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意识·身份认同·文化行为
——鬼子小说版本流变考论

肖庆国

鬼子曾在访谈和创作谈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1996年对其文学观念嬗变和文学行为转折的重要意义，认为1996年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的开始：“为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在一九九五年，曾用了一年时间，把当时的中国文坛阅读了一遍，我指的是有关作品，我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别人都在写什么，在怎么写，有没有我可以突破的位置。”①姜广平：《叙述阳光下的苦难——与鬼子对话》，《莽原》2004 年第 5 期。关于鬼子在其他访谈和创作谈中对 1996 年文学观念嬗变和文学行为转折的强调，参阅鬼子：《艰难的行走》，第 38 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胡群慧：《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 年第3 期。鬼子：《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银建军、钟纪新主编《：文字深处的图腾——走进仫佬族作家》，第 102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他同时说对自己1996年之前的作品不屑一顾，并声称绝不会将它们收录进任何作品集里：“但这小说（意指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引者注）同样没有被我收入过任何的集子。”①鬼子：《艰难的行走》，第 10 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我早就觉得那些小说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都没收到我的作品集里。”②胡群慧：《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 年第 3 期。

关于1996年前后两个时期创作之间尖锐的冲突和对立，鬼子有过不无暧昧的说明“：我为什么对我的前期作品不屑一顾，就是觉得它们太‘广西’了。我96年回过头去写小说的时候，首先咬定的就是不能再写‘广西’小说了。我们既然选择了汉语的写作，那么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在哪里？我们应该奔那个前沿阵地而去。写作不是高考，你不能渴望少数民族可以加分。”③胡群慧：《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 年第 3 期。鬼子的说明恰恰表达了其创作与广西地域之间的复杂紧张关系，它暗含着鬼子创作中由广西这一地域所造成的多重焦虑：广西方言焦虑、广西地域文化焦虑和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焦虑。由于以上多重焦虑都是由“广西”这一地域造成的，所以从本质上说，鬼子创作中呈现出的就是广西作家身份焦虑。作为广西作家，鬼子对多重身份焦虑的消解的目的，便是奔向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也就是实现“边缘的崛起”。

虽然鬼子反复声称决不会将1996年之前的作品收录进任何集子里，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察，鬼子在编作品集时，明明将自己早期创作的许多作品都收录了进去，包括前文鬼子提及的“同样没有被我收入过任何的集子”的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其实际的文学行为与创作谈之间就产生了自我矛盾。诸如，将短篇小说《妈妈和她的衣袖》（1984）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面条》（1990）收录进《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和《〈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古㟖》（1990）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有那么一个黄昏》（1991）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短篇小说《杀人犯木头》收录进《〈短篇王〉文丛》，将中篇小说《叙述传说》收录进《中国小说50强》。此外，短篇小说《古㟖》（1990）被再刊于《莽原》2004年第5期，中篇小说《家墓》（1991）被再刊于《小说家》杂志1998年第5期并收录于《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④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 9 期。廖润柏：《面条》，《三月三》1990 年第 3 期。鬼子：《古㟖》，《收获》1990 年第 6 期。鬼子：《有那么一个黄昏》，《作家》1991 年第 12 期。鬼子：《杀人犯木头》，《三月三》1994 年第 4 期。鬼子：《叙述传说》，《大家》1995年第 1 期。鬼子《：家墓》，《漓江》1991 年冬季号。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 短篇王〉文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鬼子：《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广西当代作家丛书》编委会主编：《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鬼子：《被雨淋湿的河》，林白等著：《中国小说 50 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鬼子在发表《古㟖》时始用笔名“鬼子”，之前使用本名廖润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以原貌被收录进作品集，而是小说名和小说内容基本上经过了鬼子精细的删改。因为删改的幅度比较大，尤其是很多小说名发生了变化，所以学界尚未发现鬼子这一隐秘的文学行为。我们可以想见的是，鬼子在1996年文学观念嬗变和文学行为转折的作用之下，其早期作品经历了版本流变。经历了版本流变之后的早期作品，便不再为鬼子“不屑一顾”，不再“太‘广西’”，终于奔入了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也不再以少数民族的文学形态呈现。换句话说，通过版本的删改，鬼子隐秘地完成了作为广西作家的多重身份焦虑的消解，以及由汉语写作的边缘地带走向了中心。

