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景福研究

张孝玉

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清代书画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在书画创作实践方面，既有继承“四王”正统的娄东派与虞山派传世，又有“离经叛道”、崇尚变革的“四僧”与“扬州八怪”，清代中后期，金石考据之学大盛，碑学亦日益崛起；在书画鉴藏方面，宫廷官方收藏与民间私人收藏齐头并进，参与人数之多与明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多，不仅收藏的广度与精度较之前朝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官方著录与私人著录的详尽程度也远胜于前朝。而在关于清代的书画鉴藏研究成果之中，大部分学者都将眼光定位在了相对主流的《石渠宝笈》、梁清标、安岐等方向，而忽略了其他相对较为小众的书画鉴藏家，这就导致了目前学术界关于清代书画鉴藏研究较为失衡的局面。在众多被忽视的鉴藏家之中，尤以对裴景福的研究最少。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资料确实有限，另一方面也是裴景福被贬的经历影响了世人对他的判断。基于以上几点因素，本人以裴景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生平资料的挖掘，以及对其所著《壮陶阁书画录》的梳理，以期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裴景福，并进一步分析裴景福书画鉴藏的成就及经验。

裴景福（1854—1926）（注：据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自序：“余降于咸丰甲寅丙申日加午”及吴昌硕为裴景福所刻“咸丰甲寅睫闇生”一印看，裴景福当是生于1854 年；另据上海图书馆藏《裴景福乡试朱卷》，同治十二年裴景福《江南拔贡卷》所记生年为“咸丰丙辰”年，即1856 年。笔者以为当以裴序及专用印所记为准。），字伯谦，号睫闇（亦作睫庵）、仰山、殿臣行一，别署西域戍卒，室名壮陶阁、吟云轩、淮隐庵，生于安徽颍州府霍邱县（今安徽霍邱县新店镇）。霍邱地处安徽西部，东绕淠水，南倚群山，西襟豫地，北负长淮，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霍邱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因此自古以来霍邱就是人杰地灵之地。霍邱一地，民风淳朴，民间文艺亦繁荣而独具特色，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优秀的人文环境在此地相融合。可以说，裴景福日后在书画鉴藏、诗词创作等方面的建树，离不开自幼家乡大环境的陶染。

裴景福始祖裴云，字从龙，明洪武二年（1369）由山西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迁安徽颍州府霍邱县。二世祖裴朝元、三世祖裴守仁为明正统戊午科举人，己未科联捷进士，居原籍，详载《闻喜县志》，后人遂家于霍，以下因兵燹失考。高高祖裴琪，国学生，少孤。曾伯祖裴宜，字筠轩，岁贡生，候选训导，研心经籍，虽老不衰，藏书数千卷皆丹黄，数过学使汪廷珍手书，学术谨严，额以励邑之后生焉，例赠奉政大夫。祖父裴正心，字诚斋，国学生。精于医学，慷慨好施，岁荒赈济乡邻，不遗余力。咸丰六年，贼匪犯城，毁家纾难，齎志以殁。奉旨照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从优，议恤给与云骑尉世职，

恩骑尉罔替，敕建专祠专坊，诰封奉政大夫，晋封中议大夫。裴景福父亲裴大中（？—1911），字浩亭，历任昭文、无锡、上海等地知县，政尚严明，以其卓越优异的政绩擢升为通州直隶州知州。后因办理教会诉讼案，刚直不阿，不为教士所屈服，遂挂冠而去，隐于惠山之麓。裴大中嗜好宋明儒理学，与吴廷栋、涂宗瀛交往甚厚，常于一处往复论辩。宣统三年（1911 年）裴大中卒于无锡，著有《宋五子札记》。[1]

