出路，即回归自然与人性。人们只有回归自然才可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重新获得他们的自然特性与纯洁。这里的回归自然并不是指回到原始时代也不是沉浸在自然中，而是指从自然获得美德与生存智慧。两位作家都渴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认为自然可以将人类带回到简单朴素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下人性可以自由发展，展现生命力。这种和谐的生态状态否定曲解人性的现代城市，在两位作家眼中，自然乡村与纯净的自然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修正，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四、自然与女性的共同命运——生态女性主义视角

1. 双重压迫

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哈代正是以他对处于生存困境妇女的深切关注和对自然的一片痴爱，以他对自然与妇女关系的独特理解，通过自然和女人的悲剧来说明，在父权制社会中，自然和女性一样是作为他者而存在，她们一同受着社会的压迫”[20]。

哈代在维塞克斯世界、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分别描绘了多个鲜明独特的女性角色，他们身具自然人性，充满了活力，都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但是由于这两位作家社会背景、文学哲学思想不同，他们笔下的女性角色还是有不同之处。笔者旨在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讨女性与自然的相似之处，即都遭受父权制社会的压迫。父权制社会不仅仅是女性问题也是自然问题的的源头，自然与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到支配压迫，西方文化中的二元论以父权制为中心，建立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前的对立关系，自然与女性都被贬为“他者”，成为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笔者一直认为这才是以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探索包括哈代、沈从文等经典作家的文本的正确方式。回顾哈代在中国的被接受，并不乏这一新的批评范式的进入，除前文提到的之外，再例如发表于2010年的论文《〈还乡〉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虽然认为哈代“批判了西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21]，但并没有以此为主要线索，而是循着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话语框架，以女性离自然的远近来定义其生存状况的优劣，其文章的三个小标题分别为“亲近自然，认识自我”“回归自然，重获自我”“远离自然，迷失自我”，这基本就回避掉了更为关键的压迫问题。

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相似，就如亚雷玷污苔丝与工业化侵扰乡村相似，苔丝、尤苔莎还有其他女性角色在父权制社会以悲剧结束，维塞克斯这个本来纯洁的地方在工业文明的侵扰之下失去了它原本的清净，导致田园式的生活逐渐消失，对自然与女性的压迫相互联系，这种双重的压迫在哈代的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

在《三个陌生人》中，哈代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未被现代化打扰的英格兰农业区的美丽景色。“尽管这儿刮风则阴风怒号，下雨则大雨滂沱，但峡谷冬季的各种霜雪严寒天气并不像低地居民想象的那样恶劣可怕。湿冷的白霜并不像洼地中那样肆虐，霜冻也很少那么严重。牧羊人及其家人租住了这间房子，人们都同情他们饱受风雨之苦。但他们却说，与从前住在山谷里的小溪旁边时相比，他们嗓子沙哑多痰的毛病总体上好多了”[22]。 带着幽默的口吻，哈代将他对工业化地区的厌恶完全地表达了出来。人类总是追寻在现代化进程中征服自然的快乐，将工厂的滚滚浓烟看作自己的杰作。哈代宁愿看到刮风下雨也不愿意目睹刺鼻的浓烟在街上或工厂肆虐。在另外一个短篇小说《德国兵团那个忧郁的轻骑兵》中，悲剧女主菲利斯苦等未婚夫无果，遇上德国轻骑兵蒂纳产生情愫。但是维多利亚传统不会允许她爱上除了自己未婚夫以外的男人，而且她的父亲一直严厉地盯着她，对于这位父亲与女儿的生活情形，哈代这样描述：“女儿的隐居是伟大的，但是在女儿的隐居之外是父亲的隐居。如果她的社会情形是黄昏，那父亲的即是黑暗。但是他享受自己的黑暗，而她的黄昏令她有压迫感”[23]。菲利斯的父亲与未婚夫都在支配压迫菲利斯，前者是从心理方面，后者是从物质方面。菲利斯的父亲对菲利斯的情感冷漠无谓，未婚夫古尔德给菲利斯编制了一个婚姻的梦想却没有给予她幸福的婚姻生活，甚至在最后与另外一个女人成婚。人对自然的态度就像“父亲/未婚夫—菲利斯”，在工业化时代，人们总在寻找那些适合建造工厂的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自然就如同菲利斯一样任由人类摆布。

