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与反抗
——论《红楼梦》中的寄居者

⊙徐源鸿［华北科技学院，河北 廊坊 065201］

中国古典理论一直是《红楼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对于《红楼梦》用西方的现代理论来研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红楼梦》中有这样一类女子，她们因不同的原因寄居在他人屋檐之下，各有各的行事方式，但最终都以悲剧结尾。目前学界对红楼女子的分析，少有运用到精神分析理论的，事实上，以精神分析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寄居者形象，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番新的视野和新的理解。

一、自我压抑：《红楼梦》中的寄居者

《红楼梦》中黛玉、宝钗、妙玉、湘云等女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即离开自己的家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作为寄居者的她们，不能自由地生活，通过对文本细致的解读，可以从语言、行为举止、兴趣爱好三方面窥见她们的压抑。

第一，从语言方面来看，寄居者用语言与别人交流时，并非直来直去，而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人们的交往离不开语言，语言最能直接反映人的心态。如黛玉对宝玉讲话时经常是拐弯抹角、正话反说，随着黛玉与宝玉的接触增多，二人感情日渐深厚，二人拌嘴之时黛玉大部分时间都在同宝玉说“气话”，如：“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我作践坏了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我哪里能够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这些气话或是对自己的诅咒，或是对宝玉的嗔怪，表面是在抒发怨气，实际上是想求得宝玉更多的关照，是黛玉反复向宝玉求证他对自己感情的证据。她不能明确地问宝玉对自己的情感，也不能明确表露自己对宝玉的情感，黛玉用一种遮掩的方式隐藏起自己潜意识中对宝玉的爱欲，这就暗示着她内心的压抑。黛玉的这种压抑使她痛苦，她所处的环境不允许她本能行为的任意表露，因此她只能压抑着与生俱来的本我，而用包含理性的自我来调节真实的情感并表现情感之间的对立。

宝钗的压抑表现则是欲说还休。在第三十四回中，宝玉挨打后，宝钗在他的病榻前又怜又爱地说出一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宝钗在宝玉被打后急切地流露出急切的关心，她潜意识中对宝玉的爱欲已经显露出了，虽然宝钗时刻要求自己处在符合道德规范的超我层面，但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本我与超我发生矛盾时就造成了潜意识中被压抑成分的流露。

妙玉和湘云则是遮遮掩掩，看似平常的话语，实则隐藏着她们情感的表达。“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有时候一个人越是刻意表现的，恰恰是他真正缺乏的。妙玉刻意自称“槛外人”，证明她并非一个真正的“槛外人”，她说这话其实是想引起宝玉的格外注意，她认为自己在宝玉心中的地位是与他人不同的，这是妙玉爱情信息的传递。在湘云的语言中，也可体味到宝玉在她心里的分量是与他人不同的。第三十二回中，袭人求湘云做鞋，湘云听后知道是宝玉的鞋，就说：“既然这么说，我就替你做了罢。只是一件，你的我才作，别人的我可不能。”湘云虽是贵族小姐，但因寄人篱下要自己动手做针线，在家里做活常常要做到三更天，即使湘云在家里做这般苦差事，但她还是挤出时间单独为宝玉做了很多针线活儿，湘云不辞辛苦，心甘情愿地为宝玉付出，她说的这两句话便透露出对宝玉若隐若现的情感潜流。

第二，从行为举止来看，人的行为总是受社会规则的制约，有着道德性和理智性，但在一些特殊时刻，不经意间的、意料之外的非理性举止便成为表明一个人内心的重要方面。梦境是无意识表现方式的一种，其中包含着寄居者们所有曾被压抑或从未被允许变为意识的心理材料，这种“无意识”心理，它的核心要素就是性冲动、性本能、性欲望。《红楼梦》后四十回对黛玉和妙玉梦境的描写就非常深刻地体现了这一方面。在黛玉的梦中，宝玉拿着刀子来剖心以证明自己对黛玉的真心，黛玉看了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放声大哭。黛玉此番梦境的起因是薛家婆子说宝黛“是一对儿”的“造次”的话，黛玉心里早已万分承认，但转向现实，她“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辘轳一般”，因现实的刺激与压抑到了极点，在梦中黛玉积压的无意识爆发了，出现了不合常态的梦境。但其实这场不合常态的梦境正是黛玉内心深处“疯狂状态”的投影，本是“木石前盟”，应是一段好姻缘，然而封建家族传统成为她嫁给宝玉的最大阻碍，使她对宝玉强烈占有欲的实现变成了不可能，这就使得黛玉的焦虑与压抑到达顶峰，走向死亡。