裴景福幼承庭训，十五岁（1869 年）入邑庠，十九岁（1873 年）荣膺癸酉拔萃科，廷式高等，以小京官在刑部任职。光绪五年（1879 年），裴景福于江南乡试中一举夺魁。光绪十二年（1886 年）裴景福进士及第，仍受户部主事之职。据载裴景福曾受业于周鼎、朱朴斋、胡耀亭等人。光绪十八年（1892 年）外改广东知县，而后补陆丰，调署番禺，改潮阳，调补南海，所到之处，皆做出了显赫的政绩，且留有显著的政治声望。“开敏有智略，为历任督抚所倚重，趋辕造膝，谘商大政，藩臬往往不得参预。”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煊因父荫出任广东布政使之职，锐欲有为，但却与两广总督谭锺麟不合，从相互抵牾发展到了两厢诟骂。当时裴景福事谭锺麟颇谨，坚持站在谭锺麟一边而没有攀附岑春煊，这就导致了岑春煊对裴景福的不满与忌恨，欲借机弹劾裴景福。适逢岑春煊奉诏入京觐见慈禧之际，正值义和团动乱与八国联军入京之时，岑春煊因护驾有功而深得慈禧赏识，遂授岑春煊晋抚之职。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春，两广总督德寿保荐裴景福以道员用，准备送部引见，尚未成行，岑春煊就被提拔为了两广总督。闰五月二十四日，岑春煊才刚刚到任，就在两天后即下令藩司将裴景福撤任，继而密电弹劾裴景福贪赃之罪，将其夺职下狱，随即宣告：

“岭海富贵，故贪吏萃于广东。而南海知县裴景福才足济贪，遂为贪吏冠，既赂当道，政事一切倚办；习海事，又挟外交以自重。景福既去职待罪，而某国领事见臣称道其长，意在缓颊，阴为景福地。贪黠如是，参劾不足蔽其辜，应请明昭裭景福职，提刑追脏。”[3]

既报，慈禧太后遂谕军机大臣等：“裴景福著暂行革职，由该署督饬司提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钦此！”同时被撤职的两广官员还有总兵陈桂林、潘瀛、副将李世桂、参将丰泰、知府全照、知州李家焯、县令叶麟书等人。岑春煊又令每人罚锾十二万元，以充作广西军饷。

光绪三十年（1904 年）二月，裴景福缴纳罚锾四万元而致使自己财力尽竭，而岑春煊再次下令命其三日内缴足罚锾，再行拖延则按军法从事云。万般无奈之下，裴景福于三月一日半夜携一家妻小乘船偷渡至澳门。时岑春煊已于澳门密布侦探探得裴景福行踪，遂派兵轮向澳门总督力索，故裴景福仍不得脱身，本欲投海自尽，然裴父致信斥责道：“逃则永为异城之鬼，死则必加以畏罪之名，而瞀乱至此，平日读书何在？速归，祸福听之可也。”裴景福在父亲的严斥下“幡然醒悟”，主动向澳督自首，后于六月二十三日裴景福被押解回广东下狱，又改发广州府。[3]

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正月，岑春煊再次上书奏报，奏请念及裴景福缴过罚锾，可贷其一死，而将已经被革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发配往新疆，永不释回，以儆官邪而纾民愤。时经一年一万一千七百余里的艰苦跋涉，裴景福终于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四月八日抵达戍所迪化（今乌鲁木齐）。他的仆人以及同遭发配的陈桂林之婢女都病死在了途中，裴景福遂将“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其长言之不足者，更缀之以诗，以道其志，事之所寄，书成都十七八万言，釐为四卷，名曰《河海昆仑录》”。[4]

现存裴景福的三部著作[5]（《壮陶阁书画录》《河海昆仑录》《睫闇诗抄》）中，其中尤以《河海昆仑录》的影响最大。而《河海昆仑录》的内容正如上文王树柟（曾任新疆布政使，后为《清史稿》编修之一）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所说，包括风土、物产、民俗、文物、人物史事、奇闻异事等等，因此与其将此书称之为游记，不如说是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的文学著作。从史料角度来看，《河海昆仑录》的贡献在于记述了中国近代史的若干片段，以及晚清政府之昏庸腐败的政策之于中国边陲之地的事例，甚至包括某些历史人物，如林则徐、左宗棠等人之侧记。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河海昆仑录》可以被归入人文地理野外考察的范畴，书中记载了裴景福自广州发配到新疆途中经历的诸多自然景观和文化现象，既能直接反映祖国土地之辽阔，景物之多姿，又能直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面貌。书中描绘山川景观与历史文化之措辞，颇为讲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即使是将其当作诗歌散文来看待，亦不失为一部佳作。

