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幽情冷处浓

2022-01-14 18:13肖复兴
小品文选刊 2022年1期
关键词:仙居鲜鱼小楼

肖复兴

1952年,姐姐带我和弟弟在联友照相馆拍的第一张照片又到鲜鱼口,这条比大栅栏的历史还要悠久的老街。前些年,鲜鱼口被整治一新,成了传统小吃街,在力力餐厅和通三益果品海味店的位置上,原来有一栋二层小楼,那里是“联友照相馆”。

我站在联友照相馆的原址前,见行人来来往往,不由得胡思乱想: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这里原来是家照相馆?即便知道,又能怎样?老街跟人一样,都时兴“整容”——整过的面容,比爹妈给的要好看。如今,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不断发生变化,也闹不清楚谁对谁错了。

记得十几年前,联友照相馆的那栋小楼还在,只不过变成一个洗印相片的商店,里面破旧不堪。我向店员询问联友照相馆的历史,那个店员看起来有五十多岁,知道的事情比较多。他告诉我联友早就不照相了,一边靠洗印照片勉强维持经营,一边等待照相器材公司的后续安置。

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再把联友照相馆恢复起来?”他摇摇头,说:“大概不会,现在照相馆不好经营,人们都去影楼了。前门大街上的大北照相馆以前多红火啊,现在也差多了。”

他说的没错。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也许只有住在附近的老街坊,才对联友照相馆怀着这样特殊的情感。

回顾照相馆在北京城的发展史,第一家照相馆,要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1892)由任庆泰在琉璃厂创办的丰泰照相馆。对比丰泰照相馆,联友照相馆的历史没有那么长,它是民国后期才开张的,但在鲜鱼口,它却是第一家有“摩登”味道的店铺——鲜鱼口的许多店铺都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而照相馆可是新鲜的“洋玩意儿”。联友照相馆的出现,无疑给鲜鱼口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感觉。

这位店员告诉我,联友照相馆的那栋小楼原来是会仙居。会仙居于同治元年(1862)开业,最初是个小酒馆,后来专营炒肝,生意不错。现在人们熟知的老字号天兴居是1933年开业的后起之秀,只不过它在与会仙居的同业竞争中“后来者居上”,把会仙居给吞并了。会仙居的地盘出让后,改建成了联友照相馆。

在鲜鱼口这条老街上,我一直觉得联友照相馆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倒不是因为照相术和照相馆是舶来品,而是会仙居那栋小楼的格局并没有太多改动。门脸仍旧不大,唯独多了一个橱窗,里面摆着几张照片,有些照片还是手工上色的,那么鲜艳,又那么不真实。从我家穿兴隆街到鲜鱼口,一路都是卖点心、百货、鞋帽甚至棺材的传统店铺,只有联友照相馆不卖东西,而是为你提供服务;此店并非“立等可取”,还得几天后再来取。如此独树一帜,让小时候的我对它充满好奇,也有着几分想象与期待。

那时候,对普通家庭而言,照相这件事算不上普遍,除了证件照和“全家福”,一般人家不会去照相馆。记得我和弟弟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联友照相馆拍的。母亲1952年去世后,姐姐扛起家庭的重担,到内蒙古修铁路,临行前,她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之所以拍全身照,是因为要照上我们为母亲戴孝时穿的白鞋。那一年,我五岁,弟弟两岁,姐姐不到十七岁。

后来姐姐每年回家,都会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拍一张照片。当时,前门大街一带的照相馆不止联友一家,前门大街东侧有大北照相馆,西侧有中原照相馆,劝业场里也有照相馆,但姐姐只去联友照相馆,所以我对那里的感情更深。

记得最后一次去联友照相馆拍照,是我读高二那年,也就是1965年的冬天。第二年,一切乱了套,我和弟弟分别去了青海和北大荒,姐姐再回北京时,看到姐弟三人分在三处,来去匆匆之中只剩伤感,没有了拍照的期待。

六年前,姐姐八十大寿的时候,我去呼和浩特看望她,见她家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很长——原来姐姐把每次回京探亲时同我和弟弟拍的照片洗在一起了,就像电影胶片一样,串起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从1952年到1965年,这十四年来拍的照片,是我們姐弟三人一段宝贵的记忆,也是联友照相馆一段别样的“断代史”。

如果不是在姐姐家看到这如电影胶片一般的照片,我也不会想起鲜鱼口,更不会到鲜鱼口来。只是,联友照相馆已经不在了,十几年前它还在呢,如今竟然像梦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站在和煦的秋阳下,站在遥远却清晰的记忆深处,眼前忽然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姐姐带我和弟弟到联友照相馆拍照之前,划着了一根火柴,燃到一半时吹灭,她用火柴头上的那点炭,把我和弟弟的眉毛涂黑。照相师傅看着我们,耐心等待姐姐涂完,微笑地招呼我们过去,站在那蒙着黑布的照相机前……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窗间伴懊侬。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不知为何,每次想起联友照相馆,想起我和联友照相馆的故事,我都会默念纳兰性德的这首词。

选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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