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进步主义”的困境：“历史”与英国思想界的“宗教复兴”（1930—1960）

李任之

通常认为，理性与进步的重要性自启蒙运动起受到广泛认可，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①需要指出，本文的理性主义不同于哲学史上与“经验主义”对立的“理性主义”，指的是知识的终极来源是人类的智性，而非信仰。作为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进步为理性展现了时间维度中的可能性；而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理性则为进步提供了目标与确定性。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伦理危机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促使思想界重新思考人类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社会整体进步的可能性以及西方文明的未来等问题；怀疑、商榷与批判理性和进步这两个概念也就成为20世纪英国乃至西方思想史的重要主题。其中，从宗教角度出发对于理性—进步主义的否定虽然曾是一种重要的“反思现代性”话语，但随着“欧洲心灵的世俗化”（欧文·查德威克语）曾一度为人所忽略。②Owen Chadwick，The Secularisation of the European Mi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不过近年来，例如，启蒙运动的宗教起源、基督教教义与启蒙哲学的关系，以及18世纪在多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开端之类主题的出现似乎标志着宗教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回归；许多思想史家发现，启蒙运动对于宗教的态度其实颇为多元，而不是彻底的批判。就英国而言，思想史家开始愈发关注一些政治、社会与历史理论背后的宗教立场，“发展”“进步”等观念曾经具有的宗教内涵，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如何成为19、20世纪思想界所谓的“公共学说”（public doctrine）的一部分，这其中即包括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之间一场明显的宗教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