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

刘怀光，酒海明

(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在现实的意识形态实践和研究中，人们很容易发现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有着显性或隐性的制度特征。 如果仅仅将意识形态的制度性理解为宣传教育制度，则大大低估了意识形态制度性的复杂构成。 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论述，从巩固既有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先进阶级夺取权力的双重维度上，研究了作为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包含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制度性思考，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构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国内学术界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研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文化构成这一重要方面，但是对其制度性特征尚缺乏深入分析。

一、市民社会： 文化领导权的制度性场域

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理论思考与建构的核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实践体系，其实践的场域则是市民社会。 一般认为，市民社会是由个体的市民组成的共同体。 自近代以来，它逐渐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对的、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明确并系统地将政治国家概念与市民社会概念区分开来，给出了原子式个人—市民社会—国家这一描述性结构。 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具有自组织特性的社会组织系统概念，是个人基于契约进行活动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公民领域。 “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环节]…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1]市民社会由于其特殊性而不能够完全自律，因而需要一个客观性阶段的国家作为其前提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