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商的常时性来往
——评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徐 琦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于202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近年来关于高丽时代宋商问题以及宋丽贸易的重要研究成果。 读罢此书，笔者对高丽时代宋商往来以及宋丽贸易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尝试分享对于此书不成熟的些许心得与体会，望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内容介绍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一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作者李镇汉以细致的文献梳理和前人研究为基础，通过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证明了宋商来往高丽的常时性。 该书共21 万字左右，除序言与前言外，全书共八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第一章“序说”主要介绍该书基本脉络以及各章节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作者批判与反思了以往有关高丽前期对外贸易与政策的研究。 第三部分即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相比于以往研究，作者认为宋商更为频繁地往来于高丽；二是宋商首次到达高丽的时间要比学界普遍认为的1012年更早； 三是武人政权时期，宋商往来并不稀少。 第四部分即第八章，作者对书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作者提出研究高丽对外贸易的若干新角度，而由新角度展开研究的前提是证明宋商往来高丽的常时性。证明这一前提的思路是梳理关于宋商往来的史料，同时利用各种间接例证以及逻辑推理，论证以往研究中并未探究到的宋商往来。 此外，在本章中作者对该书第二章至第八章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作者批判与反思了以往关于高丽时期对外贸易与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于“礼成港繁荣说”的批判。首先，作者提出，以往相关研究夸大礼成港繁荣程度， 刻意回避对于礼成港真实繁荣程度的考察。其次，对到达礼成港的阿拉伯商人进行考察。 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只有从显宗到靖宗时期的三次阿拉伯商人来到高丽进行贸易。但是部分韩国学者认为阿拉伯商人与高丽贸易活动贯穿整个高丽时期。其中重要证据就是李奎报的 《又楼上观潮赠同寮金君》，部分韩国学者认为诗中“南蛮”是“中国四夷之一的南方蛮族之地，即隔海的南方异国”[1]，由此衍生出高丽与阿拉伯海上贸易十分兴盛的结论。但作者对此持反对意见，理由如下：一是高丽造船与航海技术不足以支撑高丽前往阿拉伯的远洋贸易；二是南蛮最有可能是指“耽罗”；三是李奎报所写的礼成港络绎不绝的船只并不是指商船，而是指漕船或渔船。第二个方面是作者对于高丽海商为积极进取型这一观点存疑。 作者认为高丽商人赴宋经商只在高丽初期出现，此后由于高丽贸易政策收缩，宋丽海上贸易逐步由宋商主导。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高丽对外贸易政策的讨论。 通过对榷场贸易以及海上贸易政策的讨论，作者认为“一是防止会对中央政权产生威胁的海上势力之成长， 二是基于高丽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2]等造成了高丽对外贸易衰落，高丽的贸易是单方面输入，而非活跃的双方互动。

第三部分即第三章至第七章，本部分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关于宋商往来次数。 以往对于高丽时期宋商往来次数的统计，都是基于《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中“宋商来献”的记录，忽略了其他史料中关于宋商往来的内容。 通过梳理分析 《东国李相国集》《大觉国师文集》《湖山录》《破闲集》 等高丽时代文集和宋代相关文献，作者发现由于宋商船只更为安全以及借用宋商船只更为经济划算，所以宋商往往被赋予除贸易以外的其他使命，如负责运送使者、投送文书、运送漂流民、运载投化宋人、文物交流等。 由此反推，可以发现每一次出现相关任务都意味着宋商的往来。根据作者的梳理， 这些由间接例证所证明的宋商往来，基本都与《高丽史》或者《高丽节要》中所记载的“宋商来献”时间不吻合，故作者认为这些由间接例证所证明的宋商往来可以被视为新增的宋商往来。另外，作者根据航海贸易习惯以及史料中出现的高丽方面向宋商预订商品等现象推测，宋商应该存在不见于记载以及无法从间接史料中推测出的往来。综合以上论证，作者在前人学者关于宋商往来情况统计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往来次数，绘制出“宋商往来表”。

