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民族音乐文化与齐齐哈尔市达斡尔音乐文化研究

◎谭金龙

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观念意识和审美标准等等，无不发生变化。少数民族音乐从前那种封闭的、单调的、模式化的、孤芳自赏的局面，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已逐渐消失。对于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民族音乐文化与齐齐哈尔市达斡尔音乐文化研究，会对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一、从北方民族文化看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民族音乐文化与齐齐哈尔达斡尔音乐文化

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甚至决定性影响着民族的文化格局。我国土地是一个从西向东逐级倾斜的斜坡，西部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东接横断山脉，形成以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为主的由西南到东北的半圆形高原带，海拔2000米至1000米；接着是海拔4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地带及沿海地带。东北则为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和东北平原。中华大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东西落差形成三级巨大阶梯，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这既决定它起源的本土性，又形成了极其不同的多种生态环境，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和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中，相邻相近的文化区的接触与交流，以及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原因而形成了复制的文化谱系。

根据古文献记载，结合近年来民族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及考古方面的新发现，目前公认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可以划分为几大体系：第一类是肃慎体系，肃慎体系包括了挹娄、满族、赫哲族等，这些民族以渔猎为生；第二类是夫馀体系，夫馀体系包括了高句丽等民族，这些民族以山林农耕混合方式生存；第三类是东胡体系，东胡体系包括了乌桓、鲜卑、柔然、契丹、蒙古族等，这些民族主要以放牧为主；第四类是匈奴体系，包括匈奴、乌孙、月氏等民族，这些民族以放牧为生；第五类是突厥体系，包括敕勒、突厥、回纥等民族，这些民族流动性较强，通常以游牧、渔猎为主；第六类是羌体系，包括了吐谷浑、党项等民族，这些民族半农耕、半游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亦有所变化。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北方民族数量众多，其文化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差异性，在历史变迁和地域变化当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特点，最终展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系统。同体系的民族文化有共性，但是其个性也特别明显。总体而言，这六类体系与汉族的纯农耕体系是泾渭分明、相互对峙的。其既有地理自然方面的原因，也有人文传统制约的原因。北方民族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历代学者对北方民族的研究较为重视，也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我们在许多文献当中看到的民族名称有所不同，但是通过考证不同的名称，很有可能指向的是同一个民族，这是由于不同的语音变化所导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统治者来自北方，所以对北方各个民族的名称叫法上应该更为确切。举例来看，清初，鄂温克族同达斡尔族统称“索伦”，清康熙以后，“索伦”一般单指“鄂温克族”。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地区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北狄族系和东胡族系诸民族世代角逐的舞台。由于这些民族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而其音乐艺术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色彩，尤以刚劲豪放的马上之乐最为突出，形成了北方民族独特的音乐风格，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民族音乐文化与齐齐哈尔市达斡尔音乐文化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丰富了各自的音乐文化。

二、从音乐形态看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民族音乐文化与齐齐哈尔市达斡尔音乐文化

内蒙古地区音乐既有主体民族蒙古族的呼麦、四胡、长调、马头琴、乌力格尔、安代、查玛等多种艺术形式，又有鄂温克族民歌、鄂伦春族民歌、达斡尔族民歌、鲁日格勒舞等艺术形式，还有蒙汉交融的二人台、漫瀚调及汉族的爬山调等艺术形式。鄂温克族居住地区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称谓也不同。从石勒喀河、精奇里江一带迁入大兴安岭东南麓嫩江流域的称“索伦”或“打牲索伦”，从事农业和狩猎业；从贝加尔湖以东迁入呼伦贝尔草原锡尼河、莫日格勒河流域的称“使马部”“通古斯”或“喀木尼堪”，从事畜牧业；从贝加尔湖东北勒拿河上游迁入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深处的称“使鹿部雅库特”或“敖荣浅”“特格浅”，饲养驯鹿和狩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部分鄂温克人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鄂温克族有26315人，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嫩江、齐齐哈尔等地区。其中黑龙江省的鄂温克族现有2571人，今天主要聚居在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民族乡和嫩江县临江乡繁荣村，衰垓堤村、大石砬子村，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他们有本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北语支，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上曾使用过满文，现在使用汉文。17世纪编入八旗后，部分贵族掌握了满文。所以，鄂温克族文学都是一些口头文学。有民间传说、历史神话、故事、谚语、歌谣等，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活动。例如“人类来源的传说”“英雄猎人的故事”“金鱼姑娘”“兴安岭的故事”“仔鹿之歌”“牧童的故事”等。这些口头文学在鄂温克族广泛流传，人们通过口耳相传，逐渐丰富了它的内容，成为呼伦贝尔鄂温克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歌中有许多是赞美自己家乡的。如鄂温克新民歌《雅鲁河，我可爱的家乡》，抒发了鄂温克人对自己美丽富饶的家乡的赞美和热爱，具有森林草原新时代的清新气息。歌词是这样的：银白色的雅鲁河啊，泛起了鱼鳞般的银波，明净如镜的辉河啊，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提起这两河两岸啊，这是我们鄂温克人的故乡，这是祖先骑马驰骋的地方，雄伟的兴安岭啊，多么美丽富饶，这是我们鄂温克人的故乡，这是我们生长的地方！

