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的时间观：一种类型学的视角

刘云杉

“时间”范畴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而逐渐出场，同样蕴含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历程中。在马克思那里，时间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性维度，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概念，它内含着作为历史现实的人类主体能动力量不断实践解放话语的现实媒介，揭示了主体维度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空间。“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马克思认为时间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客观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为时间赋予了多重维度的科学内涵，它既指涉了关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叙事，同时也在资本批判这一政治经济学命题中起到核心作用。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展开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视角。

在马克思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时间概念的使用可以被划分为类型学意义上的多种基本类型。这样可以在发展史意义上更加清晰地阐释每种类型背后思想的一般特征，在论证结构非连续性的意义上还原一个时间历程的“立体的现代性批判时间观”。而在把不同结构类型作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性批判中的内容加以理解时，这种方法就拥有了在思想上的连续性意义。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某一阶段的思想在其后思想中的重复、叠加和深化，也是重复马克思生成关于时间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丰富性历程。

一、抽象时间与感性时间

马克思对时间的研究起始于博士论文时期，此时仍是一种对以往唯心论进行的纯粹哲学讨论，这一阶段马克思对时间理解的主要成就包括将时间理解为现实的建构，赋予了社会历史化与人学的内涵，即直接将时间导入现代性批判的任务中，与同一时期其思想的整个意义相一致，都是在为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时间……是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但只要我们试图说明时间意识，试图确立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意识之间的合理关系时，并且试图理解：时间的客观性，即个体的客观性一般，如何可能在主观的时间意识中构造出来，甚至只要我们试图对纯粹主观的时间意识、对时间体验的现象学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就会纠缠到一堆最奇特的困难、矛盾和混乱中去。”〔1〕胡塞尔所说的“困难、矛盾和混乱”正是指人们的多样性时间认知，他认为自然或物理的时间观有碍于一种主观时间意识生成。这就面临着人们用新的时间观揭示历史的需要和自然化时间观先验性的矛盾。尽管古希腊以来哲学越来越重视对于“历史”的感知，通过史籍的记录构建宏大的历史叙事，以体现一种有别于纯粹自然性的社会历史时间，但就像胡塞尔区分了自然化的社会历史时间和主观时间，并指出只有将人的本体性用来理解时间，才能使社会历史时间具备现实意义那样，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的叙述即便摆脱了先验自然性，却反而使自身被理性创设。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2〕可见，胡塞尔所说的时间观的混乱横亘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对时间的理解始终被抽象思辨所占据，并没有现实具体人的位置。

马克思将时间从物理学意义中抽离出来，成为社会历史的时间，进而将其中思辨形而上学转换成人的感性，发现了时间的感性建构性。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解决了胡塞尔所说的混乱，将时间理解为人现实主体感性的建构。马克思批判了德谟克利特将时间作为一种与现实割裂永恒化、思辨规定现实的先验唯心主义存在，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哲学史的深刻反思。马克思坚持存在人的主体性的社会历史时间观，并追问时间意识中人的感性作用。德谟克利特“从本质世界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之内去，而与世界本身毫不相涉了”，〔3〕这种割裂将时间认知为抽象永恒的先验属性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意识失去了本体论的容纳空间，也变成了抽象的自我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隐含着这样一条主线：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时间观的分析，将人的感性与社会历史时间联系起来，并且强调社会历史时间的经验性、感性和建构性，建立一种在社会历史中具体存在的人学。即便此时马克思还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也已很敏锐地把握到了人的存在和感性现实之间的微妙联系。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时间，作为有限事物的变换……同样是现实的形式”〔4〕充分指出了时间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它永恒的先验性，而是被感性意识到并形成具体形式：“感性世界的变换作为变换、现象自身的反映——这些形成时间概念的东西都在被意识到的感性里面有其单独的存在。因此，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5〕海德格尔说“只有当我们把此在的日常‘演历’以及此在在这种演历中操劳的计‘时’收入此在时间性的阐释，我们的方向才足够广阔，从而使日常状态之为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意义成为问题”。〔6〕时间就是证明人的感性现实存在的一种直观方式。

在整个《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批判德谟克利特抽象永恒时间观进而对整个唯心时间观产生质疑，将社会历史时间从自然化时间中区分开来，并通过对伊壁鸠鲁时间观的认可将社会历史时间中形似自然化的时间类型抽离出来，使时间不再单纯是对于历史中抽象人的外在规定，点明感性对于时间的建构性意义，使时间拥有了关于人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也打开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本体论大门。

