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言新视域下的乔姆斯基理论：挑战与启示

郭 嘉，孙妍婷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当代最知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乔姆斯基(Chomsky，1928—)在国际语言学界影响甚广，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自他的《句法结构》[1]一书出版以来的短短6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语言学理论不仅彻底改变了语言学本身，而且对计算机科学、分析哲学、认知科学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对语言的理解也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进入了哲学和科学的领域。

近些年，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认知语言学、演化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发展迅速，从语义认知、语言接触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以及大脑的语言识别功能等角度对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形成和加工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重新审视乔姆斯基的理论和观点的必要性。本文将对乔姆斯基的研究及其在语言学中面临的挑战进行梳理，以期能更好地理解乔姆斯基研究的价值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向。

鉴于乔姆斯基著作众多，研究内容涵盖甚广，本文将对乔姆斯基主要研究中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五个阶段以及三大主要假设的核心理论及主要观点进行简要阐述，并对乔姆斯基理论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进行介绍和分析，为其理论的思考提供一些可取途径。

一、乔姆斯基主要研究

20世纪50年代在语言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和以斯金纳(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前者认为，应当研究语言的表层结构；后者认为，在特定环境中对特定言语行为做出反应后的强化刺激将导致言语行为的产生[2]。二者均从语言外部环境观察语言。乔姆斯基打破这一传统，对语言内部的构成和运作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转换生成语法

1.“句法结构”时期(SS)(1957—1965)

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是转换生成语法的代表性研究，集中探讨了两种能够生成无穷句子的形式语法——“有限阶段选择语法”和“短语结构语法”。前者注重线性的句法关系，即“按照线性模式从左到右逐一选择的方法来处理句子之间的关系”[3]45；后者探究句子成分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乔姆斯基提出了重要的“转换语法”概念，认为句子形式的变化取决于转换。转换的条件主要分为两类，“强制转换”和“非强制转换”。同时，转换的区间可以分为“狭义转换”(单个句子结构内部)和广义转换(句子与句子之间)[4]。动态的转换规则的提出为乔姆斯基突破结构主义的静态语言描写提供了理论基础，无论是短语结构规则还是转换规则，都体现了对语言内部更为客观的分析。

这一阶段的理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转换规则在生成规范句子的同时也生成不合语法的句子；二是转换规则过于随意，句子可以随意地被改变。句子在形式上的无限制转换可能会改变句子的意义。这种句子形式和意义的相互偏离主要是由于句法结构模式将语义排斥在语法之外，二者互无关联，这成为“标准理论”主要改进的地方。

2.“标准理论”时期(ST)(1965—1970)

1965年，《句法理论的相关研究》[5]的出版代表着“转换生成语法”进入了“标准理论”时期，主要论述语义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修改在于区分了表示语义关系的“深层结构”和表示句法关系的“表层结构”，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句法结构”模式，由句法、语义及语音三个组成部分来构成转化生成语法的整体框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建立在一系列的转换规则之上。

陈友良指出，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剥离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插入规则，提升“词库”的作用；强调“语义”的重要性，即语义分析可以通过各种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引进中间阶段D-结构和S-结构，取代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由“句法结构”模式中的单向运行模式，发展为语音和语义两个不同的推导方向[3]45。

“标准理论”时期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区分“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5]，将语言与语言使用者联系在一起。语言能力是指语言规则在大脑中内化的机制，能够进行词汇存储和理解无限多句子的抽象能力，而语言使用是指人们对语言词汇的具体使用情况，是“语言能力”的实际表现。(2)肯定了语义在句子中的重要性。制定了一些限制，使转换只能改变句子形式，而不改变其意义。提出转换限制条件，以防止生成不符合语法的句子；基于此，标准理论可以进一步概括复杂的句子；同时，不同的规则运用上也有严格的先后顺序，有利于获得符合语法的句子。(3)肯定了语音的重要性，促成了生成音系学的诞生。1968年，乔姆斯基与莫里斯·哈勒(Morris Halle)发表了《英语语音模式》[6]，提出以音段的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为最小基本单位，标志着生成音系学的诞生。尽管语音是句法结构的表层结构，生成音系学也区分了音素的底层形式和表层形式。底层形式通过一系列音系规则的作用转变为表层形式。音系规则的使用需遵循次序性、循回性和可选性[7]。

