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昕宇,叶 茜,郭 江
(四川省达州市中医结合医院超声科,四川 达州 635000)
胎儿宫内窘迫(fetal distress,FD)是围产期常见临床综合征,发病率为2.7%~38.5%,是导致新生儿神经系统后遗症及胎儿围产期死亡的常见原因,占围产儿死亡原因首位[1-2]。彩色多普勒超声和电子胎心监护是目前FD应用最为广泛的诊断方法之一,可无创、实时、敏感反映胎儿宫内生长情况,早期发现FD[3-4]。研究证实,血清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HIF-1α)、游离雌三醇(free estriol,FE3)水平与孕晚期FD发生有关[5-6]。本研究首次分析超声测定脐动脉脉动指数(perfusion index,PI)、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RI)、收缩末期最大血流速度/舒张末期最大血流速度(maximum end-sy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maximum end-diastolic blood flow velocity,S/D)联合血清HIF-1α、FE3对FD的诊断价值及与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的关联性,旨在提高对FD早期诊断,指导临床合理治疗,改善围产儿预后。报告如下。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7年12月—2020年12月我院发生FD的孕妇100例作为观察组,另选取无FD的健康孕妇30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观察组均经异常电子胎心监护、羊水胎粪污染及脐血血气分析确诊为发生FD;均为单胎、头位妊娠;孕周37~42周;孕妇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超声提示有羊水过多或过少;胎膜早破或己破孕妇;胎儿存在畸形;遗传性疾病;肝、肾等重要器官器质性病变。观察组年龄20~33岁,平均(27.86±2.47)岁,孕周37~41周,平均(38.85±0.76)周,产妇类型:初产妇68例,经产妇32例;对照组年龄20~34岁,平均(28.26±2.62)岁,孕周37~42周,平均(39.09±0.82)周,产妇类型:初产妇21例,经产妇9例。2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所有产妇住院后分娩前进行超声检查及血清HIF-1α、FE3检测。①超声检查:美国GE公司LONGS6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仪,探头频率2.5~5 MHz。仰卧位,先选取二维模式,观察胎儿、胎盘、羊水有无异常,以胎儿颈背部为中心,行纵向及横向扫查,检查颈部有无脐带压迹,采用彩色多普勒观察有无脐带绕颈,选取胎盘近端脐动脉,取样点:脐带出胎盘处,取样容积2 mm,调整取样线与血管夹角,使夹角<30 °,获取血流频谱图,获取连续5个标准波形图并冻结图像,检测PI、RI、S/D。②血清HIF-1α、FE3检测:抽取外周静脉血5 mL,离心(半径8 cm,3 500 r/min,9 min),取血清,HIF-1α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北京中杉金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试剂盒),FE3采用电化学发光分析法测定(ROCHE E602及配套试剂盒)。
1.3观察指标 ①两组PI、RI、S/D、HIF-1α、FE3。②PI、RI、S/D与HIF-1α、FE3相关性。③PI、RI、S/D、HIF-1α、FE3对FD的诊断价值。④不同病情程度FD孕妇PI、RI、S/D、HIF-1α、FE3。轻度:新生儿Apgar评分≥7分、胎心率>160次/min、羊水Ⅱ度污染;重度:新生儿Apgar评分为<7分、胎心率<120次/min、羊水Ⅲ度污染。⑤FD患儿病情程度影响因素。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软件SPSS 22.0分析数据。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相关性;诊断价值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联合预测实施Logistic二元回归拟合,返回预测概率logit(p),将其作为独立检验变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两组PI、RI、S/D、HIF-1α、FE3比较 观察组PI、FE3低于对照组,RI、S/D、HIF-1α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PI、RI、S/D、HIF-1α、FE3比较
2.2PI、RI、S/D与HIF-1α、FE3相关性 FD孕妇超声测定脐动脉PI与FE3呈正相关关系(r=0.626,P<0.05),与HIF-1α呈负相关关系(r=-0.752,P<0.05);RI、S/D与FE3呈负相关关系(r=-0.704、-0.578),与HIF-1α呈正相关关系(r=0.789、0.761,P<0.05)。
2.3PI、RI、S/D、HIF-1α、FE3对FD的诊断价值 绘制PI、RI、S/D、HIF-1α、FE3对FD诊断价值的ROC曲线,显示,联合诊断AUC最大,为0.930,最佳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91.00%、83.33%。见表2,图2。