二、社会时间与意义时间

与自然时间范畴不同，马克思理解的同人的感性密切相关的时间是一个关于本体论和存在论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以感性活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去改造主观思想给‘社会时间’带来的‘理性牢笼’”。〔7〕马克思对社会时间的发现为理解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和社会性存在打开了通路。

社会时间是人对象性活动的经验产物，承担了本体论的功能。传统形而上学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将时间也作为抽象的理性表达。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于感性活动的强调直接引入了时间的直接现实性，即人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形成“形体化的时间”。〔8〕“时间并不是孤立个人的行为和意识的产物，而是被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文明）与社会组织化或运动性的宗教—信仰（文化）活动塑造的结果。”〔9〕时间意识在感性活动中获得被建构的客观需要。人在对象性活动中获得劳动的实践经验，不仅生产出物质资料，同时也生产出对象化的意识：时间。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对现实的定义方式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它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否定了黑格尔，将时间作为感性实践外在形式，而不是理性过程，但又在这种形式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同内容得以重新统一上达成了回归。对象性劳动生产出人的社会性，包含着时间观念及其社会经验性，用以表达经验活动中人们对劳动对象的认识状态和程度，就像埃利亚斯所说：“时间是对于人们想要确定位置、间隔的长度、变化的速度，并且采取与这一时间流平行的视角来看待他们自己方位这一事实的表达。”〔10〕

社会时间在社会劳动活动中充当一般的经验性尺度。时间的社会功能性根植于其社会性，是由生产它的人与对象性劳动对象的关联所产生的社会意识所具体规定的。在吉登斯看来，“时空远离”意味着人的“解嵌”，〔11〕认为现代人类的“时间”活动从自然时间摆脱并独立出来。在诺沃特尼看来，“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下，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被行为、社会习惯和人际互动所巩固，并形成体制”。〔12〕马克思认为，时间观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3〕任何对象性活动包含的时间表达一定是来源于现实活动而非先验逻辑，成为对整个历史流淌过程中的经验性刻度，时间观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创造并使自身拥有相对独立性，也就灌注了人的实践经验刻度的相对性。与对自然时间进行衡量的年、月、日、时等标尺不同，资本主义发展史总体来说不断呈现加速态势，正是对社会时间的再造。当然，马克思并未将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对立起来，因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社会经验性并不是同自然法则相对立，而是依赖对自然法则的正确认识，社会时间的观念也只可能在此基础上才拥有可能，这种时间的主客一致性同样也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前提的。

人在社会实践的经验化应用中发展了意义时间，作为自身发展的创造力从感性上升成为理性的标尺。“无论是在自然的时间框架内自在地存在着，还是在社会时间的空间里自为地活动着，都是为了能够创造价值和体验价值，这就是意义时间”。〔14〕意义时间是人在自由状态的社会时间，具有超越性、指向性等特征，这就比社会时间的工具性更加深化。马克思是在社会时间的意义上阐发意义时间的，他分析了人的实践活动对于世界的改造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积累，创造了进步主义的社会意义。人的对象性活动即劳动是人自我实现本质力量的具体外显，使人类不断接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所规定的关于社会时间的普遍性动力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基督教时间观一样强调“终结”，而是通过对过去的总结、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展望批判性地建构时间在对人的完整性建构上的决定性意义，它指涉了历史迄今的物质和精神性劳动产物和经验的积累，同时更加强调当下意义上通过时间的积累产生的既定结构。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现代世界”的意义时间概念，用以解释人自由和解放的实现程度，背后正是强调生产方式对这种进步意义和经验完整性的塑造。马克思由此指出人需要以这种经验完整性的历时性结构为前提继续向前通向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时间真正具备的内在意义。

时间为人提供了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状态，是“人的发展空间”，〔15〕是社会时间和意义时间的类的归宿。马克思指出“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16〕认为时间给人类发展生产力与自我本身提供了空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形成了“人的生命尺度”。“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7〕人正是在对象性活动的这种类生活中意识到自身真正的存在与创造力。马克思分析道，人在追求“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才能获得关于自身的纵向发展空间，即时间。人在其中得到的不是个体的归宿，而必然是类的归宿，是整个人类对于时间的形态性体验。因为人的对象性感性活动只有通过作为类存在的自由自觉生产才能体现具体的存在论意义，拥有生命经验以及社会经验，这种主体性的落脚点只可能是意义时间。资本主义中剩余劳动的出现破坏了时间原本的积极性质，使无产阶级丧失了在生产劳动中确证自身自由的机会，时间被剩余时间转变成为消极性质。所以，资本主义批判成为人类拥有意义时间的必由之路，而阶级斗争则成了人类在实践中实现类本质的现实表达。当然，共产主义的实现也绝不是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社会矛盾的消失，它只是意味着人在实现自身本质的路径对时间的充分占有。社会时间将在未来社会中形成新的经验刻度，也会形成新的关于意义时间的规范，这些无疑都是同推动人的积极存在和发展相适应的。