鄂温克族成立自治旗的大会上，老牧民以无比真挚的感情，用心底的歌倾吐了鄂温克人的共同心声：伊敏河流水清又长，呼伦贝尔草原遍牛羊，百合花开多娇艳，牧民的心花也开放。手握羊鞭五十载，半辈子奴隶今日把头扬，如今伊敏河边成立自治旗，庆祝会上叫我怎能不歌唱！我要唱得那金色的太阳永不落，我要唱得那北京也能听到牧歌响，我要唱得那百灵鸟满天飞又舞，我要唱得那牛马羊群布满草原上。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民歌的曲调悠长而奔放，具有独特的风格。不论在节日里、婚礼上，还是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都要歌唱。歌曲的题材广泛，有歌唱劳动的，有歌唱爱情的，也有歌唱美丽家乡的。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的舞蹈与歌谣是紧密相连的，常常是载歌载舞，把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充分表达出来。每逢节庆、婚礼，鄂温克人都要跳起自己民族舞蹈“努给勒”。这种舞蹈在鄂温克族中流行甚广，多由妇女舞蹈，动作结实有力，节奏强烈。此外，在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中还流行的民间舞蹈有火舞、阿罕伯舞和达哈喜楞舞等。鄂温克族歌舞艺术同文学艺术等其他形式一样，都是起源于他们的生产劳动和生活。

18世纪中叶，达斡尔族遵从清朝旨意，从黑龙江北岸迁至嫩江两岸，沿江形成较规整的聚居格局。随着清廷边防的需要，骁勇善战的达斡尔军民先后被调往海拉尔、新疆伊犁、呼兰、瑷珲（今爱辉）等地驻守、参战，使达斡尔族人口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分布。其中齐齐哈尔、莫力达瓦、海拉尔方言区都只保留一种歌舞，分别称为“哈库麦勒”“鲁日格勒”和“阿很贝”。五声音阶式级进旋律是达斡尔族民歌最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旋律特征之一。这种旋律特征在宫调式、徽调式和羽调式民歌中都有体现。例如《老西勒哥哥》宫调式、《欢乐的人儿喜洋洋》羽调式（扎恩达勒）、《什么最美丽》徵调式（哈库麦）。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民歌的旋律在流传中有所变化。在保留了固有的音乐旋律特征时，也积极吸收外来民族的音乐元素，例如旋律的级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小跳旋律，而大跳旋律特别少，只有一些六度大跳，应用的范围还特别窄，通常用作装饰音来表达本民族的情感。举例来看，达斡尔民族有一首民歌叫《四季歌》，这首作品就与汉民族的《小放牛》非常相似，尤其在音调上面相似度达到了80%左右，旋律的上行变化也特别接近。再比如《八棵青松下来会我》采用了汉族的五声音调，这是十分罕见的，充分说明两个民族之间是有密切的音乐交流的。这首作品首句落音是商，第二句落于徵音，这些都是典型的五声音调处理方式。

除了相同点之外，两者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具体体现在调式、歌词方面。从调式上看，达斡尔族更擅长使用羽调式处理，而鄂温克族更喜爱在两个调式间游离，因此听起来更加神秘多元。从歌词来看，前者更加重视歌词结构的工整性，通常采用的是短小、方整为歌词布局，例如段落句式布置二句、四句。后者则更倾向于头韵和尾韵设计，头韵、尾韵对仗工整，也可以叫作“谐声”。总之，这种差异各自反映了本民族的音乐特性和心理习惯，研究这种差异对于把握民族音乐风格具有积极意义。民族音乐的研究必须找到有差异性的参照物，这样才能更加深入领略到民族音乐的实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呼伦贝尔地区鄂温克族与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的音乐虽然处于不同的分支，但是两者音乐有许多交叉点和重叠性。两种音乐又与汉族音乐有一定程度的汇合、交融，形成了复杂多元的音乐文化形态，研究这种特征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也对中华民族音乐对外传播交流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