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迁徙过程中我国图书损失研究

李蕙名 王 伟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曾先后发动或参与了四次对华侵略战争，并趁机进行文化侵略，尤其是对我国图书文献资源进行了大肆破坏与掠夺，使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近年来，学界对涉及这一主题的新闻报道、统计资料、公私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对日本在华掠夺图书文献的政策、事件、机构、方式、数量与影响等进行归纳与分析，建立了日本对华图书文献掠夺史的基本脉络。

一、掠夺性搬运图书损失情形

1.北洋大学图书损失。“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北洋工学院在天津的图书、设备、仪器等被敌寇劫掠一空。1939年8月10日，由天津市教育局第二科写给天津市政府的函文，事由为“关于赴军部搬运图书可否发给临时费的呈”。该函文提及：“1939年8月2日至5日，教育局派员随同日军饭野辅佐官，陆续雇用载重汽车将掠夺图书分批搬运到市立第一图书馆内暂存，临时雇用短工十六名，共计花去车饭等费用一百三十三元一角七分，附呈单据六纸清单一纸。”[1]101939年9月6日，由天津特别市公署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写的函文，事由为“为本署派员随饭野赴军部搬运图书经费的呈”。该函文提及：“同意教育局派员随同日军辅佐官赴军部搬运图书费用报销，印发备案。”[2]121940年6月3日，天津市教育局局长何庆元给市长温世珍去函，事由为“为搬运图书需汽油费拟请由本署拨发的签呈”。该函文提及：“当经本署及特务机关分别配给载重汽车三辆搬运两日现已竣事，共用汽油四十八加伦，每加伦三元五角五分，计一百七十元四角。所需汽油费拟请由本署临时费项下动支拨发实为公便谨呈市长温。”[3]13接着，1940年6月26日，天津特别市公署财政局局长李鹏图给市长温世珍去函，事由为“关于教育局搬运北洋大学图书等件汽油费的呈”。再次提及：“将二份单据以及搬运汽油费联单同支票一并备案。”[4]15

2.新民会教育图书损失。1940年4月10日，中田邦造（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司书官）和石崎又造（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司书）二人到北京，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拜访了西田调查官，并与新民会资料室工作人员和田进见面。4月13日，由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满铁会社调查人员和雇佣的中国苦力，开始着手打包搬运图书。4月16日，中田邦造给河合博（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司书官）的电报上提及：“搬运2万册图书及杂志，共使用200个啤酒箱，雇佣8人整理图书预算费3万日元，运输费2500日元，杂费800日元，送兴亚院1500日元。”5月2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给塘沽、门司、神户海关写的公函“接收图书简易通关委托之件”也提及：“军队接收新民会中央总会保管的敌方图书，寄存于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通过关税时请简化手续。”5月8日，中田邦造带着装满图书的128个啤酒箱子回到东京，实际支出费用为：“运输费822日元4钱，杂费455日元18钱，合计1277日元22钱，比打电报时所说的预算费用大幅度减少。”[5]4-8

3.国立浙江大学图书损失。据国立浙江大学教育人员填报的《财产损失报告单》《财产损失一览表》记载，图书受损人员有205人。“其中，1937年至1941年，叶良辅、张有清、周兆屏、陈国源、陈锦枚、杨启良等6人财产损失328764元（损失时国币值），被劫夺书籍3420册、损失27300元（损失时国币值），古物字画50件、损失4000元（损失时国币值），标本400件、损失30000元（损失时国币值）；杨景桢、孙吉生、顾剑谊、邹松荣等22人财产损失1282960元（损失时国币值），被劫毁、掳走、劫掠书籍11167册又7箱、损失187199元（损失时国币值），古物字画118件1箱又53张、损失47800元（损失时国币值），银器铜器8件、损失200元（损失时国币值），瓷器30件、损失100元（损失时国币值）；孙增光、卢守耕、费、郭斌龢等25人财产损失7067904元（损失时国币值），被没收书籍26084册又10箱、损失2105850元（损失时国币值）又80000美元，古物字画616件210幅又1箱、损失439388元（损失时国币值），昆虫标本5000种、损失10000元（损失时国币值）；包和清、彭谦、王超人、陈锡臣等8人财产损失128046元（损失时国币值），被占用书籍2578册又60箱、损失59070元（损失时国币值），古物字画5箱、损失9681元（损失时国币值）。”[6]7-21