三、劳动时间与剩余时间

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逻辑中，哲学批判最终是为了落脚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本人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时间批判和变革中完成了现代性批判的现实宗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感性时间的“物化”使时间拥有了绝对抽象性。“劳动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机器标准件制造品成为现代时间的原型，越来越脱离手工劳动的机器运动保证了精确的标准件对时间的计量，即保证了时间的匀质性；加速的成品生产周期为时间计量划分单位提供了策源地；更广泛的社会化生产与世界性市场交易为世界范围内的时间统一性提供基础。”〔18〕时间逐渐被代表先进生产技术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大规模商品生产所定义。马克思指出：“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19〕使用价值的社会性就提供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核心的社会时间标准。时间被活劳动物化成为商品，而不同种类的商品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形成统一的测量尺度，整个社会的商品等价交换才具有了可能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排除掉了一切个体的、可感的、局部的、个体经验的社会时间异质性，时间具有了彻底的同质性，成为精确化和标准化的整个类的劳动的统一社会性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商品交换成为统摄整个社会的抽象规范，等价交换关系的建立将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以商品为互动媒介的社会关系，“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20〕交换价值使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拥有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客观的、相对平等的尺度，即通过绝对抽象的劳动时间建构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剩余时间的消极性使时间拥有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属性。作为人的存在基础的劳动的价值完全交给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量的衡量，也是人的活劳动的对象化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统一了不同的经济体系，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异质性被资本席卷成为纯粹的一致性，劳动时间的尺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同质化。资本掌握了全世界范围内商品的价值量，也就通过对技术、劳动力数量、商品产量等条件的控制获得了对活劳动的定价权，市场体制的确立令资本完全掌控了时间。无产阶级在生产商品过程中付出的绝对或相对时间不断增多，但带来的却是更多剩余价值剥削和资本增殖，资本完成了对劳动时间的剥削和占有。劳动时间的同质化导致全社会各生产部门测量时间的尺度不断被压缩，无产者的劳动时间不再被社会时间所衡量，而是用一个更加普遍抽象性的单位，即货币来衡量。劳动主体的时间体验被异化为资本的时间形式，进而影响了自身的再创造。商品和货币是资本流通过程的核心，也成为无产者保留发展自身对象性劳动社会性的唯一通道。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需要高度分工、各司其职的工具化劳动力，通过资本的力量创设劳动主体真实的生命历程，用观念的和现实的环境建构一种失去创造力和完整性的主体，“这种不自由……表现为对扩大的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21〕技术社会推动劳动的工具化，并且在全社会创造合理性，劳动者的活动和对象性创造被技术和分工所局限，主体在时间维度中也就只能获得资本生产赋予他自身的某种片段性形式。所以，无产者无法在劳动中获得对自由和自身存在无限性的确证。

历史的直接现实性被资本转换过程所形式化。货币和资本对时间的物化重构深刻影响了时间现实尺度的意义，时间应当是通过财富的增长不断在现实的历史中积累人们实现自由的物质条件，虽然历史在此刻的有限性和必然性制约了具体人的不自由和不完整，但是人们正是通过现实生命在时间中的不断敞开完成这种超越性和可能性的建构的。然而，在资本体制下，历史时间的自然流淌被工业文明的精确计时法所取代，人们在时间中获得对象性活动的全面性被局限在同质性的商品—货币生产流通的异化过程所取代，人类文明在历史中不断获得的超越性被资本形式所取代，文明成为金钱的同义词，科学、文化、艺术也都被资本形式化，成为物化时间：货币的衡量对象，资本实现了通向自由的历史时间与人类劳动及其成就的分裂。

作为真正自主劳动时间积极性带来了共产主义的时间解放。正因为“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22〕无产阶级对于劳动的感知才可能发现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途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23〕海德格尔也认为“整体时间性的视野规定着实际生存着的存在者本质上向何处展开随着实际的此在，在将来的视野就有一种能在得到筹划”。〔24〕无论资本对于无产者时间剥削的手段再怎么隐蔽，社会时间的压缩界限也不是无止境的，必然是被自然时间的客观性所制约的。异化劳动使无产者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少，只可能导致与其追求自由时间的主体性的矛盾越来越深入。但当剩余劳动关系的体制被废除，异化劳动创造的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就会成为获得大量自由时间的物质前提，人们才可以开始得到自由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发展自身主体性、通往自由道路的解放了的活劳动才真正充满了自由时间，资本带来的劳动与自由时间的分裂将不复存在，社会时间的物化被解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融合在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史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5〕

