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昭乌达盟会盟敖包祭祀习俗及其地点探析

2022-01-01 19:25
广西教育·D版 2022年9期
关键词:会盟敖包蒙古族

都 然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敖包祭祀是蒙古族的重要的传统民俗,来源于蒙古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在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中,敖包祭祀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 特别是在清朝的盟旗制度下,敖包祭祀的形式与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下面仅以昭乌达盟会盟敖包祭祀及其方位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方家指正。

一、目前国内对敖包问题的研究现状

敖包祭祀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具有蒙古族特色的祭祀形式。从敖包祭祀的一般特征来看,敖包的主要形制为石堆,用自然的石块堆积形成。除此之外,根据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东北亚洲搜访记》所记载还存在一种树枝敖包即木敖包。

波·少布通过对嫩江和乌裕儿流域的蒙古敖包的考察发现,该流域的敖包可以分为三类,祭祀敖包、路标敖包以及分界敖包。 祭祀敖包的产生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是古代蒙古人对大自然敬畏的产物。 古代蒙古人通过祭祀来祈求平安,消除灾祸。 路标敖包产生于游牧时期,是牧民们为了在草原上便于游牧而在具有一定特点的地形上建立的敖包,并没有固定氏族进行管理,发挥着路上标志的作用。 分界敖包产生于清朝,是为了区分旗界所设立的敖包[1]。 谢高娃认为对敖包的祭祀活动是蒙古人最重视也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原始信仰活动,体现了蒙古人对天地、河流、高山、植物的信仰。在历史的发展中,敖包祭祀不仅仅作为习俗发挥作用,更是对现在的蒙古族的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2]。鄂·苏日台认为“敖包” 是蒙古族的专有名词, 特指堆积起来的石头。 从敖包祭祀的本质来看,敖包祭祀是以崇拜自然环境为特质,融合了对植物的崇拜,是对大自然的直观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要先于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崇拜和始祖崇拜。蒙古族敖包文化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原始时期的蒙古族敖包文化,来源于对大自然的直观的崇拜。 二是萨满教时期的敖包文化,民间的敖包祭祀转变为由“博”进行主持。 三是藏传佛教时期的敖包文化,形式上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本质上还是蒙古族敖包文化的内涵[3]。邢莉认为,敖包以及敖包祭祀产生于蒙古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敖包所祭祀的对象里首先是天神、腾格里,其次是其他神灵。作为蒙古族最初的信仰活动的物质形式, 敖包是蒙古族创造的民间文化。 通过对天神的祭祀,蒙古族先民们渴望获得天神对畜牧繁殖和人类繁衍的赐福[4]。 任洪生认为敖包最早应是一座勇士的坟墓,祭敖包源于葬礼并由此衍生出了敖包相会、那达慕等社会功能[5]。何日莫奇对妇女敖包的起源进行了探究,认为敖包是祭祀各种神灵的地点,妇女敖包即敖包祭祀的参加者和主持者为女性的敖包祭祀仪式,妇女敖包应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并对现代的安代和渥都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波·少布对蒙古族女性敖包的起源以及形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女性敖包的祭祀仪式从举办时间、参与人员、敖包装饰、祭祀形式等方面与其他敖包的祭祀仪式有很大的区别;女性敖包反映了许多有关伙婚制家族的文化遗迹,并且留下了大量关于母系氏族的社会文化;蒙古族女性敖包记录了母系氏族社会中从伙婚制家族向偶婚制家族的过渡;女性敖包祭祀中的仪式和装饰反映了远古时代的性器崇拜[7]。包海青认为敖包最初的形式是坟墓,即祖先或者萨满的坟墓。由于蒙古族对萨满教的信仰,敖包祭祀的信仰根源来源于万物有灵论。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敖包祭祀来源于蒙古人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 蒙古人的敖包祭祀是信仰与仪式的结合,体现了蒙古族对待自然的观念,表达了人类和自然组合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整体。敖包祭祀随着蒙古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形式并且产生了新的文化内涵[8]。

综上所述,不同的学者对蒙古族敖包祭祀的起源提供了不同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三类,一是认为敖包祭祀来源于蒙古人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二是认为敖包祭祀受到了萨满教的影响;三是认为敖包祭祀的原始形式来源于勇士的坟墓及葬礼。还有学者发现了女性敖包的存在,为敖包祭祀起源及影响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野。

