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舟泊烟渚:作为“文学空间”的“舟船”与孟浩然诗歌

贺敬雯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81)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地理环境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来影响文学。作为创作的主体,文学家的文学创作总是在某种空间环境下进行的,是故不可避免会受到所处空间环境的影响。亨利·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2]。但是,正如作为物种的“人”身上既有社会性也有动物性一般,大多数“空间”自身也应当同时具备自然性和社会性。也正因为同时兼具两种属性,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尽管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其个人的知识积累与主观能动性,特定的空间环境对其创作心态与内容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也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已经被诸多“文学空间”主题研究所验证。

回顾现有成果,不论是都市空间研究、馆驿空间研究,抑或是某个特定地域的空间研究,大多以一个静态的地理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身处其中的文学家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分析。曾大兴在其《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要素进行了详细分类①,但忽略了对文学空间有着重要拓展作用的交通以及交通工具这一要素。严耕望先生指出“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3],交通串联起了不同的文学空间,为创作主体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意识到了交通是文学空间生产与延续的必备条件,但其认为“交通与文学空间没有直接的关系”[4]。上述研究尽管都承认交通对文学创作或“文学空间”的意义,但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一点,作为交通工具的舟船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船上人员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生活空间,也由此具备了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的可能性,它为泊江、泛湖、夜渡等类型诗歌提供了基础的空间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具备创作能力的乘舟者的文学创作。

与孟浩然诗歌相关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思想情感、艺术特色、诗歌比较以及版本等方面,个别学者从舟船意象入手,探究了孟浩然诗歌舟船意象所体现的清旷特点[5]。从空间角度入手来探究孟浩然诗歌特点的文章,关注重点皆在荆楚地域的背景式影响上。李园在其博士论文中从孟浩然诗歌的用典、登高题材创作两方面探究了荆楚文化对其影响[6],骆霞在其硕士论文中探究了荆楚地域对孟浩然风物诗的影响[7],王铭在其硕士论文中分类归纳了孟浩然诗歌地理意象的分布状况,与王维诗歌的意象分布进行了比较[8]。

孟浩然一生的大多数时间皆隐居于荆楚之地的襄阳,襄阳的环境对孟浩然本人及其诗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学者基于此提出了孟浩然“荆襄情节”的说法。襄阳地处江汉平原,水道纵横,为南北交通要冲。正如孟浩然本人所言,“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9]215,舟船不仅成为了孟浩然诗歌创作的重要意象,也是孟浩然诗歌创作的重要文学空间。根据《孟浩然诗集笺注》对孟诗中的“舟船”进行统计,笔者发现相关诗歌共有85首,其中45首创作于舟船空间之中。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既有研究当中,从“文学空间”或“空间维度”切入讨论孟浩然诗歌的成果仍然较少,并且将关注点都投放到了静态的地理空间之上,这无疑忽略了动态的交通工具自身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这一研究取径。就舟船而论,首先,它不同于车马这类移动的陆路交通工具,兼具私密性和公共性,为文人行旅中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场景;其次,它也不同于馆驿、客栈这类静态的生活空间,“交通工具”这一核心属性使得它的区位位置处于一个只是偶尔停歇的动态变换当中,由此使得作为其乘客的文人们能够不断进入(然后又离开)新的文学空间(即既有研究当中已有讨论的静态地理空间),这无疑会影响乃至引导诗人们的创作;此外,在舟船这一特定的交通工具上,其特有的漂泊感、寂寥感放大了文人的孤独感,进而影响到其文学创作的基调。综上,鉴于现有研究当中对作为“文学空间”的舟船的研究的有限和不足,以及对“空间”的静态化理解,本文拟对“舟船”的文学空间意义展开较为系统的讨论。同时,在现有的孟浩然诗歌研究当中,尚无这一角度展开的成果,本文遂以孟浩然的舟船主题诗歌创作为样本,分析作为“文学空间”的舟船对孟浩然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为之后的相关研究探索路径。