二、被迫性转运图书损失情形

1.杭州艺专图书损失。杭州艺专1943级学生唐友于晚年仍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学校有个不成文的校规：谁偷图书或撕走画页就开除学籍。犯了其他校规被开除尚可保留学籍，但是偷书被开除绝不保留学籍。因为这些图书画册是杭州艺专向大后方迁校时，由该校同学们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辗转赣、湘、黔、川四个省份，千辛万苦背到重庆的，因而大家格外珍惜。”[7]83即使有这样严厉的校规，查阅《1937年度财产目录》及《1944年移交清册》，发现图书还是损失了半数以上。据《1938年杭州艺专财产移交目录》第11页记载：“在1937年度财产目录中，中文9853册计3166.85元，日文220册计766.30元，西文705册计3951元，中、日、西文全部有10148册总计7884.15元。”第12页记载：“万有文库4000册计755元，丛书集成4000册计393元。”“1937年图书共有18148册图书。”[8]11-12历经七年后，在《1944年艺专陈之佛院长向李骧院长办理移交的清册》中的《1944年3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书总表》中记载：“中文3194册，日文194册，西文384册。中、日、西文全部有3772册。万有文库2982册，丛书集成1876册，共有8630册。”[9]3因此，1937年到1944年七年间，杭州艺专图书损失共计9518册。

2.国立河南大学图书损失。1944年8月23日，由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写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公函，事由为“呈复抢运图仪经过及未能遵令办理情形所有垫发用费请鉴于核照拨归垫”。函文提及：“于五月二十五日全部东撤，本校在潭头近山中一部分教职员于二十七日冒险入寨，检查图书大部犹存仪器药品未全毁，斯时东撤之敌并未远去……此时赶速抢运不无再度损失之危险，就近觅工抢运而地方居民逃避一空无工可觅。有力绅士代觅挑工前往抢运，初觅二百名先往运重要图仪，继又觅工六百名并选校工五十名参加。”又提及：“查本校校址当时尚未确定，所抢运之图书仪器药品卷宗等俱暂存放于蛇尾沟……校址确定后再运。”最后提出：“此次抢运图仪一切用费约计共垫款三百五十万元。”[10]8

3.两所工学院图书损失。1943年9月，由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等，发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快邮代电，事由为“电送本院抗战期间图书仪器损失列表一纸请鉴核由”，在该电文中提及：“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此后，1943年10月，由私立焦作工学院给教育部的快邮代电，在电文中提及：“此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辗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燥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另外，据教育部统计处编制的《全国各级学校及教育文化机关战时财产数量与价值之损失》统计：“国立学院图书损失1069537册，省立学院图书损失493451册，私立学院图书损失627568册又11套。”[11]3

4.两所中学图书损失。1945年12月19日，湖南省私立导群中学校长夏时填报了“教育部中等学校概况调查表”，该表提及：“本校于民国三十年八月六日复经教育部核准备案，因敌机骚扰奉令疏散初赁渡头硚姚氏祠继移两市塘李氏祠，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迁回，三十三年暑假日寇犯邵复迁隆回孙家陇，本年八月日寇投降回校复课。图书曾搬运距离一百五十里之荷香桥曾氏祠，被日寇毁损，残余无几；仪器被敌破坏，标本残余无几，本校被毁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项，其损失达国币六千万元。”另外，1947年5月24日，湖南省湘乡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长李肇平填报的《教育部中等学校概况调查表》中提及：“该校民国十四年夏创办，八月核准立案，二十八年上期起时局纷乱，校址几经迁移，至三十一年上期迁回东皋书院，下期奉令改称现名，三十三年夏寇陷湘乡，校址迁娄氏，三十四年下期迁回东皋书院，该校共损失1144万元（国币），损失哲学、史地等10类图书7899册、价值523万元（国币），仪器87件、损失203万元（国币）。”[12]5

