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计算的权利：数字城市的新贫困及其治理

姚尚建

在城市研究中，数字城市的愿景伴随着政策话语的积极推进。在政治学视野中，这一话语的背后，仍然体现了技术政治特征下管理主义的逻辑演变。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管理学派再次进入城市，以“新基建”的政策入口进入城市规划；同时沿着公共管理的思维路径，基于企业治理变革的技术性路径被应用到城市治理的日常场景，并逐步实现公民向用户的身份转化。由于农业社会的长期传统与城市化进程的提速，数字化快速作用既带来了公共生活的便捷，也事实上导致了中国十几亿人口率先大规模直面算法剥削、信息泄露、数据权利等问题。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性后果，新型贫困将与传统城市贫困一道，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成效。

一、现代城市演变的动力切换：从工业化到数字化

在西方世界，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复兴依次体现为商业、工业推动的结果。1184年，意大利各自治市获得了建筑城墙的权力，商人获得了城市的庇护，“当商人成为城市自治机构的永久性成员以后，一个新时代便开始了，这个时代推动了陆上和水上各条重要通道的重新开通”[1]。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容器功能一经恢复，就会很快发挥其磁体功能。中世纪以后的工商业因此成为城市持续扩张的动力。在中国，沿海开埠与近代工业化催生了城市化，1949年以后尤其是近40年来，中国城市化出现了先慢后快的趋势，并日益接近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