宣统元年（1909），给事中李灼华为裴景福申冤昭雪，裴景福遂得以得到赦免回归他魂牵梦萦的霍邱故里。1926 年5 月，裴景福病逝，并葬于霍邱县新店镇茅桥。也是在这一年，《河海昆仑录》出版。[6]裴景福从新疆赦归后曾担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政务厅长、民政厅长等职，这段时间裴景福的主要精力在著书立说之上。民国六年（1917），裴景福坚持辞去一切社会职务，回归霍邱新店镇故里，并将其住宅命名为耕善庄。耕善庄南临霍邱至正阳官道，四周有300 余米长，30 余米宽水沟围护，南部居中有陆路与大道相通。迎面为徽式青砖门楼，原门楼门联：躬耕代禄，作善降祥。黑牌金字分列朱红大门东西，门嵌铜环铁饰加固配件，祥兽石鼓分列两旁。大门左首有棵大橡树，枝冠硕大，覆盖门前一片场地，树下陈青色条石。门楼和两边厢房相联，圩沟内，几进连片清代建筑院落，在一片平原中鹤立鸡群，尤其在周边农家土坯房中很是显眼。圩里有几进院子，中间甬道连接堂屋、内室厅堂、家眷住房，东西两厢房屋对称排列。房屋大部分是砖根脚土墙草顶的房屋，也有少量房子砖墙瓦顶，门窗考究。所有房子都是扶梁扶柱的卯榫木结构，门柱支撑有石鼓垫地，庄内空闲地方，主人种植的桃杏仍叶茂果存。

民国二年（1913）裴景福开始着手编著《壮陶阁书画录》。翌年，裴景福所著诗集《睫闇诗抄》十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 年又出版了《睫闇诗抄》续集七卷附《梦痕集》一卷），[7]诗集所涉范围颇广，所谓“万境总归诗”[8]，而裴景福特殊的经历，对于其眼界的拓宽与思想的深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集中举凡目力之所见，皆融入其诗歌创作之中，大致可分为时事类、题画咏物类、交往类、山水风物类等，诗句于遣词造句之处亦颇为考究。《睫闇诗抄》堪称是一部佳作，但长期以来却不为学界所重视，其较高的诗学成就与绝少被提及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一方面是和裴景福自身的交往人群有关。尽管裴景福交游广泛，与之互动者有吴昌硕、费屺怀、庞莱臣、何熙伯、盛伯熙、狄平子、王树柟、宋伯鲁、金保权、胡璧城、李瑞清、马其昶、陈澹然、俞明震、潘汉泉、李鸿章、吴汝纶、范肯堂、吴观岱、张人骏、叶昌炽等文化名流，到京师后，裴景福与王懿荣、冯誉骥、景朴孙等学者、藏家交游，更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问。裴景福书画收藏丰富，因此与艺术界中吴昌硕、费屺怀、何熙伯等人有密切往来，但与诗坛中人绝少往来，这无形之中就影响他个人诗词创作的传播。裴景福的诗歌创作固然辞藻讲究，意韵精炼，但如果将他的《睫闇诗抄》放置在近现代文学史中去纵向比较的话，裴景福只能算是一个继承大于创新的保守型诗人。并非是裴景福学养不足、天资不高，只能说在他的诗歌中并没有传达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也没有创作出崭新的诗歌体例范式，因此导致裴景福及其《睫闇诗抄》长久以来为文学史所忽略。