标准理论确定了语义的重要性，较之句法结构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转换规则缺乏足够的限制。虽然提出了很多的转换限制条件和改写规则，但是依然过于随意，很多句子的生成不符合语法。(2)认为句子的意义取决于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无关。但现实语言中表层的语音和语义均作用于句子的意义。(3)许多转换规则过于复杂，操作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

3.“扩充标准理论”时期(EST)(1970—1979)

基于“标准理论”时期转换规则的随意性和复杂性，“扩充标准理论”时期进行了两次修正，尝试简化规则。第一次被称为“扩充标准理论”(EST)，第二次被称为“修正的扩充标准理论”(REST)，这两次修正统称为“扩充标准理论”。

第一次修正(1970—1973)简化了基础部分、词汇搭配规则以及短语结构规则。其间，提出X-中阶理论，强调中心语(head)的决定性作用，为短语生成提供了统一的抽象模式，大大减少了短语结构规则的数量。同时，这次修正强化了语义在生成句法中的地位，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共同对语义产生影响[4]。

第二次修正(1974—1979)继续加强语义地位，导出过程必须通过语义规则的运用，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句法结构的投影；制定了“移动-α规则”(Move α)和“制约规则”(constraints)，通过移动深层结构中的Wh短语或名词性短语的方式将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最后，构建了“鉴别式”(Filter)来剔除不合语法的表层结构[4]。

自此，语义地位日益凸显，可以由表层结构直接导出，而不是通过句法结构的投影获取；简化了转化规则，高度抽象为移动-α；由此，转换生成语法从个别语法转向普遍语法。但是，为了进一步简化，提出了过多的制约规则来防止生成不合语法的句法结构，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麻烦。

4.“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GB)(1979—1993)

70年代末是生成语法发展的低谷期。如上所述，其研究方法在分析具体的语言事实时遇到了各种问题，遭到了质疑。在这种背景下，1981年出版的《管辖与约束论集》[8]综合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管辖与约束”理论，主要包含X-中阶理论、界限理论、管辖理论和约束理论等，后来该理论被简化为“原则及参数理论”。这一时期可以看作一种转向，对后来的“最简方案”产生了重要影响。普遍语法由一系列原则与参数组成，原则固定不变，参数则决定不同语言的特点。一门具体语言的语法知识包括普遍语法原则、设定后的参数、词汇知识及该语言特有的边缘信息[9]。

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管辖与约束”理论，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进入新的阶段，其主要贡献在于：(1)提出了模块理论。参数不同，模块便不同，生成的语言亦不相同。(2)提出了词库的投影原则(projection principle)。句法结构在各个层次上的呈现都是从词库投射而来。(3)引进了核查(check)概念。生成的句法结构只有核查成功才能进入下一个生成过程。(4)完善了普遍语法。认为其核心是“原则与参数”。原则确定了人类语言的共性，参数则决定不同语言的个性[4]。但为了解决参数数量过于庞大给语言习得尤其是儿童习得语言研究带来的困难，转换生成语法进入“最简方案”时期。

5.“最简方案”时期(MP)(1993—)

早在“标准理论”时期，乔姆斯基就提出了判断一门语言学理论优劣性的三个标准——“观察充分性”、“描述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5]24-39，并指出构建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目标是要达到第三个标准，即解释儿童如何在短时间内习得成年人语言的能力，以解释普遍语法。鉴于儿童脑容量较小，且没有足够的语言刺激，主要采用两个途径：一是归纳简化成人语法的复杂性；二是减少儿童日常语言输入所要学习的内容，即通过“普遍语法”，把大量复杂的语言内容尽可能纳入到人类天生的语言器官之中，“儿童只需习得有限的参数设置即可掌握成年人语法的所有内容”[10]。1993年，《语言学理论最简方案》[11]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进入“最简方案”时期。这一时期，乔姆斯基不断简化句法的生成过程，逐渐向着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普遍语法”靠近。

“最简方案”由一个数据型的词库和一个“计算系统”构成。通过“合并(merge)”和“移动(move)”把词库中的最小单位合并成句法成分，再生成句子结构，构成狭义句法的内容；“拼读(spell-out)”对狭义语法过程的句子结构进行加工，运算过程分为两路，一路进入PE部分生成语音表达式，另一路进入LF部分生成逻辑表达式[11]228。

