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未楠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格林布拉特作为当代欧美思想文化界的知名学者,其新历史主义理论不仅在欧美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文坛上也激起了一片热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新历史主义思想内涵的博大精深;二是格林布拉特倡导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立足实践,运用于具体的批评操作。学术界对前者所作的研究较多,而对后者所作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格林布拉特所采用的文化诗学批评策略、跨文本批评策略、意识形态化批评策略这三个方面来对其批评策略作进一步的总结和评析。
格林布拉特主张在对文本分析时要“尽可能找回文学文本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情况,并分析那些情况与我们现在情况之间的关系。”[1]“历史”一词在这里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最初产生文学文本的那个时代;二是指阐释者的当下境遇。格林布拉特采用的这种批评策略又被称为一种“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它强调的不仅是对文本创作语境的重建,而且还强调过去与现今之间存在的关联。对文本创作语境的重建说到底“就是将文学文本放回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2]由于文化具有广阔性,因此在把文学文本放回到历史文化这一大的语境中进行解读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历史档案资料、野史传说等边缘性的资料囊括到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来,从而努力构建起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