一、公与私:舟船的空间归属与创作场景

舟船作为一个传统的意象,能够传达出羁旅漂泊、仕隐脱俗和离情别绪等情感基调,但对于孟浩然的诗歌创作来说,舟船可能已不止于一个意象,其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性或许意义更大。对于长期生活于荆楚地区的孟浩然来说,舟船是极为常见的空间要素,也是其经常乘坐的交通工具,这种生命体验直接延续到了其诗歌创作中。不同类型的舟船又分别具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不同属性,它们的区别直接影响着孟浩然诗歌创作的内外面貌,极大丰富了创作的具体场景。当然,由于诗歌创作的高度凝练性,我们难以像叙事性文学那样去判断作者进行创作或创作内容发生时,诗人所属空间的具体归属。因此,笔者在这里将以诗歌内容为基础依据,通过其中作者与他人互动的有无来界定空间的公私属性。需要说明的是,私人空间中亦有怀人忆旧之作,公共空间中也不乏独处抒情之作,二者在情感表达上有交叉相通之处。

在孟浩然创作的与舟船相关的诗歌当中,作为私人空间的舟船是其主要的创作空间,也是其诗歌中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部分。与公共空间不同,此时的舟船空间大多处于寂静寥廓的状态,使诗人更加注重四周景物的变换,增加对内心的关注,因而更易调动诗人的情感,其作品也更为细腻深刻。

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舟船上,孟浩然的情感也常常是孤独的,其创作的诗歌大多以清旷寂寥为基调,因而常用“孤舟”、“孤帆”和“移舟”等意象来表达心中情感。《早寒江上有怀》便是此类名篇,全诗如下: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9]314

此诗为诗人于初秋早寒之际乘舟江上所作,开篇即写舟船上所见之景物,落叶、南飞雁、北风和寒江,疏旷寂寥,共同构成了一幅江上舟船秋景图。身处不断移动的舟船空间之中,诗人想到了与自己相隔茫茫楚天之远的故乡——如今依旧在不断的远离,由此生发出颈联中的思乡情切。“孤帆”代指诗人所乘坐的舟船,在此诗中具有特别的艺术内涵。一方面,漂泊的舟船私人空间引发了颔联、颈联中诗人的乡思之感,“孤帆”恰到好处的为其作结,成为诗人思归情感的寄托与象征。另一方面,诗人远游求宦无果、前路迷惘的心情,于尾联中所表达的身世际遇之感,也通过孤帆迷津呈现出来,颇有日暮穷途,“谁悲失路之人”[10]的慨叹。因而“孤帆”在此处既有承上启下的结构功能,也有凝聚凸显思想情感的作用。基于诗人身处泛舟江上的背景,其获得了具有私人性质的舟船空间,促使诗人在创作时选择了“孤帆”意象来表达羁旅愁绪。

《建德江宿》同样采用了泊舟江上的独特视角来讲述诗人处于私人空间时的情感抒发状况,全诗如下: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9]360

此诗作于诗人于长安应举落第,感慨怀才不遇而东游吴越之时。由于舟船的不断移动,使诗人不断进入新的环境中,在夜幕降临、烟波茫茫之际,更增添了诗人独宿船上的惆怅与孤寂之情。作为私人空间的舟船,其特有的移动性、漂泊感,进一步放大了诗人的内心情感。羁旅思乡的惆怅,仕途失意的苦闷,面对茫茫天地而产生的渺小短暂之感,皆在此刻涌入诗人心中。诗人于此时远望,见一轮孤月迫近,似可与之举杯相伴,消解旅途寂寥,于此清旷之感豁然而生。此诗是基于夜宿舟船中这一特定的空间背景抒发而成的,此时的舟船是作为私人空间而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舟船上,孟浩然也不乏怀人之作,如:

龙沙豫章北,九日挂帆过。风俗因时见,湖山发兴多。客中谁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9]112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9]144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渺瀰江树没,合沓海湖连。迟尔迥舟楫,相将济巨川。[9]381

在此类孤舟寄友人的诗歌中,诗歌的情感基调虽然是漂泊孤单的,但最终转向了诗人对故乡旧交的怀念,对能够与远方友人重逢的期望。此时诗人虽身处孤舟之中,其诗歌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眼前景物的描写和自身情感的抒发,而是有交际性、互动性的。独处所以兴其友声,表现了孟浩然由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的诉求。