“最简方案”的贡献在于：(1)要求所有的原则、表达式和运算过程都应符合最省力原则，取消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层次分析，但是保留了不同方向的运算路径。(2)提出了“经济原则”(移动的限制原则)和“完全解释原则”(运算结果的核查原则)。(3)将语言生成与人脑联系起来。普遍语法认为，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不同的语言形式源自人脑中的心理词库和运算系统[4]。

综上所述，转换生成语法历经了从简至繁再至简的发展过程，历经了从线性到非线性的规则转换，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层级划分，单向运算和不同方向的双向运算的发展，从句法到语音、语义和语法三位一体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乔姆斯基研究的起始、修订和完善过程。

(二)乔姆斯基理论的主要观点

1.“天赋”假设与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基础源自17世纪法国笛卡尔(Descartes)提出的“天赋观念”，认为人类天生具备语言习得机制(LAD)，其中普遍语法是该观念核心。普遍语法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初始状态，儿童语言习得是最有力的佐证。当儿童受到外界语言环境和条件的激发后，会启动他们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运用假设—演绎的方式，形成对语法知识系统各种不同的认知，之后根据母语的语言特点，在不同语法系统中使用评价程序，选择适用于自己的一套语法系统。虽然儿童是在有限输入下习得语言的，但是他们最终都能掌握一套丰富的人类语言系统，说出从未听到过的句子，因而具有创造性。这一现象使得生成学派相信人类语言具有普遍语法，包括“原则”和“参数”。语言习得在确定普遍语法中待定参数值后，由参数来激活普遍语法中的原则，从而成功习得语言。同时，正是因为儿童具有语言习得机制，才得以解释为何动物无论如何都学不会人类语言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正好能够解释语言学家为何无法通过研究外部语言来理解语言的规则和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乔姆斯基一生致力于研究的普遍语法正是其他研究者集中反驳的主要内容，而这种不同的声音集中体现在本文后面将要阐述的演化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中。

2.“语言官能”假设

受笛卡尔“天赋观念”的影响，乔姆斯基从大脑的内部结构或器官去寻找关于语言无限生成能力的机制[12]。因此，乔姆斯基强调大脑对语言的重要性，把语言看作大脑中的心理客体[13]，提出大脑模式(modularity of mind)。语言官能是独立的一个人体器官，在特定参数的影响下遵循一定的数字编码特征。同时他认为，语言知识独立于心智，存在于大脑的特定位置。人的大脑包括许多模块，例如运动感觉模块、语言官能模块、概念模块等等，其中，普遍语法是语言官能模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此，乔姆斯基强调内化语言的物理性，认为内化语言是由语法所描述的，是心智或大脑所表征的一个系统，它以“某种人类还不甚知晓的心理机制形式存在”[14]。他将内化语言定义为人脑中的语言知识，即语言官能的一种稳定状态。因此，生成语法学派主张脱离外在因素对语言的干扰，“彻底抛弃了社会性、规则和语法结构的概念，关注的是人的内在属性”[15]。

这一假说引起了不少争论，例如乔姆斯基并没有回答人的大脑中是否已演化出了专门化、模块化的语言器官以及语言官能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在神经语言学、脑科学以及遗传学的研究下会逐渐明朗。但是，语言官能提出了语言研究跨学科式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尝试，把语言学和生物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等学科结合了起来。

3.“语言突变”假设

语言进化研究一直以来存在两类争论，即连续论和非连续论。连续论基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自然选择的核心作用，即自然选择“捕捉”的对象是物种的有益变化，这种变化是细微的、渐进的、连续的；非连续论的支持者则否定自然选择的作用，认为基因突变诱发了语言的产生和进化。

乔姆斯基认为目前并未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存在原型语言。而考古证据表明，体现符号性思维特征的手工制品可追溯至10万年前，但在此之前没有符号性思维的证据，因此不可能产生语言[16]。另外，乔姆斯基指出，语言的基本特征包括核心运算、感觉运动以及概念等三大系统。核心运算系统即合并，感觉运动系统负责语言外化(externalization)，而概念系统用于推理、计划和行为组织等。合并运算与其他两个系统连接[16]，在概念系统界面产生无限结构表达，获得确定解析，在感觉运动系统界面获得外化，产生音—义关联[17]。乔姆斯基认为，合并运算系统是基因突变所致，合并是语言真正发生进化的成分，是基因调节元件微变所致，具有偶然性和突然性。