第二个问题是宋商首次抵达高丽的时间。根据《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中“宋商来献”的记载，以往学者认为宋商首次抵达高丽应该是在1012年。但是作者通过研究光宗时期到穆宗时期宋人来投以及宋丽佛教文化交流，提出在北宋建立之初很可能已经出现宋商往来于高丽。 但是由于史料限制，加之这一时期高丽海商也活跃于宋与高丽之间，所以无法准确判定宋商首次到达高丽的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武人政权时期的宋商往来。以往一些学者认为，1170年武臣政变发生以后的大约100年间，“与金发生战争的南宋曾向高丽求援，但遭高丽仁宗拒绝， 导致两国关系急剧冷却直至断交；而且随着南宋国势的衰落，宋商的活动也逐渐减少。 ”[3]导致这一时期仅有8 次宋商往来。 但是作者通过分析这一时期宋与高丽民间文化交流以及其他间接例证，认为在武人政权时期，宋商有36 次往来。同时作者提出“将事例按时间顺序排列，可知两次往来之间最短的时间间隔为十年左右。再考虑到国际贸易的特殊属性，可推测出文献中记载的一次宋商往来，实际往往是两次以上。 ”[4]13 世纪中期以后，蒙古与高丽关系强化，受到蒙古方面遏制，宋商往来急剧减少，只有偶尔的、间断性的往来。关于为何以往研究中认为武人政权时期仅有8 次宋商往来，作者提出以往学者以“宋商来献”作为判断来往依据，没有注意到武人政变发生以后，高丽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高丽国王的实权下移到了武人领导者手中。 而经常往来于宋丽的宋商们，可以较为及时地掌握高丽国内实际情况，同时宋商在高丽的贸易往往要依靠实权者庇护，当权力转移发生以后，商人们也迅速转变，由向高丽国王献礼转为向武人执政者献礼。以往研究者或许忽视了这种转变，从而无法正确认识到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着频率较高的宋商往来事实。

第四部分即第八章， 作者对书中观点进行总结。 通过再次考察与梳理出现于史料中的间接例证，作者得出高丽时代宋商往来具有常时性的结论。

二、学术创新及学术贡献

《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一书，在史料运用、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料翔实。 参考大量中韩史料以及中日韩三国学者相关论文著作，是该书一大特点。 以往关于高丽时代宋商往来问题研究的史料多局限于《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等。作者突破了这一局限性，仔细梳理了《大觉国师文集》《东国李相国集》等高丽时代文集以及《鸡林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宋代史料，挖掘新史料，为书中的论述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同时作者引用多国文献，从多角度进行论述，使书中的学术观点更具说服力与可信度。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中日韩等多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作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提升了该书的国际学术视野，促进了高丽时代宋商往来问题研究的深入。

第二，观点创新。该书在观点上的创新之处，主要是作者认为宋商往来于高丽的时间更早以及宋商往来更加频繁。金庠基《新编高丽时代史》[5]、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6]、朴真奭《十一——十二世纪宋与商丽的贸易往来》[7]、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8]等依据《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中“宋商来献”，对宋商往来高丽情况进行梳理。不同学者统计的具体次数有着细微差异， 但是总体而言，1012—1278年间宋商前往高丽130 次左右， 人数在5000人左右。而李镇汉则对此存疑，通过爬梳多方史料，对史料精细研读，充分把握史料中的细节，挖掘出间接例证，同时运用掌握的其他史料，以缜密推理将史料串联起来，进而发现了未直接记载于史书中的宋商往来次数。李镇汉所统计的宋商往来次数要多于以往学者统计的次数，且提出宋商首次到达高丽可能要早于1012年。

第三，研究切入点新颖。相较于以往相关研究，作者对宋商在宋丽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做了详细叙述，将宋商往来归纳为宋使往来、宋人来投、漂流民遣返、文书传递、入宋请求、入丽通知等类型。 作者以宋商在宋丽交流中发挥的作用为研究切入点，由宋商承担的特殊任务反推宋商的往来，以此论证宋商常时性往来于高丽。

第四，关于民族自尊心等民族情绪对于历史研究影响的反思。 赵轶峰在《韩国历史编纂学中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提道：“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是一种同质化的以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兴起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它将韩国的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运动过度凸显为韩国历史的支配性线索，因而不能展现韩朝历史的整体面貌，且为大量缺乏证据的判断进入韩朝历史叙述敞开了大门。”[9]作者对于韩国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批判在书中有多处体现，如作者开篇就提到，受民族自尊心等因素影响，以往部分韩国学者无法以一种客观态度探究高丽时代对外贸易的真实状况，而且为凸显朝鲜王朝闭关锁国带来的危害，夸大了高丽时代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当然，这一现象也不只存在于现代韩国史学界，许多国家学者的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都或多或少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历史学家既然不能摆脱价值立场，那么就需要在各自的历史叙述中申明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是掩饰价值立场，更不可因为具有价值立场而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10]