三、复原搬运图书损失情形

1.西北师范学院图书迁校损失情形。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洋大学被迫西迁。1939年，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基础上，西北师范学院成立。“截至1942年4月底，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中文书籍5364种、10948册，西文书籍1958种、2125册，中文杂志396种，西文杂志地图40幅。”[13]1-21941年至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历经艰辛，辗转迁移至兰州。1944年3月2日，行政院交给教育部的抄文，事由为“西北师范学院请拨三千万元以为设备推广费案”，在“抄西北师范学院原呈”文中提及：“现在城固之图书仪器共约二十吨，须用七卡车迁兰州，约计需用五十万元。”[14]4

2.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图书返校损失情形。1946年5月8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张梅荪写给省教育厅的函文，事由为“为呈送本校复员迁运费乞鉴核由”，函文中提及：“本校复员迁运回长沙，图书仪器运费共约3534担，需用船180艘，由安化桥头河运至长沙，每船运费12万元，合计1416万元。”随后，1946年8月19日，校长张梅荪又写给省教育厅一封函文，题名“呈赍迁运费预算请察核由”，函文中提及：“六月上旬开始办理迁运回长沙，七月底前将七星街桥头河所有图书仪器校具迁运完，迁移费共9523239元（国币）。一部分校具因宁乡高桥沦陷，散失殆尽，托人设法追回。”[15]7实际运费比预算费用少了4636761元。

3.国立边疆学校图书返校损失情形。1947年5月11日，教育部收到督导朱若溪的《国立边疆学校复员期间图书仪器文卷损失情形调查报告》，该报告分为三部分：甲、损失原因；乙、损失实况；丙、意见。在“损失原因”中提及：“该校复员时，由重庆界石镇搬至无锡，历时三月许，中经南泉、重庆、宜昌等地，候船搁置上下码头须及转船转车之碰撞，一部分玻璃物品之损坏，一部分书籍之浸湿，均为不可避免。”又在“损失实况”中提及：“图书在复员运输途中为水浸湿者颇多，除一部分纸页尚未破烂，经曝晒后尚可勉强使用……一部分已结成纸浆，书页无法分开。”[16]5

4.湖北省立实验小学图书返校损失情形。1929年1月29日，奉湖北省教育厅令创办湖北省立实验小学，设有小学部和幼儿部。“该校设备完善、颇具规模，有教室二十间、礼堂一个，还有竹、木、刺绣、缝纫四个车间，以及运动场、操场、动物园各一个，图书馆藏书多达12000部。”[17]76-90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幼儿、小学师生被迫逃离家园，历经磨难转移到四川。1946年3月9日，湖北省立实验小学校长王志迁写的函文“省立实验小学于七号木船损失公物文卷及会计表册备案卷”提及：“1946年2月，本校由巴东迁复武汉，图书、文卷、公物装箱运回，中途木船失事，图书534册，仅余少数书籍可用，其余表册文卷公物均被毁坏。”[18]3

战后不完全统计，八年战乱中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图书损失为：公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19]22。据皮哲燕教授统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到1937年，损失图书约280余万册，可见损失之严重[20]30。日本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破坏和掠夺，是长期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行为，是其文化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其危害绝不只是具体的图书典籍的损失。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多方支持的大工程，它需要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也需要社会的调查和研究，希望更多的读者利用中日双方的史料扩大视野，关注和解读事件，对日本侵华时期掠夺中国资源与财富的侵略本性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