因此，乔姆斯基的语言突变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最早祖先个体基因突变的结果，而且这种基因突变的结果可能导致大脑容积的增加，也可能是脑神经活动的改变以及其他器官的变化，因为语言的产生不是为了实现交际功能，而是为了表达思维，所以，语言作为思维工具和人体其他系统进行着相互作用。

而演化语言学对于语言突变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语言的变化是基于个体语的渐变过程，变化的个体语的使用超过了一定的人口界限以后，在共同语层面会体现出突然变化。本文将在下文对此进行阐述。

二、语言新视域下对乔姆斯基理论的挑战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自提出以来，在近60年的研究当中就一直不断面临着其他语言学派或学科的肯定或质疑。关于乔姆斯基每个发展阶段理论的优点和不足，本文在前面已经阐述。现在主要讨论国际上近代语言学研究新视域下乔姆斯基理论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给国内现代语言学发展方向带来的启示。

(一)认知语言学派的“生成语义学”观

认知语言学派(1)生成语义学派是以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语义学理论。代表人物为乔姆斯基的学生George Lakoff、James McCawley、John Robert Ross等。他们主张句子的句法描述派生于一个深层语义基础，语法不是先生成深层结构，而是先生成语义表达式的。生成语义学派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消沉，但近几年再次兴起，即如今的认知语言学派。认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研究范围仅仅限于句法、音位和小部分语义，没有涉及语言的社会功能，由此提出“生成语义学”这一理论。不同于生成音系学对于生成句法学的继承和发展，生成语义学从根本上对转换生成语法进行了质疑[18]。

其一，认知语言学派认为，表层结构相同的句子会有不同的语义，而这不同的语义代表了不同的深层结构，即语义与深层结构对等；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认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等，相同的表层结构句子其深层结构应该也是相同的，只是具体单词的不同而造成了语义的不同。

其二，认知语言学派倡导句子的转换不会影响语义的变化，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观点却与之相反。

其三，认知语言学派尝试把语法理论研究扩大到社会应用，认为不应单独研究抽象规则生成出来的句子是否符合句法规则，而是应该根据具体语境来判断句子是否符合社会规范[19]。

其四，认知语言学派否认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存在，例如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发展构成论(developmental constructivism)”来取代普遍语法，认为人脑里存在着“自动调节机制”，能够调节儿童的语言、分类、象征作用等习得，在儿童的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作用[20]。

(二)演化语言学派的“语言接触”观

以达尔文“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语言演化，从历时和共时共存的角度关注语言的起源、接触与发展，强调个体语在共同语中的推动作用以及语言渐变的历史规律。语言连续论的依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身上，存在语言的前身(precursors)；在语言进化过程中存在原型语言(protolanguage)[21]；语言句法的产生是自然选择所致，产生语言基本结构的思维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22]。

穆夫温(Mufwene)指出，语言具有物种特征，所以语言的起源和演化可以用生物学理论来解释[23-24]。物种演化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压力，是从低级到高级的逐渐演化的过程[25]，自然选择能提高物种适应能力和生存优势[26]。

王士元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语言演化同生物演化类似，都受到变异、选择和复制再生三个因素的影响，并提出了语言演化的宏观史、中观史和微观史三个时间尺度[27-30]。

语言演化论强调语言在个体之间的接触，体现出社区言语在语言演化中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家专注于描写同质的纯语言现象不同的是，以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们，重点描写了共存的异质语言系统，以此来探讨不同语言共存状态与社会因素的关系[31]。他在著作《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中对美国费城方言进行了堪称经典的研究，通过音变的途径阐述他对于语言及语言演变本质、机制的研究方法[32]。拉波夫认为，音变具有可观察性，如美国费城方言音变过程呈现出S型曲线(The S-shaped Curve)[32]65(见图1)，从速度缓慢的初始阶段，到速度最快的中间阶段，最后是速度接近于零的音变完成阶段。