三、相关延展性评论

首先，该书结构略显松散。总体而言，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宋商在较早时期便常时性往来于高丽。从结构上看， 作者将间接例证分为不同类别展开讨论，但是在实际行文过程中，又按照时间进行论述，导致在前文已经讨论过的例证和观点在后文中反复出现。 如作者在第六章“武臣政权时期的宋商往来”中，主要讨论武臣政权时期的宋商来往次数，并认为其多于传统观点中提到的次数，但在前几章中作者对此已经进行了讨论。

其次，该书在史料处理上稍显粗糙，未对部分史料进行精简处理。 如在第七章“宋商往来的类型与《宋商往来表》”中，作者试图通过《破闲集》中记载的“昔睿王时，画局李宁尤工山水，为其图附宋商。 久之，上求名画于宋商，以其图献焉。 上召众史示之，李宁进曰：‘此臣所画天寿寺南门图也。’折背观之，题誌甚详，然后知其为名笔。 ”[11]来说明宋商与高丽国王之间的贸易。但是作者引用了《破闲集》中对天寿寺的介绍， 这与作者想要论证的观点无关，所以模糊了所引史料的作用。

再次，部分观点表述不严谨。 如在第一章“序说”中，作者试图证明在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中，高丽海商贸易活动的萎缩与高丽“事大”政策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崔承老《时务策》等文献的分析，作者得出“为使宋丽之间的海上贸易得以进行，高丽就必须维持与宋的外交关系”[12]的结论。 但根据作者在书中提供的“宋商往来表”，在宋丽断交的1030—1071年间，宋商前往高丽的次数还有50 余次。即使是在1164年宋丽正式使节完全断绝以后，也存在着较为活跃的宋商往来于高丽的活动。由此可以证明，即使是在断交期间，宋丽海上贸易依然存续，只不过参与者由宋商和高丽的海商变成单独的宋商。宋与高丽外交关系的存续关乎着高丽海商能否前往宋进行贸易，而与宋商能否前往高丽进行贸易关系不大。如若作者在原文表述时将宋丽之间的海上贸易限定为“高丽海商所参与的宋丽海上贸易”，似乎更为严谨。另外，在作者统计的“宋商往来表”中，记录了960年吴越王遣使向高丽、日本求取佛教典籍以及961年高丽遣僧携带佛教典籍前往吴越。 明州等重要港口在吴越国境内，吴越依靠这些重要港口从对外贸易中获利，且此时吴越尚未归宋，所以960年吴越王所遣使者乘坐的不可能是宋商的船。 在“宋商往来表”中，作者简单地将时间上限定在960年（宋朝建立），忽略了此时宋朝并没有完成统一，所以在表中将960年与961年的吴越国与高丽的往来表述为宋商与高丽的往来并不合理。同时，五代时期中国与高丽往来情况值得关注。 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一书中提到史学的整体性研究，她认为“要注意前与后、彼与此之间的衔接与区别、延续及断裂，不仅注意演进的端点，还要探索关键的环节、过渡的层面，这或许有助于提出更为新颖而富于启发性的问题。 ”[13]宋商往来于高丽是基于五代时期中国商人与高丽商人的往来。对于五代时期中国商人与高丽商人往来的追溯，可以使相关论证思路更为清晰。

另外，该书研究视野具有局限性。总体而言，作者在书中局限于考证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的次数，并没有就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作者在序言中提出：“如此一来，以高丽为中心，宋、黑水靺鞨、东西女真、日本及耽罗所连接而成的东北亚地区的贸易网络便形成了。由于高丽在政策上禁止高丽商人出海贸易， 黄海海上贸易的主导权便转入了宋商手中。 但高丽通过允许宋商自由往来本地进行贸易，实则成了东北亚贸易的中枢。 ”[14]作者立足于宏大的视角提出此观点，试图构建10 至13 世纪东北亚贸易圈， 但遗憾的是书中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10 到13 世纪，宋与东南亚各国之间贸易往来活跃， 高丽与日本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而宋商主导的宋丽贸易则将宋、东南亚各国、高丽、日本等国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地域经济圈。 若能将此经济圈与滨下武志所提出的明清 “亚洲经济圈”结合起来，进行长时段研究，则有助于把握东亚贸易演变过程。

最后，该书缺乏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该书对于宋商的考察十分详细，若能运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宋商贸易进行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深入这方面的研究。

总之，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一书，在梳理文献等方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宋与高丽贸易往来的新角度和新方法。但遗憾的是，因该书局限于证明“宋商往来具有常时性”的结论，没有从更广阔的视野进一步探索，所以该书的内容与思想性略显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