用女性与自然的双重视角看待世界，同样也是沈从文的写作特点之一。他在自传中坦诚自己气度得于父亲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也见证了他作为一个男作家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女性思维的“先天”优势。沈从文饱含着对大自然的爱，关心着人类与自然的生存状态，用他的笔触描写自然与女性是如何被工业—父权文明所破坏的。女人像土地与自然一样被男人窥探、征服，成为了“他者”。在他写的故事中，女性作为弱者，总是在男人的偷窥的范围内，是父权制攻击的目标。《萧萧》就证明了女性低贱的位置，沈从文悲伤地展现女性地位的低下，独立人格逐渐消失。萧萧成长在小村子里，与自然融为一体，在12岁时她成了一个3岁娃娃的童养媳，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男性，她只能照顾她的小丈夫，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决定她的生死去留的是家庭男性成员。当她被长工花狗勾引怀孕了，她的人生希望只在于男性——花狗身上，但是花狗一声不响就离开了，将萧萧推到了要么被沉潭要么被卖他处的不幸中，最后萧萧没有被卖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她生了个胖儿子。像人类征服自然，男人决定着女人的生死。在《巧秀与东生》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对于女性命运的摧毁，强有力地证明了不平衡与不和谐的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巧秀的母亲因为与村外来的铁匠有了私情被残忍嫉妒跋扈的男村民们沉潭了，更可悲的是这个年轻的寡妇从没有想过反抗，旁观的妇女们也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这种残忍暴虐，这样无意识的顺从的沉默说明女性的存在是依附于男性的。

2. 维塞克斯女巫与湘西女神

哈代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数拒绝遵守规矩，他们勇敢地背离传统价值观和世俗道德标准。她们满怀热情，追寻幸福的婚姻生活，被维塞克斯当地人看成女巫的《远离尘嚣》中的芭丝谢芭是一个乡村女孩，渴望独立，总是一副自信、勇敢、刚毅的模样。她不顾法理常规在深夜会见她的爱人，不管其他人的评价或反对决定嫁给特洛伊; 她给伍德寄了一封情人节卡片；最后她改变初衷嫁给了忠诚能干的奥克。《还乡》中的尤苔莎热情奔放，勇敢叛逆，不随波逐流，不顾社会习俗，为了达到自己到达巴黎的目的，她抛弃了旧爱韦德，投向从巴黎回来的克林姆的怀抱，当尤苔莎发现克林姆不愿意回到巴黎的时候，她又回到韦德的身边，铤而走险，想要与韦德私奔。可以说，哈代将尤苔莎塑造成反叛的新女性，她渴望火热的爱情与独立。而苔丝是哈代笔下的理想的女性角色，她美丽纯洁、善良淳朴、隐忍顽强。在被亚雷引诱后，她选择离开回家，因为她不能忍受留在自己不爱的人身边。她的决定虽简单但勇敢万分，苔丝天性纯洁，无论自己的母亲如何反对，她还是在新婚之夜向安吉尔坦白了自己曾经被引诱的事实，结果被安吉尔抛弃。为了追寻纯粹的爱情，苔丝宁愿因此失去爱人，这也是她高尚的选择。《无名的裘德》中苏是一位聪慧的女性，渴望的婚姻是精神一致、感情纯真、摈弃功利、身心合一的相处方式。苏不顾世俗的责备，爱上了表哥裘德。她非常反对女人将爱情看作一种职业或者人生唯一的诉求，她所追求的是人格的自由、心灵的完全发展还有心智的自我提高。这些女性性格直率不羁，背离老旧的价值观，在新旧价值观的双重压迫下深受煎熬。人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压迫曲解，比如苔丝最后杀死亚雷就是人性受到压迫的极端反映。无论是芭丝谢芭、尤苔莎、苔丝还是苏，她们都被当地传统的人们所误解，这些人将不幸的事情怪在这些女主人公身上而非男人身上。这些女子的自然天性使她们远离当地普通人，但是在哈代的心中，她们就是自然美，比如她将尤苔莎看成如闪亮的星星似的夜之女王。