四、马克思主义的晚近现代性时间批判进路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推动时间在人类社会中重构，社会时间和意义时间变得更加复杂，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时间批判中人类解放的理论轮廓愈加清晰。

在经济基础上，要辨别“非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混淆骗局，认清“休闲时间”等现象的本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这一对范畴只有上升至人类解放理论中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当代资本主义重构了现代社会早期的劳动—休息时间制度，工人的劳动时间得以减少，这得益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现代组织效率的提升以及无产者长久的斗争。但非劳动时间的增多并不意味着资本压迫的减少，而是隐性地转移到整个资本运行环节中，时间成为规训的手段。整个社会运行都成了“时间的载体”〔26〕的控制新形式，在非劳动时间人们仍然是处于现代资本权力体制下的集体节奏和身体驯化过程中。自由时间的本质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27〕而不是不进行劳动的时间。资本攫取的剩余价值没有减少，而给予无产者的自由时间增加是不可能的，它本质上偷换了“自由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内涵，将间接剥削和隐性压迫转移到非劳动时间，营造出时间解放的假象，并冠以“休闲时间”之名。真正的“自由时间”是一种与劳动时间逐渐融合，将劳动过程中不断扩大的非谋生性需要转化成为积极创造性的自由活动，最终成为自由的发展的劳动，带来的“意义时间”也会随之增多。人类对“自由时间”的追求完全与资本本性相悖，而当资本对“非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置换被追求本质力量的无产者所拆穿与扫除之后，“非劳动时间”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时间”。

在技术层面，要深入研究虚拟社会时间的资本化生产和可能性出路。数字技术带来了全新社会时间图景：网络社会中的时间相对独立性增强，内部的资本流转异常快速，时间与金钱的相互转换不再完全依赖物质实体；“时空压缩”呈现革命性加速，精确化时间不断消灭空间，并通过虚拟空间形成新的时间系统；人们的时间意识和生存方式不断转变，包括信息处理速度的加快、生活节奏的紧张化、组织形式的变革等社会时间的加速，个体、社会和认同层面都带来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大大增长了人们的时间体验，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客观基础，但本质上仍是一种资本动力体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仍然是以资本为媒介的，是一种剥削形式的多元化和深化。尽管人们对于资本体制内有限自由的掌控确已实现进步，网络社会发展为破除资本的一元专制提供可能，自由权呼吁不断高涨，但这些行动仍然是在自然时间的意义上争取社会时间的表面逻辑。马克思的对人追求自由路径的建构本身就要求以当下社会历史存在形式去延展自身的“此在性”，即以那个时代所允许的形式完成对时间的超越。人类一方面要认清资本控制下高度理性化的虚拟社会时间的新控制形式，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是人类改造外部世界获得新的劳动时间、社会时间尺度和发展人的创造性本质的重要平台，也将会成为劳动这一伦理本体推动自由时间增长的新的革命场域。

在思想基础上，要对新自由主义的绝对自由时间观进行批判。新自由主义通过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和重构适应了当代资本主义，它倡导“活在现在”的自由观，本质上是通过当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代表的价值观解构人获得超越性的时间途径，将“自由时间”的可能灌注于资本的社会控制机制中，包装成为理想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是“意义时间”并未得到扩张的抽象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超越现实历史条件的“终极自由”并不存在，追求自由本身是人之所为成为人的禀赋，自由也正是在其中才获得历史性。而当代资本主义中无产者时间物化、自由时间丧失的现状并未根本改变，现实世界的规律并不是在理性世界中封闭的观念体系，然后让现实围绕着这个被设定好的“绝对自由”转动。新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日益混乱的局势、失业率高涨、社会分化加剧、抗击疫情的失效促使更多人回到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历史中寻求人的自由的真正出路。

资本的运行逻辑将时间转化为金钱，在全社会制造关于消费、享乐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反过来支配和改造人们的时间体验。对于自由、解放和幸福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获得这种追求的真实性必然要对社会时间和意义时间提出新的诉求，也就提示我们都生存在的“此刻”，只有在劳动、时间和自由的关系中寻找到破解现代性困境的答案，才能真的解析马克思所告知我们的理论与现实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