《红楼梦》中另一场奇异的梦境是妙玉的梦境。第八十七回中，妙玉“走火入魔”，在“走火入魔”之前，妙玉三番五次的脸红心跳也是她异常的表现。妙玉与惜春下棋之时，被宝玉撞见，“妙玉棋不下了，起身整理衣服后却又坐下了，而且痴痴地问着宝玉从何处来”，妙玉起身整理衣服要离开却又坐下，不仅主动跟宝玉搭话，还是“痴痴地”搭话，一系列行为举止把妙玉内心中隐藏的爱欲与情欲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位断绝尘缘的槛外人，竟因为一位男子的几句话而轻易脸红，一是说明妙玉根本没有与世俗断绝联系，二是说明她对宝玉有着深刻的爱欲和情欲。妙玉的梦里不仅有“王孙公子要求娶他”，还有“盗贼劫他”；一会儿道“我是有菩萨保佑”，一会儿道“我要回家去”，这种“异化梦”式的夸张，正是她在佛门与世俗间挣扎矛盾的反映。看似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梦境，实则是妙玉潜意识中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许多王孙公子”和“有些媒婆”不仅是她潜意识的流露，而且还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强化。如梦见有盗贼挟持她显露出她潜意识中受压迫与屈辱的倾向。她心中包含爱欲的潜意识时上时下，有时浮出水面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的潜意识如巨大深渊在不断地吞噬着她。

第三，从爱好来看，一个人的爱好往往暗含着他深层次的心理状态，由于本性被压抑着，所以本性的体现就被移植到其他物件上，黛玉葬花、宝钗刺绣、妙玉品茶、湘云作诗都是如此。黛玉两次葬花都与宝玉不期而遇，“葬花”这一行为印证了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但这种心心相印黛玉不敢也不能表露，只能将这种情感潜藏在葬花的行为中。黛玉用葬花来表现自己的压抑，妙玉则用饮茶来表现自己本性的压制。妙玉对自己的茶碗非常珍惜，轻易不让他人使用，刘姥姥用过后，妙玉直接就把杯子扔掉了，可是对宝玉仍然“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可见妙玉对宝玉的感情非同一般，妙玉将自己对宝玉的爱欲寄托在了茶具上，她未曾表白过对宝玉的感情，但通过妙玉请宝玉喝茶又赠他自己用过的茶杯，这种感情即使不表白也浮在很明显了。

宝钗容貌娇美，博古通今，手艺女红，自不在话下。第三十六回里，她来怡红院寻宝玉，可宝玉还睡着。袭人坐在床边守着，手里绣一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紥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袭人绣得脖子酸，出去走走，“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竟然坐在袭人方才坐的地方，拿起针线接着绣了起来。宝钗是稳重端庄之人，竟只顾着做活计，没留心坐的位置——丫鬟袭人坐过的地方，还是午睡的宝玉身旁。同时刺绣讲究配色、针法和绣工，一件作品都须一个人完成，此时，袭人已经花了不少心血，如果旁人插手，稍有不慎，可能会前功尽弃。可宝钗却拿起就做，可见她对自己的配色、针法和绣工都极为自信。女红针线是大家闺秀的必修课，黛玉也经常做一些扇坠、香囊等小巧饰物送给宝玉。而宝钗身为端庄闺秀的模范，针线活又不错，但好似她却没有送过自己刺绣的小东西给宝玉，反观探春等人时常会送一些自己亲手制作的小东西送给宝玉，以表情深。显然，宝钗是为了避“金玉良缘”的嫌疑，才不敢送这些东西给宝玉，但并不代表宝钗内心不想，如今正值这个机会，拿起袭人的手工活，自己接着刺绣，也可以说是了却了一番平时的心愿。

《红楼梦》中湘云作诗时对“嫦娥”这一意象情有独钟，第三十七回“自是霜娥偏爱冷”“幽情欲向嫦娥诉”，第七十六回“药经灵兔捣，人向广寒奔”三首诗皆提到了嫦娥。清初小说《有夏志传》记载：夏朝国王太康，见后羿之妻嫦娥美艳，便想用幽州来换取。后羿竟满口答应。嫦娥遂偷吃不死药，毅然飞升。可见嫦娥这一意象象征着一种主动的选择与追求，湘云在诗中反复吟咏嫦娥，包含了她内心深处的压抑，她被动地处在受压制的境地中，使她十分不满，这暗含了她对自己命运的选择，她不愿苟且于压抑的婚姻中，想要追求自由的生命。

二、父权礼教与文本张力下的压抑

在《红楼梦》中，虽然寄居者的压抑程度、压抑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造成她们压抑的原因却有着相似性。在传统时代的历史语境中，个人压抑主要是由上层力量直接导致的，这种上层力量往往可以溯源到社会环境。《红楼梦》中的压抑书写主要是由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压抑、寄居者身份带来的压抑以及文本张力体现的需要这三方面造成的。