在沈从文唯美的湘西世界中，女性角色就如彩虹、星星般耀眼，美丽坚强，是美的象征，显示了神的存在。她们具有男人般的力量，对爱情矢志不渝，是生命真谛的体现，她们对待爱情的勇气与热忱足以让那些城镇男人们无话可说。但是在湘西传统观念中，符合自然天性的事情被认为是道德的，违背自然天性的事情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沈从文创作的自然的女儿们比如三三、翠翠，在青山绿水中长大；《神巫之爱》中哑女在月光下赤足奔跑，眼神纯净悲伤，抓住了男巫的心；《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以死来证明自己对爱的坚贞；《月下小景》中的女子勇敢地和爱人一起自杀，来证明他们对可怕习俗的抗议，以此捍卫爱情的纯洁。她们像自由的花朵在山水间绽放，任它季节变化，仍然跟随天性过着简单的生活。她们不受虚假道德或其他清规戒律限制，敢于大胆地表达她们健康的欲望并有所行动。没有扭捏没有隐藏，这些女孩子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她们代表了湘西的女神，被称为“沅水女神”，因为她们具备了水的相似特质：美丽、纯洁、温柔、活泼、健康，表现了美与爱。

无论她们选择什么，无论是抗争父权制社会还是安静地接受命运，她们都被男性小看并驱逐。这些反叛的女巫与温顺的女神全都有她们自己各自的美丽，与自然、与神联系紧密，这些人物是人性与神的结合，神话女神女娲、嫦娥、雅典娜等具备的勤劳美丽等美好品质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被描绘得酣畅淋漓。

3. 正视悲剧人生与建造希腊神庙

虽然哈代与沈从文笔下的大多数女主人公的命运以悲剧结束，但作者不同的艺术思想与理念导致她们的悲剧各不相同。哈代敏锐现实的眼光仔细地观察着他所在的社会，勇敢正视悲剧人生。人们生存的世界就像一个无垠的荒原，无人可以逃避。慷慨仗义之人惨遭横死而作恶多端之人却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理想崇高之人穷困潦倒而有始无终之人却能飞黄腾达；仁者有可能被嘲笑而愤世嫉俗之人却会被称赞。所以只能够以恶制恶，斗争抗议，这也许是哈代所找的一个出路。哈代的反叛精神是他的独特之处，他全面地批评社会现实，抨击社会价值观。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性被定义为忠诚、温顺、无欲，这个时期许多作家将她们描写成天真无邪的女性，她们遵守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但是哈代觉得她们有权追求幸福婚姻和婚姻自由，传统道德观念强调道义责任漠视情感需求，哈代认为这些观念束缚了这些女性，使她们自己的情感诉求得不到肯定。哈代同情她们，感同身受她们的困境，支持女性的反叛思想，赞美她们追求幸福。另一方面，很明显哈代没有把女性描绘成天使或者魔鬼。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学中，女性被描绘成天使、魔鬼或者女妖，这是因为男性主宰的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与控制。女性神圣化的原因是男性期望女人为他们有所牺牲，将女性比作女妖是因为男性对女性违抗的厌恶与恐惧。这实际上就是曲解贬低女性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哈代不同于其他男性作家，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女性很普通，没有被歧视或者神圣化。《德伯家的苔丝》叙述了失去贞操的女性角色，但是哈代却把她作为主人公，并称之为纯洁的女人。作者设计亚雷最终被苔丝杀死说明他旨在反击恶势力，他不能忍受丑陋的男人在爱情、善良、美之间逍遥自在。除此之外，哈代完全否定整个法律系统，认为男性制定的法律有很多不合理，对于女性不利。罪犯逍遥法外而叛逆的受害者却受到严厉的惩罚，似乎现行的法律根本就没有正义。这也是苔丝最后被施以绞刑的时候哈代为何说：“‘典型’明证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完结了”[6]259。苔丝成为了资产阶级国家祭坛上的祭品，苔丝的悲惨遭遇，社会对苔丝的不公正，表明了资产阶级法律的不人道和虚伪，借此哈代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无名的裘德》中热情阳光的苏在公众谴责中逐渐屈服，身心承受巨大的伤害，她离开了裘德，像祭坛上祭祀的羊羔一般回到费乐生身边，这样对社会强烈的批评为哈代的悲剧小说注入了惊人的艺术力量。

