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形虽灭、影犹在

丁工

乌干达是东非历史较悠久的国家，其首都坎帕拉在当地语的意思是“小羚羊之地”

2021年11月16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连续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6人死亡、33人受伤，与极端组织有关联的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随即主动认领此次“恐袭”事件。之后11月17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又接连发生了两起爆炸，导致至少1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账户上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不久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其追随者先后在伊拉克、尼日利亚、阿富汗、叙利亚、巴基斯坦、布基纳法索等地制造多起恐怖袭击，其中8月底由其地区分支“呼罗珊”集团策划组织并实施针对美军和塔利班政权的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袭击案件更是震惊全世界。

随着2019年3月，幼發拉底河东岸小镇巴古兹被“叙利亚民主军”攻克，“伊斯兰国”不再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任何一块固定领土，意味着极端组织的版图已经在地图上彻底消失，国际社会对极端主义的打击迎来一个重要时刻，国际恐怖主义生态似乎也随之进入“后伊斯兰国”时期。然而，铲除极端主义之战远未结束，“伊斯兰国”领土的消失并不等同于极端组织灭亡，更不意味着“伊斯兰国”代表的激进主义现实威胁的消亡。自此之后，有关该组织的新闻报道依旧成为频繁见诸报端醒目位置的“吸睛词”，全球多地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交织叠加的恐怖主义袭击也表明，物理空间上消失的“伊斯兰国”却以另一种形态产生着后续“涟漪”。

 “伊斯兰国”开启圣战新模式

自今年初以来，“伊斯兰国”在经历了一段相对低潮期后，极端激进组织的“恐袭”活动再度卷土重来，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在伊拉克各地此起彼伏，全球各地恐怖主义活动再次呈现反弹之势。近期一系列暴力恐袭事件的出现，标志着极端组织的行动方式和战略方向已经完成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有以下3个特点。

一是由于在中东的“生存空间”丢失殆尽，“伊斯兰国”开始调整战法、变换手法，努力尝试作战方式的转型。一方面，“伊斯兰国”尚存的技术力量及其不遗余力开发的“恐袭”装备，恐怖组织将网络音视频等作为传播极端思想、传授恐怖袭击手段的重要工具，仍是各国安全的心腹之患。各国安全机构普遍担心随着技术日新月异，恐怖势力的技术能力也不断提升，为躲避机场、地铁及公共场所的安检，他们一直企图提高炸弹的制造及隐匿技术，并千方百计寻求核材料，企图使用放射性物质对平民大开杀戒。同样也正是得益于其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的传播能力，“伊斯兰国”频繁使用脸书、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向世界各国的极端组织宣传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仍有一些残余的顽固分子，把以正面作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改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不与两国正规安全部队过多纠缠，选择隐匿荒漠、偏远山区等待时机蓄力反击。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斯兰国”的前身“伊拉克统一圣战”组织成立起的历史表明，这个组织具有在没有控制任何土地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和运作的能力，能够承受重大损失以及具有回归早期行动和进行重组的能力。并且，为适应“游击战”“网络战”“地下化”的打法，“伊斯兰国”对组织内部运作结构进行扁平化、分散化的调整，采用化整为零、藏兵于民、平战一体的新型战术，形成单兵作战、夫妻合谋、团队运营相结合的领导管理体制。事实上，尽管多位战地指挥官和地区分部主将相继毙命，在一定程度上使“伊斯兰国”的信心和斗志受到重创，但极端组织仍然能够在策划和发动“恐袭”时做到攻守防备收放自如，正是因为其根据形势发展主动进行作战手法和样式的转型调整。