1923 年7 月，裴景福所著《壮陶阁书画录》宣告完成。《壮陶阁书画录》又名《龙珠宝藏》，共计二十二卷，自1918 年4 月始纂，历时五年完成，是裴景福晚年“优游林下，隐于新店”之后的最后一部著作。不同于一般的书画著录，《壮陶阁书画录》不仅所记载的藏品极其丰富，且考订十分谨细，评骘亦甚精微。“所藏字画用三种图章志其品第，一曰‘实过明珠骏马’，属上品；二曰‘裴氏珍藏’，属中品；三曰‘伯谦经眼’，属一般。”[9]书中记载裴景福所收藏之王翚《黄河流域图》《运河图》，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落水兰亭序》，被裴景福自称为是“裴氏四宝”[10]。金保权在为《壮陶阁书画录》作序中说：

“吾师亦以名进士令广东大邑，先后垂三十年。世济其美廉，俸所入不治家人生产，独嗜古人书画，见辄购取，不惜重资，故收藏甲天下。鉴赏家咸推之。日本东邻文人艺士精于此道者，时时踵门求教，固无论矣。欧西法博士白希和，闻先生名，远造访于迪化，复至无锡取所藏精品影印百余种携归，夸耀于彼邦，其见重如此。曾镌有《壮陶阁帖》六十卷，耗金钱十余万，历四十余寒暑。论者谓足与《三希堂乾隆初拓》比美。”[11]

此外，笔者有幸收藏一段画跋，画已佚失，仅剩跋语14行，卷尾有“裴伯谦审定书画印”，其中一段介绍画之作者：

“李誉，字永之，画法宗宋元，山水花鸟人物均擅长……”

从跋文既可以看出裴景福的藏品之丰富，也能看出裴景福所藏书画影响范围之广。

白希和，即今译所谓伯希和者，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伯希和从迪化（即新疆）一直追到无锡，影印收藏精品，然后“夸耀于彼邦”，亦可见伯希和对裴景福收藏之推重。而关于《壮陶阁书画录》的写作初衷，裴景福亦在自序中说明：

“朱竹坨《跋石淙碑》谓叶井叔知登封县撰《嵩阳石刻志》删去碑内诗九首，览者不无憾其阙漏，诚博学好古之筌言也。李唐以降，金石书画记录渐盛，褚登善、张彦远、张怀瓘、黄伯思、欧阳文忠、米元章辈所著尚矣。自高氏《江村销夏》、吴氏《辛丑销夏》诸画度量尺寸，备载书画原文之例起，后有作者每踵而效之，俾好古之士按图索骥，前人所未有也。惜不事考稽，略等钞胥，读者或以哑录讥之。”[12]

裴景福所感慨的是金石书画记录有余而考稽不足，为防止后世读者以“哑录”之名讥笑，遂起意以自己的收藏详细考订，“籍以征求事实，判断真赝，令阅者了然心目，似与传声摄影有虚实难易之别。而近代闻人诗文遗逸湮没者，亦灿然复显于世。其有关中原文献，朝章国故暨孤忠大节手泽之所仅存，虽单词只字，必以球图视之，此则小子志事之所寄，非第重其书画已也。”[13]裴景福所作《壮陶阁书画录》实际上是为后世收藏时“判断真赝”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参照依据，这也是《壮陶阁书画录》之重要价值所在。

三

裴景福的人生轨迹，甚至是在政治上的境遇，都与宋代的苏轼颇为近似。苏轼与裴景福都是弱冠登朝，名满天下，又都一样被流放贬谪到极其偏远的地区（苏轼曾贬官儋州，即现在的海南），又都一样嗜好诗文书画，当面对人生巨大的挫折时，也都持有一样旷达的人生态度。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裴景福其实对苏轼是有独特的个人偏爱的，这种偏爱既包括裴景福会留心收集苏轼的片纸点墨，也包括他在有意识地向苏轼靠拢，甚至是有意识地将自己与苏轼相联系，相对照。

