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彩陶与周边新石器彩陶的对比

□戴建增

大河村遗址自发掘以来，共计出土仰韶文化时期彩陶30余件、彩陶片2000多片，其中主要为白衣彩陶片，还有少量黄衣彩陶片、红衣彩陶片、彩釉陶片，其余为无衣彩陶片。彩陶的纹饰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直线纹、圆点纹、弧边三角纹、六角星纹、睫毛纹、∽纹、X纹、网纹、同心圆纹、太阳纹、月亮纹等标志性纹饰。

依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发掘者将大河村仰韶文化从早至晚分七期，分别是前三期、前二期、前一期、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的彩陶随着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消亡等一系列的变化而变化，不同阶段的彩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及内涵。总的来说，大河村的彩陶纹样经历了由简单草率到繁缛复杂，再演变到原初的简单草率，以至于到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早期的消失。基于此，可将大河村彩陶的发展史分为产生期、发展期、兴盛期和衰落期四个时期[1]。下面依照大河村遗址彩陶发展脉络的四个时期展开，与同时期周边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对比观察。

一、大河村仰韶文化彩陶产生期的对比

彩陶产生期，处于大河村仰韶文化早期，为仰韶文化的前三期至前二期，距今约6800—6000年。产生期的彩陶不管是成形器物还是彩陶片，数量均少，纹样也单一稚拙，仅有宽带纹或带状纹，不在陶器表面涂施陶衣，仅用红或黑或棕单彩描绘，色彩使用方面和仰韶文化后岗一期类型类似，常以红彩为主，次见黑彩。

前三期器物特征与石固五期、尉氏椅圈马一期较为接近，而前二期与后岗一期较为接近，不仅表现在器物类型相似上，如罐形鼎、小口双耳球腹罐、红顶碗、红顶钵；还表现在彩陶绘饰部位相似方面，如将红棕色、黑色的带状或宽带纹绘饰于红顶碗钵的口沿部位等，种种现象均说明大河村的早期彩陶与后岗一期具有一定的联系。

二、大河村彩陶发展期的对比

彩陶发展期，处于大河村的仰韶文化中期，即前一期至第二期，距今6000—5100年。彩陶发展期的彩陶器物类型、数量、纹饰都开始增加，内容趋向丰富。在纹饰类型上，继续沿用早期的宽带纹，但带纹逐渐变窄，且出现了其他更为复杂丰富的纹样，还出现了三角纹、圆点纹、鱼纹、钩叶纹、月亮纹、网纹、花瓣纹、睫毛纹、彗星纹、“互”字纹等纹饰。

在施彩类型上，除继续沿用产生期的黑或棕或红单彩外，还逐渐增加了黑、红或棕、红双彩施色，并且开始给器物施白色或米黄色陶衣。

在前一期出现的三角纹和圆点纹组合成的类似豆荚纹的纹饰与山西的东庄类型极为接近；第一期和第二期出现的弧边三角纹、圆点纹、钩叶纹、花瓣纹，以及白衣彩陶和彩陶纹饰绘制的器物类型如盆、钵、碗等，均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似，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大河村第二期出现的“互”字纹以及唐河茅草寺、三门峡庙底沟、夏县西阴、渑池仰韶村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互”字纹，与大溪文化的主流纹饰绳索纹较为相似。

彩陶上的绞索状纹饰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有不少发现，它是大溪文化彩陶的常见的主流纹饰，许多大溪文化的遗址都出土了绞索纹彩陶。大溪文化与大河村仰韶文化之间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谈起：第一，大河村二期和四期出现的“互”字纹彩陶片，大河村三期就出土了与大溪文化非常相似且刻画有经纬线的陶球，大河村三、四期出土了以铲形足鼎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既然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受到了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肯定前期就存在着一个渐进过程，事实就是如此。第二，王仁湘先生在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彩陶梳理后发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个别遗址也出土了绘有绞索纹的彩陶。另外，庙底沟、西阴、仰韶村等仰韶文化遗址都出土了绳索纹彩陶。这说明大河村的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流、影响和融合。