2019年3月17日，在叙利亚代尔祖尔省巴古兹附近，袭击现场升起浓烟

二是极端分子中外籍军团的“外流”与“回流”并存交错，推动以团伙策划与个体突袭交叠穿插的分包式、网络化恐怖袭击大幅增加。据信，在“伊斯兰国”鼎盛之时，约有4万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籍“圣战”分子奔赴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当前，随着盘踞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和武装团体濒临覆灭，这些外国恐怖作战人员开始从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有组织、有意识地“回流”母国。有情报显示，回流的恐怖分子作为极端组织布设的“暗哨”，以经商、难民、访学、探亲、务工等由头为掩护，已经在33个国家建立起关系网、接应点和情报站，形成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国的联系渠道，通过这种方式为今后极端组织派遣更多暴恐分子创造渗透的条件。这些遣散返回“原籍国”的圣战爱好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一边受总部的遥控指挥，一边以小规模实体或个人为单位组建 “圣战游击队”，等待时机成熟随时发起“就地圣战”。回流“圣战”分子通过多种不同支付方式获得小额资助，针对所在国部分群体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积极发展下线，扩充组织成员，广泛实施网络化、小型化、人弹化的“游击战”模式，在城市内多处路段和重要地点采取分进合击、中心开花的战术策略，使受袭目标“对象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加。由于这些袭击事前不需要缜密的策划，更多是由实施者伺机发动袭击，往往能够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自然制造的“杀伤力”和“威慑性”也极为惊人。

美军试图掩盖的巴古兹空袭平民伤亡被《纽约时报》公开

三是编制远远超出伊拉克和黎凡特的恐怖网络，导致欧洲、非洲、亚洲多个地区渐成恐怖袭击泛滥的“重灾区”。据统计，目前大約有30多个不同地区、国家的武装组织听令“伊斯兰国”指挥和调遣，但与“基地”组织除了向某些国家的极端组织派出少量训导人员外，对外围机构和隶属组织更多停留在名义领导层面的做法不同，“伊斯兰国”不仅对下属机构和“藩臣”团体进行“业务”指导，还直接派驻武装分子参与分支机构的日常事物性工作，并注重加强对下属成员用纯正教义来净化理念信仰、纯化意识形态的教育活动。“伊斯兰国”对各地分支机构思想引导和组织建设的掌控能力更强，再加上理念更具蛊惑性和欺骗性，使其影响力迅速从中东外溢发散到世界多地，而这也是极端组织虽然遭遇多轮重大打击，但在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分支仍不打算放弃效忠这一组织的重要原因。由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传统领地趋向式微，“伊斯兰国”采取“播种北非、撒网南亚”转战海外的策略，武装分子纷纷向以利比亚为中心的北非地区和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南亚阿巴交界地区转移，试图在非洲和南亚等有潜力地区重新培育极端主义思想和扶植激进思潮的肥沃土壤，从而推进当地恐怖主义组织由点状结构向闭合环形甚至区域组网的趋势发展。例如，在地处萨赫勒地区活动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组织，不时在西非国家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交界地区袭击军队和平民。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资深骨干和残余势力为脚本成立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则借助美军撤离阿富汗留下的权力真空大肆兴风作浪。事实上，尽管当下中东地区仍然是极端组织发动恐怖攻击首选的“目的地”，但中东之外的欧洲、非洲萨赫勒地区、中南亚地区有逐渐沦为“伊斯兰国”暴恐肆虐重灾区的趋势，一些地区和国家还首次成为该组织袭击的目标。

“伊斯兰国”现实威胁短期难消

随着“伊斯兰国”调校战略布局，完全放弃阵地攻防和野战攻坚的作战方式，“恐怖袭扰战”产生的破坏程度和冲击效应却丝毫不亚于在伊叙两国之间开展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危害效果。而各国的反恐实践经验也证明，大型恐怖组织被打散后出现一些散落多地的小型武装团体，同样会给各国反恐带来不小难题。不过，极端组织主动进行战术调整是其“屡剿不灭”的一个主观原因，但地缘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某些国家不负责任的做法才是“伊斯兰国”生成、壮大甚至涅槃重生的客观和关键因素。