裴景福在《睫闇诗钞》卷九《题秦岐丞家传西湖苏公祠图卷》中多处找寻他与东坡的交集，他在“甲辰甲戌巧相厄，七年同受命宫磨”句后的注解中说：

公（苏东坡）于绍圣甲戌南迁惠州，庚辰还常州。余甲辰由南海谪戍西域，庚戌二月归无锡，先后七年，天干均与公同。绍圣甲戌闰四月，余丙午抵迪化亦闰四月，可谓巧唉！

他又在自注中写到：

……余此作结构，意在师法坡公。以离为合，全从四面诠题……[14]

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在裴景福的心中，他是将自己自比作苏东坡的，这种倾向也为他后来不遗余力地收集苏轼墨迹提供了可以解释的依据。

根据《壮陶阁书画录》可以发现，经由裴景福收藏、鉴定过的苏轼作品数量繁多，其中包括：《苏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二诗草稿卷》《苏东坡楷书归去来兮辞集字诗词、赤壁二赋卷》《苏东坡墨竹卷》《苏东坡自书和吟雪七古卷》《苏东坡大楷眉山远景楼记卷》《苏东坡手书西湖诗册》《苏东坡大草千文卷》《苏东坡书题烟江叠嶂图歌卷》《苏东坡小楷怀素自叙释文册》《苏东坡兴龙节侍前一日清虚堂吟雪诗卷》《苏东坡大楷飞龙篇卷》《苏东坡书营籍周韶落籍诗轴》《苏东坡书阿房宫赋》《苏东坡枯木竹石图立轴》《文与可苏东坡墨竹合卷》《苏东坡题文与可槎竹图八大帧》，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卷》等。作为“尚意”书风的代表作品，《黄州寒食诗卷》本身就是苏轼个人内心写照，传达出苏轼个人旷达的心境，而通过裴景福购藏《黄州寒食诗卷》的过程，其实就可以一窥他本人对苏轼的偏爱，以及他对于苏轼豁达心境的追逐，甚至包括他将自己视作了苏轼精神的一种延续。

《黄州寒食帖》初藏于清内府，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才流出清廷，同治年间为冯展云[15]所得。冯、裴两家颇为交好，裴景福向来对冯展云执弟子之礼。正因如此，光绪九年（1883 年）冯展云去世之后，他的长子冯香蔬才肯将《黄州寒食帖》以五百金的价格抵押给了裴景福，承诺两年后赎回。此时的裴景福应该已经动了将其收入囊中之心，只是碍于两家的交情不便趁人之危。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 年）秋天，尚在无锡丁母忧的裴景福听闻《黄州寒食帖》已从冯家散出，于是就委托琉璃厂萧姓书画商到广州探访此帖，恰好盛昱[16]也委托此人代为收购《黄州寒食帖》，这就为后面的争端埋下了伏笔。画商惧惮盛昱皇亲之尊，遂想以五百两黄金的价格转呈给北京的盛昱，此时广东友人写信将此事告知裴景福，几经波折后，裴景福终于以六百金的价格将《黄州寒食帖》收入囊中，并立刻命良工巧匠以西洋摄影法将正文、黄庭坚跋、张縯跋、董其昌跋、乾隆跋，一并摹入《壮陶阁帖》第二册。

光绪十四年（1888 年）裴景福入京，尚未死心的盛昱嘱托张仁黼[17]劝裴景福出让《黄州寒食帖》。张仁黼是固始人，而裴景福的幼年又是在固始、商城一带度过的，更巧的是古时霍邱与固始同为蓼国，因此张仁黼可以算作是裴景福的同乡。碍于盛昱的权势和张仁黼的同乡情面，裴景福以六百金原价将《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卷》割爱给了盛昱。到了民国四年（1915 年），得赦东归的裴景福又一次进京，此时盛昱已经去世，《黄州寒食帖》辗转到了完颜景贤[18]手里，在完颜景贤的府邸裴景福又一次见到了魂牵梦绕的《黄州寒食帖》，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此帖。经年之后，世殊事异，裴景福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