沈从文从当地传统文明角度来观察现代物质社会，他目睹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入侵下城里人的人性逐渐变质，曾经梦幻般绿洲似的湘西如今喧闹而不安分，旧时的价值观被现实的庸俗哲学所代替。所以沈从文想用湘西这个反映了人与自然合一理念的世界来反抗现代文明对人类生活的侵染和对人性的曲解。沈从文批评推崇人神合一的苗文化，用乡下人的简单来嘲笑城里人的虚假道德。他的理想世界是一个小康社会，衣食富足、安稳温暖，人们健康诚实、勤劳活泼。沈从文渴望重塑民族尊严与信心，他把自己曾经生活的湘西描绘成理想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理想的社会、居民、生活步调、人性、爱情一起形成了他理想的湘西。此外，在沈从文的美学思想与道德观念中，人性本善，因此他的小说也偏仁慈，极力避免丑陋或恶行。微笑隐藏了他的悲伤，这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美学风格。正是这样一种审美追求，造成了沈从文小说平和冲淡的境界。大多数中国近代悲剧作品都是以尖锐的现实主义为特征，致力于揭露社会各种不合理之面，找寻拯救民族与居民的方式与方向，但是沈从文不同，他希望通过艺术美学力量唤醒并督促人们参与民族独立与民主解放的社会实践。

沈从文描画的女性“既不是五四作家笔下的被拯救者, 也不是承载疗救社会使命的启蒙者, 而是一群与大自然联为一体的鲜活生命, 每天的生活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 她们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是与自然不可分离、互不可缺的存在, 在她们身上处处显示出自然性的光辉”[24]。这里的“正面”评价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与自然的合一诚然值得从生态的角度而赞赏，另一方面这些角色似有着前启蒙时代的、在自然面前的被动的平静，而这种逆来顺受的品格也让人嗟叹。如果说哈代笔下的女性反叛世俗约束，心中充满希望，那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天性烂漫却又有些愚昧无知，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更加宽容、悲伤与空虚，萧萧和她的下一代重复着曾经的命运，翠翠仍然执拗于无形的希望，三三的梦想如同肥皂泡般被粉碎。除《如蕤》《薄寒》少数几个例外，他的多数女主人公都像三三一样如同搁浅的鱼儿接受命运的处置，绝望地接受上帝的安排。在湘西，她们生死无人知晓，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缺乏主动的追求，一起奏响一曲美丽悲伤的挽歌。

结 语

托马斯·哈代与沈从文都是自然大师(都以自然为创作源泉)，善于描绘唯美的景色与淳朴的村民，饱含着对爱情的热爱，他们渴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完美生存状态。两位作家都生存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时代，都目睹了工业文明对淳朴农业社会的致命影响以及简单的乡村生活的逐渐没落，他们两位作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度与时代，却都在自己的文本中建构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他们都出生在乡下自称乡下人，无比怀念自己没落的家乡，他们是故土的守望者，思念农业社会中人们健康自然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亲密关系。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他们强调人性，呼吁回归自然与人性，并将其作为面临各种不可避免的变故的出路。

哈代与沈从文都可以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解读为描写了自然生态与人的精神生态以及女性如何受到现代性父权制文明的冲击。事实上在二者笔下，自然与女性不过集中体现了在那些剧烈变革的时代里，男性话语权力如何借助所谓时代“进步”——如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建立——而牢牢控制着社会体制，甚至对各种弱势人群的压迫比起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生态女性主义关怀的也不止自然与女性的命运，正如学者格里塔·加德所说，“生态女性主义是这样一种女性主义伦理思想，它强调赋予压迫以威权的各种概念性结构彼此之间的关联，这些压迫针对的可以是女性、有色人种、动物、同性恋及变性人群，以及自然世界”[25]。这样的伦理关怀，不仅容纳了环境与性别话题，也包含了阶级批评。哈代和沈从文笔下的各种不幸的女性，大多还具有别的身份：社会边缘地带的人群、底层劳动民众、即将破产的农民阶级等。她们的形象分析，借助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批评工具，或许是相当耦合的。

若论两作家的异处，相较之下，沈从文的作品更旨在描绘理想的生活状态而哈代的作品则倾向摧毁美丽的人与事来批评不公的事实。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充满了乌托邦式浪漫，逃避邪恶的事情，而哈代的维塞克斯小说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直面惨淡的社会现实。他们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都同样地以悲剧结束，但是不同的是，哈代更强调由工业入侵引起的冲突，尤其是物质方面，而沈从文更突出心灵方面，描绘人们不但物质贫瘠而且还失去了自然身份与心灵的自尊，从而从本质上展现了人们生活状态中的社会悲剧。

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通过重读并对哈代与沈从文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内在的生态智慧，读者可以从两位作家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虑中获益良多，这对我们今天建造和谐的生态环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