图1 S型曲线

语言演化论认为，变异是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系统(orderly heterogeneous system)，即一旦一种变异与某种社会因素挂钩，这种变异很可能在整个言语社区扩散发生音变。这不同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以及语言的内在固有属性的观点。

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在巴西亚马逊地区迈茨河沿岸对皮拉罕语的语言调查中发现，皮拉罕语的语言没有乔姆斯基所说的“递归性”，即语言中没有可以套从句的语句[33]，因此埃弗雷特认为，是文化决定语言而不是人类具有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这一田野调查进一步为语言演化论提供了有力证据，使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受到极大挑战。但是，语言演化是人类基因的结果还是文化传承的结果，至今未有答案。

(三)神经语言学派的“语言协同”观

借助于现代高科技以及医学方面的精密仪器，神经语言学的发展更为直观地观测到人类对语言的感知和加工。这一学科的兴起对以内化语言为核心的心智观产生了不小冲击。神经语言学与乔姆斯基的“语言官能”假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语言器官”模块是否能单独被分离

不同于乔姆斯基把语言看成人体的一个独立器官[34]并具有独立的“语言官能”的观点，神经语言学的创始人鲁利亚认为，言语具有与思维、书写、阅读和计算等类似的心理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能力[35]。由此，神经语言学认为，言语机能是由分布于不同层次上的运动器官、神经器官、内分泌器官等许多环节的协同活动来实现的，整个言语过程应被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机能系统。

借助于精密仪器，科学家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大脑皮层各区域内血流量变化，实验发现，言语机制并不是与某一区域相关联，而是与整个大脑的各区域协同运作，言语机制在大脑的不同区域起到不同作用[36-37]。

2.是否存在先天的“普遍语法”

来自神经科学的实验证明，语言活动与人的思维和认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在皮质的二、三级区域内完成，而这些皮质区都成熟得很晚(最迟至七岁)”[38]9。这一实验与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假设相矛盾，因为儿童的皮质区尚未发育成熟，不太可能会遵循普遍语法的规则进行语言活动。因此，神经语言学的论断倾向于认为，后天的语言环境推动了神经系统上的逐渐成熟，促进言语发展。

此外，来自心理学上的一些证据也进一步支持了神经语言学的观点，人类左右半脑的语言中枢呈现不对称的大小分布。美国加州大学的阿诺德·锡伯尔(Arnold Scheibel)也发现语言中枢神经系统分布如此。随着左半球语言中枢皮层下突触的延长、分支增多，也就是所谓“语言的侧化(lateralization)和大脑功能的专化(specialization)”[38]10，儿童此时正处在学习语言的关键期，外界环境的影响对左半脑语言的侧化可起到推动作用，而这一侧化也推动了儿童语言的习得过程。这一实验证明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难以成为儿童习得语言的原因。

3.语言是否生物本能

乔姆斯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待语言，较少考虑到社会因素的作用。生物语言学方法侧重研究人类生物属性中与语言使用和习得紧密相关的组成部分，即“语言官能”。生物本能，主要是指动物或人类不经过学习直接来自遗传的一种行为。而神经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是一种生物本能，因为语言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与动物相比，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较复杂，所以人类“大脑两半球的皮质器官的比重激增，出现了语言这个独一无二的编码-解码系统，使人的行为形式达到了动物界中无与伦比的最高水平”[38]14。因此，神经语言学把生物本能看成是一种低水平的行为模式，而语言则是最高水平的活动，二者分属不同层次。

综上所述，本文从认知语言学派的“生成语义学”观、演化语言学派的“语言接触”观和神经语言学派的“语言协同”观，对乔姆斯基的主要观点即“转换生成”语法观、“语言突变”观和“语言官能”观，提出了质疑和不同的研究思路，而大多数不同观点的讨论均可从不同方向集中到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迄今为止，认知科学仍无法证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具有任何生理或心理基础，神经语言学也未发现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负责语言的生理器官，反而发现了大脑不同器官对语言的协同作用。同时，我们很难判断乔姆斯基用来研究的语料是否只包含了语言的内在性，还是也包含了语言的社会功能。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是天生的、后天经验对母语习得只起触发作用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也很难得以证实。事实上，儿童会讲话之前必须接受大量的来自抚养者重复的可理解性输入[39]，因此，儿童要完全掌握一套成熟的语言规则并非那么容易。

