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禺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自韩少功《马桥词典》发表以来,文坛出现了许多文体特征类似的词典体小说及部分具有词典体小说特征的亚词典体小说,小说“词典化”已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1]在词典体小说“自主”文体变革与当代社会“他律”之间,文学体制在某些具体的环节上起到了直接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末,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深入,意识形态热点问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作者群与读者群持续分化,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但是,文学挣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又再次面临市场经济的挤压和体制的改革以及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媒体艺术的“围攻”。文学、文学期刊不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边缘化状态,部分期刊甚至出现了难以维持的局面。很多人认为这是文学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几乎是同时,《大家》《莽原》《中华文学选刊》《花城》等期刊相继提出了“凸凹文本”“跨文体”“无文体写作”“实验文本”等口号,“文体”似乎成了最后的稻草。《大家》主编李巍麾下的“凸凹文本”是一个“文学怪物”,打破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间的人为界限。李巍指出:“我们希望,在文体的表述方式上能以一种文体为主体,旁及其他文体的优长,陌生一切,破坏一切,混沌一切”。[2]著名作家、《莽原》主编张宇认为,跨文体写作兴起的主要原因是: “文体像牢笼一样局限和障碍着写作的自由”。[3]其实,无论这些期刊高调宣扬了多少关于文学的“独特”看法和“宏论”,“凸凹文本”“跨文体”写作等口号的提出,首先是文学期刊的一种自救行为,以改变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