舟船作为公共空间的情况,通常出现在诗人与朋友游玩、陪官员出游的情况下,双方在舟船上度过了一段较为短暂的旅行时间。由于舟船上活动空间的大小固定,相较庭院、馆驿等陆地空间又更为狭小,双方共同身处舟船这一特定空间之中,易有共情之感,为双方进一步的交往攀谈增加了可能性。作为公共空间的舟船不仅仅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存在,更具备了交友求宦的宴游功能。因此,相较于私人空间的舟船,此时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更为直接的交往赠答、干谒求仕功能。

孟浩然诗有云:“伏枕旧游旷,笙簧劳梦思。平生重交结,迨此令人疑。”[9]229仅从孟浩然诗集中来看,其中与孟浩然交游之人便有142人之多[11],可见孟浩然是极为注重交友游历的。这与当时唐代文人盛行宦游、干谒投刺之风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作为公共空间的舟船背景下,关注此类交游诗,如《陪卢明府泛舟回作》: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火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忧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岸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9]23

诗歌的前半部分对卢明府的功绩文章毫不吝啬地进行了一番赞扬,而后笔锋一转,通过对舟船周围高岸陵谷、渔歌棹声的描写,引起同行者卢明府的共情之感,为诗歌的主题——“白首未登科”作铺垫,自然过渡到希望卢明府能对其求仕之路有所助益的祈愿。在孟浩然求仕不成而归隐的后期诗歌中,即使与官员同游,表达的也多是归隐之意,如《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

秋入诗人兴,巴歌和者稀。泛湖同旅泊,吟会是思归。白简徒推荐,沧洲已拂衣。杳冥云海去,谁不羡鸿飞?[9]341

诗中用“沧州”“云海”“鸿飞”等意象,表达出超尘脱俗之感,点明诗人归隐之心。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与曹三御史处于同一舟船空间之上,环境空间的一致性使其具有了“泛湖同旅泊”的共情之感。

孟浩然创作于舟船公共空间的诗歌中,还有一类与舟子问答的题材。此类诗歌与创作于舟船私人空间的诗歌情感相似,如《济江问舟人》:“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9]219诗人所问之舟人是素昧平生的偶然相遇者,但因为双方共处于舟船这共同的公共空间之中,便在一段旅程中具有了共同的目的地和相似的生命感触,因此诗人借与同舟人攀谈来抒发旅途寂寥苦闷之感。与之类似的还有《问舟子》:“向夕问舟子,前程复几多。湾头正堪泊,淮里足风波。”[9]86舟子是掌握舟船行程的特殊人物,诗人问舟子所直接体现的即是由前路未知随之而来的迷茫愁闷情绪。虽是描写舟中所见所言,表达对前路的关注,其中亦可看出孟浩然对人生际遇的另一种书写,而以上都是基于舟船的公共空间这一属性而体现出来的。

二、动与静:舟船的空间位移与创作结构

舟船的动态性体现在它能够穿梭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当中,既有研究已经在不同层面揭示了宫廷、馆驿、城郭乃至自然山川等不同地理空间所具有的“文学空间”属性,至此可以说“舟船”作为一个动态的“文学空间”能够穿梭于不同的静态的“文学空间”当中,而舟船本身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正是在这种勾连、碰撞与交融当中,产生了创造性的文艺作品和全新的文学意义。作为文学空间的舟船,是孟浩然诗歌中的重要因素,舟船空间凭借其区位的移动性,积极主动地影响着诗歌的语言运用与表述方式。正如黄庭坚所言:“浩然生平出处,悉能道尽,乃诗中所传也。”[12]与盛唐时期的其他诗人相较,孟浩然的诗歌具有明显的线性结构特点,这一点已有学者论及②,但对于这种线性结构的形成原因尚未进行深入讨论。