三、乔姆斯基理论和语言研究新视域的双向启示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乔姆斯基的主要理论和观点，以及近年新的研究视角对乔姆斯基理论的探索和挑战。特别是演化语言学以及神经语言学还在发展和探索阶段，自身还没能形成像乔姆斯基那样完整的研究体系和多方面的理论构建，也没有历经过类似于乔姆斯基五个阶段的思考、反思、修正、再修正的过程。虽然孰是孰非难以下结论，但演化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结果以及神经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和“语言固有特征”形成挑战也应不容小觑。因此，如何客观评价乔姆斯基和后乔姆斯基时期的发展，是近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功课。

首先，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无疑在语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乔姆斯基摆脱了以往注重研究语言表面结构的惯例，提出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语言本质和内在性，为语言学未来发展指明了一个新方向。同时，从单纯地对外部语言进行语言描写，到转换规则对句子进行不同层级的加工，我们得以开始思考大脑与语言的关系。正是因为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语言是人类固有的特征，是大脑固有属性并且“语言官能”是大脑独立的器官，才促进了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脑神经的研究，推动他们去探索和发现语言与大脑的关系，使他们站在乔姆斯基的肩膀上探索人类语言的奥秘。因此，乔姆斯基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乔姆斯基理论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遭到了近代语言学家的质疑。例如其理论模式的缩影“普遍语法”，虽然具有逻辑和数理运算特征，但由于过于抽象，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争议。当代科学目前还未能提供更为直接和严谨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因此，关于“普遍语法”理论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这也成为了当代语言学界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概括性和抽象性也并非随意获得的，它们同样是建立在大量的语言实例分析的基础之上，并再运用到其他语言的分析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有规律的发现。正是因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提出才启发了人们对于“普遍”以外的变异现象的探索，而关于语言个体现象和变异现象的研究分析，也多是在乔姆斯基区别性特征、原则和参数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最后，乔姆斯基是从“古典语言学研究”到现代“实验语言学研究”中间时期的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是承前启后的核心代表人物。如同索绪尔(Saussure)、雅各布逊(Jakobson)一样，乔姆斯基更多地关注语言本身，不厌其烦且事无巨细地从语言的每个细枝末节中寻找语言事实背后的潜在语言规则，并努力通过自身大脑中的推导和思考，尝试用最简单的方式阐述复杂的语言现象。虽然由于缺少实证研究使得研究结论缺少说服力，也没有从社会和文化的历时和共时层面来关注语言的社会发展轨迹和个体语在语言接触中的重要性，使得“普遍语法”的观点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质疑和反驳，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厚重的基础性语言研究，才能够使后来的研究者更好地从社会、从文化、从大脑神经的语言功能等层面或支持或驳斥乔姆斯基理论。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些或支持或反驳的观点，尤其是近代语言学新的研究视野促使乔姆斯基在横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从最初的线性简单模式到后面的非线性复杂模式、再到非线性的简单模式的一路努力，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研究，体现了一位研究者严谨治学的素养，同时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一味地支持乔姆斯基，也不能完全否决乔姆斯基。虽然近代的认知语言学、演化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对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语言官能、语言突变提出了质疑，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作为依据，但我们依然能看到乔姆斯基对他们研究的启发，同时，他们的研究对于乔姆斯基也有新的启示。到目前为止，二者难以达成一致，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彼此观点对立，但正是在这种认真的讨论中，现代语言学才得以发展，在探索人类语言奥秘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步。因此，虽然观点各异，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不同，但二者的启发是双向的。

四、结语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五个阶段以及三大主要假设，虽然乔氏理论面临来自神经语言学的实验证据、认知语言学派和语言演化论新视角的挑战，但是这些语言研究新视角与乔姆斯基理论最终均要探寻语言现象背后所共有的普遍规律，揭示有关人脑的知识以及人的本质。因此，本文肯定了乔姆斯基研究的价值及其对后乔姆斯基时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向具有启示作用。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日益完善，演化语言学的逐步兴起和神经语言学的蓬勃发展，语言学研究将展开新的篇章。借助于现代的精密仪器以及跨学科的整合研究，我们会更多地发现大脑语言加工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原因，也能更深入地探索人、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逐步发展，未来的研究会以更加理性的目光审视乔姆斯基理论及其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