二、清朝昭乌达盟会盟制度

清朝在内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以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 在清朝初年,外藩蒙古的一些扎萨克旗会定期举行会盟,但不会在固定位置会盟。 统治者通过会盟进行军事、司法、行政上的管理。康熙年间漠北与漠南蒙古的十个会盟的会盟地逐步固定,因此将会盟地的名称作为会盟名称[9]。在乾隆年间,漠西蒙古建立的会盟由皇帝赐名。 关于内外扎萨克十个会盟名称的形成时期, 史料中不见记载。根据史料的记载,由皇帝赐名的会盟,时间和名称都很清晰。清朝最早的会盟制度建立于内扎萨克蒙古。清太宗皇太极年间内扎萨克蒙古分三个地点会盟:科尔沁十旗在滔里河,敖汉等十三旗在西拉木伦河乌兰布尔噶苏,喀喇沁、土默特两部四旗在迈赖滚俄罗木地方会盟。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即来源于此[10]。

根据对史籍研究发现,在清朝初年由于会盟不是常驻的行政机构,只有在定期各个扎萨克会盟时才会行使行政职能,所以《实录》等史籍不记载会盟的名称、时间、地点。直到雍正十二年,乌兰查卜(即乌兰察布)、西林郭尔(锡林郭勒)、集鲁穆(哲里木)等三个会盟的名称才被提及。在乾隆二年一次性出现了六个会盟名称。 雍正末期,为了帮助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 各个扎萨克以盟为单位放秋兵,各个盟名才被记录。 在平准战争后,喀尔喀西部所在的三个会盟向东移动。雍正六年内外扎萨克各盟各自会盟以后,盟长的日常军政事务增多,逐渐成为一级行政长官。 到乾隆五年返回旧游牧地后,会盟的地点和名称发生了变化。随后,在乾隆十二年,清政府颁发给内外扎萨克十盟盟长带有盟名的印信,至此内外扎萨克蒙古十会盟的会盟地点和盟名全部固定[11]。

昭乌达作为会盟的名称并非形成于清初或者会盟制度相对成熟的乾隆时期。因为内扎萨克六盟的会盟没有具体、固定的地点,因此作为盟名的“昭乌达”的来源应同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有关。关于昭乌达的具体位置,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提到“昭乌达”处在翁牛特东界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的汇流处,即阿鲁科尔沁左翼旗东北方向的浩日泰敖包,位于现在的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好力歹村[12]。 “昭乌达”,蒙古语意为“百柳”,即有许多柳树的地方。“昭乌达盟”这个称呼即来源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的大片柳树。从笔者到好力歹村的实地调查来看,两河交汇处沿岸有很多柳树,可以推测好力歹村过去在农业开垦开始之前可能是柳树林。

三、昭乌达盟会盟敖包的具体位置

依据学者玉海对昭乌达盟会盟地的研究,昭乌达盟会盟地的具体位置为:“乌包(即敖包)云者,所谓积石,为中国人所堆,数之正得十二:唯中央一个,则积木而成者,此外皆积石。 乌包本分木石,近处河畔有木,故以木造之。又无论布里亚特或蒙古人,石多处建石乌包,无石处,则集树枝而为乌包也。 ”[13]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处档案中提到“昭乌达”处在翁牛特东界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的汇流处,即阿鲁科尔沁左翼旗东北方向的浩日泰敖包,目前位于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好力歹村。好力歹村位于两条河流的交汇处,附近都是较为平缓的平原,没有山丘,缺少自然的石材设立石敖包。笔者在与牧民的访谈中得知昭乌达盟会盟地存在过木敖包的传说,结合上文对敖包位置以及功能的分析,可以确定敖包的位置以及功能需要满足宗教和世俗的需求。因此在当地很可能存在会盟地敖包并且通过敖包祭祀来标志会盟地的特殊位置。

另外,在敖包祭祀的一般程序中荤祭(即血祭)尤其受到重视。 根据当地牧民的说法,昭乌达盟会盟敖包在敖包祭祀中会准备黑羊进行祭祀。祭祀过程的主持者多为参加会盟的扎萨克旗长,而且当地有几户人家专门负责会盟敖包的维护。在会盟制度逐渐失去作用,会盟停止之后,会盟敖包并没有被废弃,当地牧民依旧会自发地进行敖包祭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朝昭乌达盟会盟是蒙古各个部落为了商议重大事件而举行的议事手段。清朝统治者为了对蒙古各部实施更有效的统治而实施盟旗制度,具体表现为根据旗制将蒙古各个部落的领地和游牧地进行划分, 进而限制各个旗之间的人员流动,随后结合蒙古部落的会盟制度,将各个会盟的扎萨克旗固定化,保证每个盟都有固定的扎萨克旗参加。 而在会盟的过程中通常进行会盟敖包祭祀,用以表达对神灵的崇拜。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敖包祭祀的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最后失去了其政治意义。 敖包的功能也逐渐多样化,在会盟地举行敖包祭祀的活动也成为民间习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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