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与《印度之行》的“自治”书写

沈忠良

(复旦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

在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六部小说中，唯有《印度之行》(APassagetoIndia, 1924)的故事主线完全脱离了英国本土。作为一部根植于殖民时代的作品，《印度之行》对“助长了英帝国主义中产阶级的傲慢和冷漠予以了抨击”[1](P51)。众所周知，福斯特生前最喜欢的作家是以创作风尚小说闻名于世的简·奥斯丁(Jane Austen)。对此，施瓦茨(Daniel R. Schwarz)曾敏锐地指出，“《印度之行》是风尚小说的现代版本”，福斯特意在借其表明，“在不牺牲艺术完整性的情况下，再也不可能写出一部奥斯丁式的小说了——当然也不可能写一个国家被英国征服的故事”[2](P245)。与奥斯丁描写男婚女嫁、凸显中产阶级社会风尚与乡绅礼仪的作品相比，福斯特的《印度之行》要复杂许多，这部历经十余年写成的小说，见证了作者在“一战”前后不同的政治立场。有鉴于此，施瓦茨进而指出：“在小说这个想象的世界里，奥斯丁的价值观是相对静止的，而福斯特的在逐步发展”。[2](P246)

在《印度之行》中，有三处现象最能体现福斯特价值观的演变，其一是来自英国的穆尔太太和阿黛拉的歇斯底里的爆发，其二是以阿齐兹为代表的印度穆斯林对伊斯兰怀旧情绪的摒弃，其三是英国人菲尔丁与印度人阿齐兹的分道扬镳。本文意在借小说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和怀旧这两种情绪，结合跨国友谊来引向“自治”(autonomy)这一题旨。《牛津英语词典》(TheOxfordEnglishDictionary)对autonomy一词作有如下释义：“(国家、机构等)自我治理、制定自己法律和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以及“追随自我意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