首先，父权制度下的女性压抑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礼教束缚越来越严格，至清代，这种礼教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女性生活的限制愈发严苛。女性受到的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封建家族传统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封建家族传统对女性的束缚突出表现在包办婚姻上。如清律规定，子女的终身大事须由祖父母、父母做主，若这些长辈亡故，则听从其余尊亲安排。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女性变为男性的附庸，对于女性来说，不论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守节的遵从，都必须以夫为纲，尽到对丈夫的义务；但反过来，妻子却很难得到丈夫应尽的义务，女性却不能将这种不平等宣之于口，只能将所有的压抑都深藏于心。在《红楼梦》中，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压抑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生动和立体。在强大的父权制度笼罩下，她们遭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抑，如黛玉最后因封建大家长的阻碍无法得到自己的心爱之人含恨而死，宝钗在夫君遁入空门后，空闺独守，孤苦一生。在传统封建道德的封闭磁场中，《红楼梦》中的寄居者想要获得自由的权利是很困难的事，思想被禁锢、行为被束缚，她们内心深处的本性无法释放，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本能。

其次，作为寄居者，“寄居”也加重了她们的压抑。虽都是妙龄女子，却都是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如此一来，她们的行为举止、言语表达等各方面都要更加谨慎。在第三回中，曹雪芹就用笔墨塑造出黛玉进贾府的小心之态：“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国府打发了轿子并拉行李的车辆久候了。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透过《红楼梦》对黛玉的总体描写，可知黛玉是带有清高之气的人，而在进入贾府时却这般小心翼翼，全然没有反抗之意，并非她懦弱无能，只因她是寄人篱下，处处都要留心，避免惹人议论和讨厌。同为封建时代所创作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同样也是封建家族中的千金小姐，同样也被封建势力所压制，同样也有梦中情爱之事。可杜丽娘最后的结局与黛玉大为不同，杜丽娘最后得到了皇帝主婚，而黛玉却含泪而逝。抛开其他因素，以“寄居者”这一点来看，杜丽娘是生活在自己家里，得到父母的百般疼爱与爱护，且家中只有她一人，不必考虑与他人的关系；而黛玉是因母亲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才被接到荣国府抚养，后来父亲也病故，成了寄人篱下的孤儿，不久宝钗也进入贾府，黛玉便不是贾母唯一的“关照”了。黛玉处于贾府这个大家族中，虽吃穿用度不愁，但精神的匮乏一直伴随着她，这便造成了她作为“无家者”的悲哀。湘云比黛玉的身世更为悲惨，“襁褓之中父母违”，第三十二回中，借宝钗之口叙述出了湘云之苦。从出生就失去双亲，寄住在亲戚家也就罢了，身为贵族小姐却要连夜做活，忍气吞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压抑是可想而知的。在家里人来接湘云时，湘云拉住宝玉说：“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接我去。”可见湘云是如此迫切地想要逃离那个压抑的环境，虽然湘云并未在众人面前哭哭啼啼，但她的内心也满是苦楚，充满着难以言说的压抑。

第三是文本张力的需要。《红楼梦》将贾府的富贵描写得淋漓尽致，女主子们作诗赏花，时不时张罗大排场来听戏赏曲，看似生活充实富裕，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正是在这种“沉默的”文本环境中，蕴含着深层次的矛盾与挣扎。其实不止单单是寄居者的压抑体现了深层次的矛盾与挣扎，从《红楼梦》中的丫鬟群体到整个大观园，都有所体现。晴雯被王夫人赶出贾府后，抱病而亡；司棋因偷情被捉撵出贾府后自杀；金钏儿被逼跳井自杀……丫鬟们散落天涯，成为封建大家族的牺牲品。从收租不如意到贾母生日中的乱象再到抄检大观园，贾府一步步走向衰败颓落，最终日落西山。这种矛盾的爆发使得文本叙事具有极大的张力，赋予《红楼梦》超越时代的意义。正是因为《红楼梦》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才让读者在进行每一次阅读时，都拥有不同的阅读体验，而这种不同体验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红楼梦》人物的深层压抑给文本带来的巨大张力。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特殊的生活身份，寄居者们不可避免地经受着压抑与挣扎，文本张力的需要让这种压抑以一种潜藏的方式存在，给予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三、寄居者的压抑缓解机制