第一，美国在打击极端组织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的不负责任政策，是助推“暴恐”行为活跃的重要动因。对美国来说，极端组织犹如一柄“双刃剑”，既会给自己带来危害，有时也能成为打击敌人的利器。事实上，“伊斯兰国”在从初现雏形到称霸一方过程中美国应对不力，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美国还对其推行“祸水西引”的“绥靖”政策，希图借极端组织之手、削弱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效果。然而，随着“伊斯兰国”将攻击目标直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美国盟友库尔德武装后，美国又改变对极端组织的立场，转而以打击极端组织作为区别地区势力的标准，甚至开始与之前的敌人伊朗接近联手对付“伊斯兰国”的威胁。可是当“伊斯兰国”危害性下降以后，打击极端组织的任务不再紧迫，美国又调转枪口重新将遏制伊朗作为地区战略的核心，由以反恐划线再度调整为“以伊划线”。2020年1月，因美国刺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更是导致国际联盟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暂停，美国和伊朗在抗击“伊斯兰国”战斗中形成的隐性统一战线也彻底破裂。同样，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库尔德武装在抗击“伊斯兰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一度成为美国中东棋局中极为倚重的力量。后来，伴随“伊斯兰国”威胁的减弱，库尔德武装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幅下降，美国甚至为了安抚土耳其而背信弃义，竟然默认和纵容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盟友大开杀戒。因此，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各怀心思、各有算计，希望把极端组织“开发”成为己方克敌利器，正是这种“夹带私货”的反恐政策是促成“伊斯兰国”顽强存活、屡剿不灭的关键原因。

因美国双重标准，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的攻击下持续伤亡

第二，冲突地区持续动荡的局势继续成为孵化极端组织、恐怖分子的摇篮和基地。毫无疑问，中东地区战乱频仍、动荡不定的安全局势，以及错综复杂的教派冲突和民族矛盾是“伊斯兰国”孕育、生发、坐大的内在条件。“伊斯兰国”前身最早可追溯2003年伊拉克时期。在萨达姆统治结束之后，什叶派穆斯林崛起，逊尼派穆斯林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从那时起“基地组织”就在伊拉克建立起分会，这便是后来“伊斯兰国”的原初形态。2010年时，该组织两位最高领导人接连在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打死，这个恐怖组织在这一期间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一度销声匿迹。但不久后，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美国撤军伊拉克，为“伊斯兰国”死灰复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可以说，伊拉克战争遗留的弊病、叙利亚内战引发域外和地区多股势力博弈留下的权力空隙、“伊斯兰国”利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固有矛盾来煽动民族情绪及挑唆宗教仇恨，给极端组织实现从奄奄一息到进化升级提供了有利的催化环境。如今，中东、非洲等多个国家依然深陷震荡不断的局势之中，而美国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破两国原有政治生态后，又从打压中国崛起角度考虑在两国重建未完之时就盲目撤军，进而给极端组织填补安全空白预留了机会，使得上述地区继续成为孵化恐怖分子的摇篮和基地，这样将使彻底剿灭“伊斯兰国”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伊拉克收回“伊斯兰国”最后据点，但恐怖主义仍未消失

综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既有历史遗留和地区原生地缘政治原因，也有某些国家不当政策的人为因素。当前，不少中东和非洲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停滞，民众难以安居乐业，绝望和愤怒的情绪为“伊斯兰国”宣扬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优质”土壤。加上这些国家当地本就伊斯兰极端主义盛行，国家治理能力低下甚至缺失、社会矛盾激化，导致极端思想迅速渗透和壮大。更让人忧心的是，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疲软，改革难见实效，发展困境同样压缩了包容和理性的空间，国家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思潮上升也正中极端分子下怀。由于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远未消失，结合不断从伊叙战场回流的恐怖分子骨干，以及极端组织为适应形势主动变化带来的打击难度增加，将“伊斯兰国”危害推向另一个高度。因此，物理空间形态上的“伊斯兰国”虽然已经消失，但组织形态上的“伊斯兰国”依然显示出较强生命力，未来较长时间内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恐怖阴影仍旧难以消散。

责任编辑：王宇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