不论是被贬的经历，还是对苏轼的个人偏爱，裴景福都在有意识地“复刻”苏轼的人生历程，而他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追逐《黄州寒食帖》，除了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应该也包括了裴景福个人对苏轼人生态度的一种认同感。苏轼的人生哲学在《黄州寒食帖》中显露无遗，无形中促成了裴景福对于《黄州寒食帖》的渴求，这也成为他《壮陶阁书画录》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巧合的是，或许正是因为裴景福对苏轼的刻意追逐，也导致了他短暂收藏了《黄州寒食帖》之后的被贬，而对于苏轼的偏爱，依旧贯穿了裴景福的一生。

四

和近代史上的诸多大鉴藏家相似，裴景福于书画收藏方面的兴趣最早也是受到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父亲裴大中就喜好收藏书画，《阃迹名题唐宋元明女子书册》、李公麟《十四罗汉卷》、董其昌《贺曹大中丞召对叙册》、王绂《御赐竹炉山房王孟端画卷》《苏（轼）、黄（庭坚）诗稿合卷》、赵孟頫《临〈兰亭〉、〈黄庭〉卷》、祝允明《楷书〈洛神赋并十三行〉册》、唐寅《清宵佇月卷》《王（翚）、恽（寿平）卷册》等都是裴大中的藏品。[19]这些藏品一部分是裴大中重金收购所得，另一部分也是他平时留心收集所得，比如董其昌《贺曹大中丞召对叙册》就是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李鸿章克复苏州之后，裴大中在苏州一空屋中拾得的。此外，因裴大中在无锡作官，也为裴景福接触书画提供了比常人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会，比如裴景福十七岁时就曾奉父命前往湖南会馆拜谒王子敷，即在湖南会馆见到了不知何人所作的仿倪瓒山水小幅，裴景福将此次经历称为“出外阅书画之始”[20]。

吴昌硕与裴景福交遊的初始是裴景福的父亲在无锡、昭文和上海任县令之时（裴景福通过何汝穆而结识吴昌硕）。吴昌硕在《怀人诗·裴伯谦景福》中写道：“文字搜罗走牛马，壮陶阁上锁蛟虬。寻碑寄语黄司马，初拓黄庭在霍邱。”吴昌硕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廿四日，作《海上即目和霍邱裴二四首之一》：“绕脚黄尘入面纱，更无隙地草萌芽。亭穿白浪迷官舫，风掣红旗过鬼车。虹口月明灯闪电，马头霞起路穿花。寓公近事荒唐说，看煞多情母夜叉。”吴昌硕在诗中流露出对老友的担忧並盼望珍重。民国十二年（1923），吴昌硕作《和裴睫盦》诗一首：“棋劫中边唤奈何，短檠长剑一婆娑。朝天东鲁冠裳尽，感梦南华涕涙多。字辨虫鱼扪翠墨，图观龙马俟黄河。长君十岁诗颓放，慷慨聊充对酒歌。”此诗叙述了老友裴伯谦的宦海沉浮和两人的深厚友情。《睫闇诗钞》所录裴景福写给吴昌硕的诗就多达13 首。吴昌硕83 岁高龄时为老友裴景福篆书“归与轩”三字匾额。同年初夏，又应裴景福之嘱托题写“淮隐盦”三字匾额。裴景福是书画碑帖收藏界的名人，对印章非常讲究，所以其印章多为吴昌硕所刻。据上海出版社1985 年版《吴昌硕印谱》和2017 年版《吴昌硕全集》载，吴昌硕给裴景福刻的印章有：霍邱、霍邱裴景福伯谦印、咸丰甲寅睫闇生、睫闇、壮陶阁等。吴昌硕与裴景福的书画赏鉴收藏活动在《壮陶阁书画录》中也有不少记载。如《壮陶阁书画录》中就载有吴昌硕《宋苏东坡大楷飞龙篇卷》跋：“曾见王晋卿《挑耳图》，公行楷题跋字以百计，谨严缜密如淮画沙。是卷浓墨大书，气雄度旷，其佳处若据泰山观沧海，涛光荡天，眼界一拓。公书出入晋唐，独辟蹊径，曾自谓：我书意造本无法。则自有法而至无法耳。见道之言，非公诳我。公墨迹生平仅两见。睫闇先生藏此球图，视之宜矣。壬子四月吴昌硕老缶。”