面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寄居者身份的悲哀，寄居者们并非只沉溺于压抑中，相反，她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缓解着压抑，有对抗、融合、超越等多种方式。对抗有些时候会发展成为死亡本能，由消融自我逐步走向自虐，黛玉以一种对抗的姿态面对这个世界，她不愿落下来的花被“脏的臭的”水糟蹋了，拿绢袋装上，埋在地下，她与世界对抗，怜爱自然万物，只沉浸在自己与宝玉的世界里。黛玉喜散不喜聚，她说“人有聚就有散，……所以倒是不开的好”，但她并不是不喜欢聚时的欢喜，她只是害怕欢聚后的离散，宁愿以不要欢聚时的欢喜为代价，去避免离散的悲伤。很多时候，她都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她也向往快乐，但她不能承受失去的痛苦，所以不敢去面对。不能拥抱欢喜的她反其道而行之，孤独地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消解。《葬花吟》中她自比落花，落花最终归于花冢，象征着自己最终归于死亡。黛玉好似天生就“向死而生”，从进贾府第一天时就说自己“我自来是如此……方可平安了此一生”，以一种淡然近乎放弃的态度看待生命，黛玉正是以这种拥抱死亡的对抗方式消融着她孤独的内心，缓解着她的压抑。

对抗不只有向死而生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移置、寻找替代品等方法，兴趣的强有力的转移会让人忽视痛苦，替代的满足可以使痛苦减轻，这种形式在妙玉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妙玉敲木鱼、守古佛伴青灯、品茶下棋、吟诗种花，多种多样的活动让她不问世俗之事，远离喧嚣纷扰，同时这些活动中还包含着她缓解压抑的方式。她不仅把自己吃茶用的绿玉斗赠给宝玉，还将自己种的梅花折给宝玉，特意用红粉笺子给宝玉贺生辰，她把对宝玉的感情转移到了绿玉斗、梅花、红粉笺子上，这些物件成了妙玉释放压抑的替代物。除了宝玉，妙玉几乎瞧不起任何人，“为人孤僻，不合时宜”，刑岫烟说她“放诞诡僻”，李纨评妙玉为“可厌之为人，我不理她”，可见妙玉给人的印象是极端的孤僻。妙玉用孤僻来拒绝与他人的交往，但偏偏用颇具私人色彩的物件与宝玉进行间接的接触，她所有从外界进行情欲体验的通道都被关闭了，而她把心中对宝玉的爱欲用孤僻来遮掩，将其转移到物件上，打开了一条别致的出路，使她的压抑得以释放。

与对抗完全相反的一种方式是融合，这种方式顺应着压抑存在的环境，将自己融入其中。宝钗正是融入了封建大家族，连贾母都说“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可见宝钗行事之稳妥。她审时度势、十分贤惠，宝钗生辰时，深知贾母喜热闹戏文，爱吃甜食，便依贾母往日的喜好来安排，她设身处地为爱面子的湘云出钱出物，筹办螃蟹宴；她“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事事处理得当，为人颇受称赞，维护着封建大家族的“体统”。宝钗还经常对宝玉进行劝导，劝他仔细读书，走仕途之路，宝钗之所以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劝诫宝玉，是因为她对宝玉的一片真情，她希望宝玉在当时的社会中能得到一个好前途。宝钗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堪称封建大家族女子形象的典范，并且希望自己所挂念之人也能符合这种道德规范。她看起来永远冷静理智，将自己的压抑丝毫不展现在水面之上，以完美的形象示人，其实她正是以这种融合环境的方式，将内心的压抑用看似不透风的幕布遮盖起来，不去特意提起，以此弱化压抑的存在感。

比对抗和融合更为高级的一种形式是超越。湘云与黛玉、宝钗和妙玉都不同，她自幼父母双亡，和叔叔婶婶住在一起，虽说有小姐身份，但还要做女工一类的针线活，但文中很少看到湘云与别人提及过、哭过，虽寄人篱下，但她的缓解机制是积极的。“却喜诗人吟不倦，肯令寂寞度朝昏”，正如她所咏的海棠一般，耐得住寂寞，积极面对生活。湘云比起黛玉、宝钗，有着更为崇高的抗争意识，面对禁锢生命本性的婚姻，她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有着超越命运的积极追求。

总而言之，《红楼梦》中的寄居者在语言、行为举止乃至兴趣爱好方面无处不表现着一种挣扎的痛苦心理。她们所生活的时代使她们避免不了这种压抑，但她们同时又在思考、突破与超越，来缓解她们的压抑，反映了人性在被压制时去寻找出口的本能。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外部或者内部的影响，不论程度如何都会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因此，人类应该进行反抗和斗争，去寻找并实现生命的意义，结局如何已不重要，反抗过程中体现出的生命探索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① 〔清〕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