三、大河村彩陶兴盛期的对比研究

彩陶兴盛期，处于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为仰韶文化的第三期，距今5100—4700年。此期彩陶数量最多，色彩艳丽清新，纹饰繁缛多样。

在纹饰施彩类型上，除沿用早、中期阶段的纹饰外，还出现了更多具有显著特征的纹饰，如太阳纹、日晕纹、SX纹、舟形纹、六角星纹、莲蓬纹、古钱纹、锯齿纹等。在施彩类型方面，单彩很少，更多的是黑、红或棕、红两彩或黑、棕、红多彩兼施。出现了大量白衣、红衣彩陶，其中白衣彩陶最丰富，不见米黄色陶衣。

学界普遍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影响力大、辐射区域广，所以大汶口彩陶是受到仰韶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也就成了共识。大汶口彩陶似乎没有独立的起源，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就算是反向影响了庙底沟文化和大河村文化，也只是在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才发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通过一些资料来论证，在庙底沟文化东向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同时，大汶口文化在早期就不失时机地反向影响了大河村文化和庙底沟文化，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不过晚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内容丰富。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一书把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为距今6100—5600年，中期为距今5600—5100年，晚期为距今5100—4600年，延续了近1500年[2]。从年代上讲，大汶口早期与庙底沟类型基本相当甚至略早，“大汶口文化始于4495B.C，距今约6500年，而豫西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也不过始于3910B.C。显然，豫中、豫西的仰韶文化都接受过大汶口文化的影响”[3]。考古发掘和研究显示，早期庙底沟文化影响了大汶口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大汶口、王因、刘林等遗址出土的少量彩陶钵、碗、器座、盆等器物，与大河村一、二期的同类器物十分接近，如彩陶钵口部内敛极甚、小平底，与大汶口文化区域固有的钵类器物完全不同，这种类型的钵以大河村的第二期最为流行，无疑是由中原地区传播过来的[4]。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随葬陶器的器物组合为鼎、钵、釜，中期为鼎、豆、罐（或壶），这些器物组合形制变化序列与豫西、豫中仰韶文化同类器物形制变化非常相似。小口釜形鼎这类器物在豫西和豫中地区仰韶文化中的出现，在河南地区找不到确切来源，越往西去，数量越少，应该与东方的传播和影响有关[5]，大河村前一期和第一期出现的小口釜形鼎，就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釜形鼎非常相似。豫西南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第二期中发现的小口釜形鼎的形状与大汶口文化的釜形鼎更是十分接近[6]。综合来看，目前的考古发掘研究证明，釜这类器物最先是在山东地区形成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然后向周围传播的。所以从釜形鼎来讲，大汶口文化对豫西和豫中仰韶文化渗透和影响并非从大汶口文化中期或晚期才开始的，而是从早期就反向影响了仰韶文化，既然器物存在反向影响，那么彩陶和纹饰也不例外，一定存在反向影响。

就彩陶而言，大河村彩陶与大汶口文化彩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彩陶数量、纹样类型等均显著增多，彩绘技艺也有了明显进步，除自身创新发展外，主要仍是受到了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直接而又强力的传播、影响和辐射，彩陶器的器形、纹样母题中的圆点、钩叶、豆荚、圆圈等，以及由其中几种纹样组成的花瓣、回旋勾连等图案，无不是脱胎于豫中地区广为流行的仰韶文化彩陶钵、盆及其纹样。

然而现有资料表明，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东向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同时，大汶口文化早期不失时机地反过来西进又影响了仰韶文化。下面就此种情况予以介绍。首先，就彩陶单彩和复彩使用情况而言，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因、刘林、野店、大汶口等遗址就出现了红、黑、赭、白双色复彩或多彩的施彩技艺。然而大河村仰韶文化第一期彩陶的施彩类型多为红、棕、黑单彩使用，黑、红或棕、红两色复彩并用的不多；到了仰韶文化第二期，复彩两色并用施彩的情况开始增多；发展到第三期才变为以黑、红或棕、红两色施彩并用；到第四期基本不见两色并用的情况。大河村遗址以西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遗址，彩陶多是红底以黑彩描绘而成，少有黑、红两色双彩并施的。大汶口遗址第一期彩陶就出现了黑、红两色并施的，到第二期变化更大，更是出现了较多的黑、红、白三彩并用的。由此来看，一件彩陶上的纹饰复彩或多彩的使用方法，似乎也是在黄河流域自东向西传播和发展的[7]。