孟浩然的诗歌通常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空间顺序来描写,力求再现事件发展的自然规律,具有叙述的笔调。这种表述方法在其游记题材的诗歌中表现最为突出。在此类诗歌的创作中,诗人常以个人的视角为创作焦点,根据实际游踪来谋篇布局,所以我们通过孟浩然的诗歌,大抵可勾勒出其行进的路线。诗人出游,不外乎徒步、乘船或乘坐车马这几类交通方式,鉴于其时孟浩然所处地理空间当中水网密布的自然环境,舟船与徒步相比更为便捷迅速,与车马相比又更为平稳舒适,成为了孟浩然旅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交通工具。

就舟船而论,在归属问题上它兼具公私属性,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需要关注的是它还具备空间区位的快速移动性这一特点。对于身处船上的诗人孟浩然而言,地理空间场景的不断切换同样是线性变化的,其眼中所见的高山大川、城郭草木都在飞速流动的水波当中被依次甩到了身后。尽管他处在实际的运动当中,但是作为参照系,对他自己而言,眼前的世界才是处于一个快速的线性变动当中,旧的景观不断远去,新的景观相继到来,而舟船本身又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所以舟船之上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线性向前的世界,并且这种线性的变化能够直观地投射于乘船者的眼前,让其拥有独特的生命体验,这是在城郭、寺观或屋舍等静态空间当中所绝难体验到的。也正是这一同样是线性向前的特点,让笔者相信,作为“文学空间”的舟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孟浩然诗歌中的线性结构特点,至少在其以舟船为主题的诗歌当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影响。就孟浩然的此类诗歌而论,它对其创作结构的影响可以大致被归为两类,分别体现在舟船空间位移所带来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变化上。

空间位置的变化是舟船的空间位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与之相对应的便是诗人眼中所见所闻之具体景观的线性变化。这种景观的线性变化体现到笔墨当中,便可能体现为一种线性的创作结构。孟浩然《自浔阳泛舟经明海》可作为此类诗歌的典型代表:

大江分九流,淼淼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沅湘。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也回翔。[9]210

诗题即明确点明诗人的游踪——从浔阳经明海,此后连写几个地点,从“大江”分出的九流写到“浔阳”,从“五湖”游至“三湘”,在宏观的视角上对旅程进行了概括,突出了在舟船载体上所产生的迅捷的区位位移。与之类似的还有“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9]246,“江路经庐阜,松门入虎溪”[9]140等诗句,皆通过舟船空间的区位位移来体现地理位置的不断变化。上述几首孟浩然所作诗歌的叙事结构都是较为典型的线性结构,其中固然主要是其本人的主观选择在发挥作用,但如果没有舟船旅行所具有的空间快速位移这一特点的存在,恐怕也难以构成完整的创作内容。其实不唯独孟浩然如此,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等名句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舟船的空间位移对诗人创作结构的影响,当然这并不在本文的主要讨论范围内,故此略过不谈。

此外,虽然舟船在旅途中产生了快速位移,但舟船内部空间在整体位移中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处于其间的诗人也常常受到这种静谧的感染,自我内心处于较为平和出尘的状态。这在孟浩然诗歌中多有体现,如《夜泊庐江闻故人在东寺以诗寄之》《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等,此处以《经七里滩》为例:

余奉垂堂诫,千金非所轻。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复闻严陵濑,乃在兹湍路。叠障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9]215

诗人乘船经过七里滩时,感慨于此处奇景,遂作此诗。诗歌的前半部分可见诗人乘船跋涉的大致路径,经洞庭、新安及严陵濑等地,到达叠嶂百里、险峻异常的七里滩。船外的景物在移动,猿猴、飞鸟和江水暗流无时不刻也在移动,但诗人所处的舟船空间却是宁静平和的,诗人依棹独立,遍观奇景,“从兹洗尘虑”。诗歌将两岸景物变化之速、江流之急与舟船之静谧、诗人姿态之和缓相对比,突出了舟船这一相对静止空间中的意出尘外之感,透露出隐逸飘逸之情。

在空间移动之外,舟船的空间位移还带来了时间的移动,这是一个不易被发现而实然存在的变化。具体而言也即乘船者所能够感受到的,不仅是岸边具体的物质景观的变化,还有时间的流逝,还有日升月落、星宸盈仄。当然,如果关注时间的变化,似乎在传统的静态文学空间当中,也能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但不可忘却的是,舟船之中所能感受到的时间流逝是与空间位移相结合的。也正是这种基于空间位移之上的时间流逝,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景观变化的线性感,进而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结构。可以从孟浩然的《题鹿门山》这一典型作品入手:

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沙禽近初识,浦树遥莫辨。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养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9]52

这首诗歌勾勒出了孟浩然此次游览鹿门山的整个过程。诗人清晨泛舟越过江岘,不久便到达鹿门山,此处潭水多弯曲,舟楫常常迂回绕转。接着笔锋一转,触景生情,以庞德公采药未还的典故来抒发自己对归隐情趣的向往。而后诗人在登古揽胜中意犹未尽,划船归来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此诗是一篇完整的小型游记,首尾相联,一气呵成,自成一方小世界。而与舟船空间的位移相伴生的时间变化构成了理解整首诗歌的显性线索,也构成了串联起整首诗歌的骨架,这一点体现在创作结构上便是明显的线性结构。

三、漂泊与隐逸:舟船空间的独特情感体验

《文心雕龙·物色》篇在论述文学创作与自然景物的关系时提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3]“江山之助”即指文学的地域风格,所谓“地域风格”,即“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某一地域的文学创作,往往具有这一地域所特有的色彩。”[14]如果我们将作为核心概念的“空间”从静态的“地理空间”延展到“舟船”这一动态的空间中来,也可发现舟船空间对诗歌创作的“江山之助”。

笔者据2000年上海古籍版《孟浩然诗集笺注》统计,其所收录的全部269首诗歌当中,与舟船相关的诗歌有85首,其中基本能够确定的孟浩然于舟船上所作的诗歌就至少有45首。这45首当中有18首的情感基调是愁闷寂寥的,9首表现了闲适之情,此外表达隐逸之情、仕进之心的各有8首。诗人在舟船空间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面对周遭时空环境的不断变化,自然会催生各种特定的情绪与感触。作为孟浩然诗歌当中较为常见的描写对象,舟船常常承载、引发或传达出了羁旅漂泊、离愁别恨、脱俗隐逸等情感,那么为何此类情感会与舟船相联系呢?这固然与孟浩然本人的精神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也不能忽视舟船这一动态空间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它的环境与状态在不同程度上激发了不同的情感内容,具化到创作上就是不同的情感基调。与空间归属和位移等带来的文学性类似,舟船空间连接了不同的意象,成为了意象的枢纽,其所激发的独特情感体验同样使舟船这一动态空间具备了相当的文学意义。

由于舟船空间航行于水面之上,身处其中的诗人自然可体会到水波起伏,面对逝去的波涛与飘摇的浮萍,这些具象的物质存在可以说于直观层面加深了诗人对漂泊的认知,进而可能刺激身世仿若无根浮萍的漂泊无依之感的产生。此外,舟船空间成为了意象的枢纽,起到了勾连一系列具有特定情感意蕴之物象的作用。一方面,诗人触目能及的自然景物,比如涛声、明月、江风、猿声和夕阳等,成为了孟浩然在舟船这一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时最常提及的物象,而它们又往往与漂泊冷寂的情感基调有着直接关联。另一方面,舟船空间与外部空间相交织,为孟浩然的诗歌带来了棹声、江火、渔歌这些不属于自然界的“新”意象,而此类意象也与羁旅愁绪相联系。换言之,舟船空间带给诗人的独特情感体验,使得此类诗歌作品具有了较为一致的思想情感。比如《湖中旅泊寄阎防》: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晓发。荆云蔽三巴,夕望不见家。襄王梦行雨,才子谪长沙。长沙饶瘴疬,胡为苦留滞。久别思款颜,承欢怀接袂。接袂杳无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听,沿月下湘流。[9]114

本诗首联言“扁舟”,尾联落脚于“清猿”,二者叠加,“徒增旅泊愁”。同时,也为个人漂泊情绪的抒发铺垫了自然而然的基础。又如《夜泊牛渚趁钱八船不及》:

星罗牛渚宿,风退鹢舟迟。浦溆尝同宿,烟波忽问之。榜歌空里失,船火望中疑。明发泛潮海,茫茫何处期。[9]201

此诗描绘的是诗人等待友人船不及而倍感孤独,颈联采用“榜歌”与“船火”的意象,勾勒出一幅孤舟飘零的夜泊图,所承接和催发的就是“茫茫何处期”的前路不明之感。由此可见,在此两首诗中,诗人皆用以上几种特定物象进行了意境的构建,营造了寂寥愁闷的情感基调。同时,由于舟船空间的出现大抵伴随着离乡远游、送别亲朋的场景,离愁别绪便成为了此类诗歌表达的主要思想之一。

至于舟船空间所具有的脱俗隐逸之内涵,则是由于舟船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相较于车马而言,连接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模糊不定、开阔寂寥的目的地。首先,舟行江海之上,虽与外部大空间不断交融,但其自身是一个封闭的独立小空间,让旅人得以暂时摆脱凡尘俗务,专注自然、內视情感,“乘舟而行”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隐逸方式。其次,舟船是对于江河湖海这一全新空间领域的开拓,它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而在中国古代游仙传统中,要到神仙隐居之所,无外乎乘船、乘鹤、乘鸾,甚至于“载云气而上浮”“御飞龙之婉蜒”等“交通”方式。显而易见,除乘船之外,其余能够与仙境相连接的手段是对天空领域的空间开拓,对于古人来说仅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之中。因而舟船作为与其他游仙手段具有相似功能的现实交通工具,较之普通的车马,具有了更为超俗隐逸的内涵。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孟浩然在诗歌中常将舟船与隐逸相联系,比如《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水回青嶂合,云渡绿溪阴。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9]371

诗人在武陵泛舟时,见周围清幽莫测,似有仙家隐居,青山合嶂,绿溪成荫,又闻闲猿长啸,不由生发“心为明镜台,何处染尘埃”之感。颔联中“幽”与“深”二字或为本诗诗眼,此种幽深意境的营造,正是基于舟船空间的空间位移,而舟船空间本身的游仙隐逸内涵,更为本诗增添了一份脱俗之感。此外,《适越留别谯县张主薄申屠少府》一诗对隐逸之情的流露更为直接:

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因西风吹,得与故人会。君学梅福隐,余随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9]246

诗人通过梅福、伯鸾隐逸的典故,指明自己对归隐的向往。诗人与友人之所以能够相遇,凭借的是诗中隐含着的舟船,因此作者能朝发汴河夕至谯县,与友人恰好相逢。舟船在此处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与梅福、伯鸾隐逸的典故相契合。

四、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舟船作为文学空间,带给诗人的独特生命体验是持续性存在的,有些作品虽然并未创作于舟船空间之上,但诗中依旧可见其对诗人产生的深远影响。比如,诗人以“欲济无舟楫”来表述求仕之心,侧重于舟船所具有的空间位移特点;以“扁舟泛湖海”来表述隐逸之情,侧重于舟船本身的隐逸内涵;以“余是乘槎客”来表述思归之感,侧重于舟船空间漂泊羁旅的基本特征。

舟船空间本是一种客观存在,其通过诗人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也成为了融入诗人思想情感的社会存在。同一个创作者在不同的文学空间中,会自然产生与此空间相对应的自我定位,并产生与此空间定位相呼应的创作心态,从而生发出通过空间感知来表达个体情感的欲望,而文学创作就是这种欲望表达的高级形态。孟浩然诗歌与舟船空间关联较为紧密,常以舟船隐喻丰富的思想情感,通过对其诗歌中的舟船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空间位移和独特情感体验的具体分析,这对于深入体味孟浩然诗歌的主旨与诗意内涵颇有助益。

①曾大兴在其《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要素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隐形要素,包括情感、思想;二是显性要素,包括景观、实物、人物、事件。

②姜晓娟在其论文《论孟浩然诗歌的线性结构》中指出其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中注重时间与空间的顺序安排,其时间线索步步推移,空间变化循序渐进。孟浩然诗歌中呈现出的线性结构特征具有承转分明、过渡自然,结构紧密、环环相扣,层递自然、浑然天成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