表2 PI、RI、S/D、HIF-1α、FE3对FD的诊断价值
图2 PI、RI、S/D、HIF-1α、FE3对FD的诊断价值
2.4不同病情程度FD孕妇PI、RI、S/D、HIF-1α、FE3 不同病情程度FD孕妇妊娠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脐动脉PI、RI、S/D及血清HIF-1α、FE3水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5FD患儿病情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以FD患儿病情程度(轻度=0,重度=1)、脐动脉PI、RI、S/D及血清HIF-1α、FE3水平(均以平均值为界,≤平均值=0,>平均值=1)为因变量,将表3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资料作为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妊高症、妊娠期糖尿病、脐动脉PI、RI、S/D及血清HIF-1α、FE3水平均为FD患儿病情程度影响因素(P<0.05)。见表4。
表3 不同病情程度FD孕妇PI、RI、S/D、HIF-1α、FE3比较
表4 FD患儿病情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FD病因包括母胎间血氧运输或交换障碍、母体血液含氧量不足、胎儿自身因素等,其中以脐带异常多见[7-8]。患者在FD早期时确诊,可尽早分析病因,给予针对性早期干预,纠正胎儿缺氧状态,这也是降低新生儿窒息及病死率的关键[9-10]。
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无创、价格相对低廉、可反复检查等特点,已成为异常产前诊断及胎儿畸形检测的主要手段之一[11]。基础研究认为,胎儿脐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数可准确反映脐动脉血流灌注阻力,阻力越高,血流流速越低,胎儿单位时间内血流灌注量不足,出现缺血缺氧性损伤,导致FD发生[12]。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PI低于对照组,RI、S/D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脐动脉血流与FD发生有关。李建敏等[13]研究显示,与无FD正常产妇比较,FD产妇RI、S/D升高,PI降低;曹瑞红等[14]研究表明,FD发生风险与脐血流S/D呈正相关。本研究结论均与其一致。生理状况下,脐动脉血流的多普勒频谱呈锯齿状,孕12~14周前无舒张末期血流,随后胎盘三级绒毛内血管迅速分支,血管内径增宽,阻力降低,舒张末期血流信号出现,且流速逐渐增高[15]。因此,脐动脉PI、RI、S/D均随孕周增加而逐渐降低。而高危孕妇易发生全身微小动脉痉挛,导致胎儿缺氧,脐动脉血流阻力上升,舒张末期血流可出现缺失,甚至反向。ROC曲线分析,脐动脉PI、RI、S/D能有效诊断FD,可作为临床诊断FD的重要辅助指标。
HIF-1α是一种核蛋白,仅存在于相对缺氧的细胞核当中,缺氧条件下,特异性结合DNA低氧反应元件上的HIF-1α结合位点,介导低氧反应,是缺氧调节通路上的关键环节之一[16]。HIF-1α是细胞早期对低氧的反应分子之一,生理状况下,各组织细胞中HIF-1α表达甚少,缺氧时显著高表达[17]。孕妇血清中雌三醇多为结合雌激素,其中FE3占9%左右[18]。FE3由胎儿及胎盘共同产生,随孕期不断增加,到分娩前开始降低。体外研究显示,雌三醇可诱导组织产生胰岛素抵抗,诱发妊娠期糖尿病,进而引起广泛血管病变,包括脐动脉血流阻力增加、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等,进而导致胎儿供血不足,导致胎儿缺血缺氧及FD发生[19]。本研究发现,发生FD的孕妇血清HIF-1α、FE3显著高表达,提示母血清HIF-1α、FE3可能为FD监测指标,与既往研究[20-21]一致。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HIF-1α>87.18 pg/L、FE3≤10.27 μg/L时,应高度警惕FD发生,为临床诊断FD提供新途径。
相关性分析显示,FD孕妇超声测定脐动脉PI与FE3呈正相关关系,与HIF-1α呈负相关关系,RI、S/D与FE3呈负相关关系,与HIF-1α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本研究创新性采用脐动脉PI、RI、S/D及血清HIF-1α、FE3联合诊断FD,ROC曲线显示,联合诊断AUC最大,为0.930,高于各指标单独诊断。提示各指标联合可为临床诊断PD提供更多参考依据,有助于FD早期检出。本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脐动脉PI、RI、S/D及血清HIF-1α、FE3水平均为FD患儿病情程度影响因素(P<0.05)。提示脐动脉PI、RI、S/D及血清HIF-1α、FE3不仅可有效诊断PD,还可对PD患儿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分析,进而指导临床合理治疗,改善围产儿预后。
综上可知,FD孕妇超声测定脐动脉PI、RI、S/D与血清HIF-1α、FE3表达相关,各指标联合可提高FD诊断效能,且可预测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并为临床治疗方案制定提高依据,降低母婴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