其次，就白衣彩陶、太阳纹、八角形纹饰的使用来看，在大汶口、王因等遗址甚至更早的北辛遗址就出现了红衣彩陶和白衣彩陶，发展到王因遗址的晚期阶段，可以说已经普遍使用。而这种现象大河村遗址在第一期很少，第二期和第三期才大量出现，是白衣彩陶鼎盛时期，到第四期基本绝迹。大河村第一期的年代与庙底沟年代基本相当，大河村遗址白衣彩陶发展演变就是如此，再向西的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中白衣彩陶就不常见了。大汶口出土的六角花纹彩陶片，王因、大墩子、大汶口、野店的八角纹彩陶盆，还有王因遗址的太阳纹等，同大河村第三期、洛阳王湾第二期、石固第七期、偃师高崖以及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六角形图案、太阳纹非常相似，这说明在大汶口的早期甚至更早时，海岱地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先民就有来往。所以，单就白衣彩陶、太阳纹、八角形纹饰的传播路径来看，极有可能先从大汶口分布区域传播到豫中的大河村等遗址，沿着黄河流域再向西传播至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域。

大河村遗址除彩陶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外，还表现在其他器物的造型和特征方面，如大河村遗址早期出土的釜形鼎、第三期出土的大量的鸭嘴形鼎足、敛口豆、敞口高领的彩陶壶，大河村遗址第三、四期的陶背壶、陶鬶、圈足尊等，都与大汶口文化有很强的相似性。

四、大河村彩陶衰落期的比较

彩陶衰落期处于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向龙山文化过渡期，为仰韶文化的第四期，距今4700—4400年。这一时期的彩陶图纹简单、笔画草率，明显衰退，接近尾声。在纹饰种类方面，除沿用前几期比较常见的几种纹饰外，更多的是具有自身特征：禾苗纹、“π”字纹、重叠八字纹、曲线纹、水波纹、逗点纹、垂帐纹、“之”字纹等。

在彩陶施彩类型上，陶衣上的白衣基本消失，仅见少量红衣，出现大量泥质红陶抹光施黑彩或泥质灰陶抹光施红彩的情况，不见或少见两彩兼施的情况，这一特点与大司空类型彩陶较为相似。

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彩陶，形态上多趋于高瘦，束腰风格明显，彩陶发展总体趋向衰退：数量减少，图案、纹饰和线条简单、草率，色调灰暗。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四期出土的禾苗纹、垂帐纹与红山文化的叠弧纹非常相似，也出土了与红山文化十分相似的“之”字纹。

大司空类型作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区域的一个地方类型，大多与后岗类型重叠交错分布或共存于同一个遗址。因为地缘关系，大司空和大河村彩陶有较多相似处，如两者都有S纹、锯齿纹、睫毛纹、同心圆纹、弧线三角纹、平行线纹、水波纹、螺旋纹、蝶须纹等。但也有差异，如大河村的彩陶一般是在磨光的红陶或灰陶上直接施红彩或棕彩，既有红彩也有黑彩，但大司空没有黑彩。在器物的使用方面，大河村以鼎和罐作为炊器，大司空以罐作为主要炊器，这是两个文化类型的主要区别。

田昌五先生认为，庙底沟文化就是在半坡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吸收了下王岗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形成的，而大河村文化又是在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吸收了下王岗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要素后，相互影响形成的。可以说，大河村文化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之气象。

综上所述，大河村彩陶自早至晚与周边新石器彩陶都存在着明显的交流融合和相互影响，最主要的特征是仰韶文化东向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同时，大汶口文化也不失时机地反向影响了仰韶文化，这种现象在大河村文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所以说大河村的彩陶在对庙底沟彩陶继承的基础上，融合吸收了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精髓，在中、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河村彩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