裴景福对书画鉴藏活动按照年代划分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四十岁以前，裴景福在江南地区与北京之间往返，他个人的书画鉴藏活动也因此集中在了江南家中，以及北京的古物市场；1893 年至1905 年期间，正值裴景福调补南海之际，他的鉴藏活动自然也转移到了广东地区；1905 年3 月至1909 年7 月，是裴景福被发配到新疆期间，这是他个人书画鉴藏的第三时期，在发配途中裴景福随身携带了不少书画，藉此沿途翻阅解闷，又因裴景福声望颇高，所到之处皆有地方官员招待慰酬，或有慕名拜望，一同鉴赏书画者，或有诗文交往，相与访古探幽者；[21]至于1909 年放归故里之后，则成为裴景福书画鉴藏的第四时期，此阶段裴景福频繁往来于上海、无锡等地，参加各种书画活动，并开始着手著述《壮陶阁书画录》。综合来看，前两个时期应该算是裴景福积累书画藏品的重要时期，毕竟在发配途中还是以书画交流为主，收购书画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活动，而他个人的书画鉴藏体系也是在前两个时期形成的。

尽管裴景福的一生中，仕途不能称得上有多顺遂，但在书画收藏方面却颇为走运。他早年在北京琉璃厂收购书画时，偶遇画马图一卷，题签上标识为元代赵孟頫所作，裴景福遂将其收购回去，经过仔细地考证，发现这幅题名为赵孟頫的作品实际是出自唐代画马名家韩幹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书画鉴藏活动中的机缘。而在裴景福担任南海县令期间，适逢庚子事变，停泊在广州兵舰上的外国官兵公开售卖在圆明园及皇宫抢掠出来的奇珍异宝，其中自然就包括了那些古人书画作品，洋人对中国书画知之甚少，因此裴景福得以极少的财帛购买到了一批质量颇高的皇家藏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保护了这些国宝不致流往海外。[22]他的藏品中有《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一件（见附图）。

除书画鉴藏活动之外，裴景福本人于书画创作实践方面亦有所建树。所遗憾的是，目前裴景福的存世书迹太少，只能从他人口中得知其书法“行楷相间，俊骨逸韵、灵动洒脱，一派二王风格”[23]。从现存书迹来看，裴景福的书法确实有二王一路帖学的影子，2009 年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所示裴景福《楷书七言诗扇面》，释文曰：

“解带量松向小园，追寻往事坐松根，鬓丝禅榻茶烟细，鼓角边城柳色昏。去日堂堂轮下阪，前尘了了梦无痕，青灯有味遗径在，万变浮云付酒尊。西域旧作，书为韶觉老弟大人吟正，裴景福。”

此幅书法带有明显的帖学的影子，结体疏朗，书风雅俊，而与同时期的帖派书家相比，裴景福的用笔更为圆浑挺劲，起笔多作圆笔，这应该是受到了金石书风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裴景福广泛的金石书画收藏之影响，而不应该全部归因于时代书风的影响，裴景福所见既多，下笔自然与常人不同。

综上所述，受限于研究材料的缺失，以及社会时代因素的影响，对于裴景福的研究目前只能停留于较为浅显的层面。除了现存的几部著作之外，裴景福私人的印章、书画作品，甚至是书画藏品，大多散失各处不可获见。但通过对其生平经历的梳理，以及对其在书画鉴藏方面建树的确认，他在史学、文学、书画，甚至地理学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理应为世人所重新认识，而对于裴景福个案的研究，也将随着关注的深入，逐步丰富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