那么，1996年，鬼子如何理解和想象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面对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广西这一地域为何会给鬼子造成多重身份焦虑？鬼子消解多重身份焦虑的路径又是什么？为了奔赴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鬼子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行为选择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鬼子的文学创作与广西这一地域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复杂紧张关系？以上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

笔者将前文所论及的鬼子小说初刊本与作品集所收录的版本做了详细的版本校对，发现鬼子主要是将文学的语言载体广西方言删改为中原官话，同时将小说中的广西地域文化书写悉数删改。其实，早期作品版本流变的文学行为就是鬼子在创作上“逃离广西”的心路历程，这恰好契合了鬼子对其本人以及“文学桂军”整体的文学行为选择的看法：“广西作家的成功，同样是选择的成功。或者说，是改变了观念的成功，首先，我们不再是坚守在‘继承广西文学传统’和‘立足于广西’这样的观念上，而是选择了逃离（至少我本人是选择了逃离）广西原有的文学轨道，选择了与全国作家同时奔跑在一条跑道上。”①鬼子《：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银建军、钟纪新主编《：文字深处的图腾——走进仫佬族作家》，第 104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一、语言载体：从广西方言到中原官话

作为广西的仫佬族作家，语言的选择在鬼子的创作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以往的许多创作谈和访谈中都明确地论及文学的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在鬼子的自我表述中颇为复杂，牵涉到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和汉语作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在他的创作谈《艰难的行走》中的“创作与生活”部分和访谈《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以及《鬼子访谈》中都有丰富的表述。根据笔者的考察，鬼子1996年之前作品的版本流变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将其早期创作中的广西方言，亦即土语，删改为汉语，亦即官话。因为，鬼子在自述中一直把广西方言称为土语：“他用的却几乎都是我们的土语”②鬼子：《艰难的行走》，第 14、12 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把主流的通行的文学语言称为官话：“那所谓的官话就是我一直苦苦向往的汉语。”③胡群慧：《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 年第 3 期。

《妈妈和她的衣袖》是鬼子的处女作，文本中尚处于原初状态的广西方言土语俯拾皆是。但是，当鬼子将它收录进《〈短篇王〉文丛》时，所有的方言土语都被他有意识地删改为标准的官话。《〈短篇王〉文丛》与初刊本相比较而言，先前的广西方言土语“几多岁”“屙了蛋”“灌土狗”“对个象”“一骗，骗了过去”“死钉住脚”“喜泪”变为了中原官话“多少岁”“下了蛋”“灌蟋蟀”“找了一个对象”“让过了”“死死地站住”“高兴的泪水”④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 9 期。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 短篇王〉文丛》，第 166、166、169、178、179、179、180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此外，多处方言拟声词与方言语气词以及其他方言土语被删掉，诸如：“‘啾’一声”“啵”“吔”“寡蛋”“酸坛”“气杀杀的”⑤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 9 期。其中，文本中所有方言语气词“啵”“吔”均被鬼子删除。。

《古㟖》被《〈短篇王〉文丛》收录，同时在《莽原》再刊。《〈短篇王〉文丛》和《莽原》这两个版本完全相同，不过它们较之初刊本，有明显删改。考虑到《〈短篇王〉文丛》和《莽原》版本一致，《〈短篇王〉文丛》又是作品集，以及《〈短篇王〉文丛》出版时间比《莽原》早，所以笔者选取《〈短篇王〉文丛》作为校对的版本。《莽原》版本将《古㟖》改为《古弄》，目录上注明《古弄》是鬼子的早期作品：“《 古弄》（早期作品）”，这与鬼子在创作谈和访谈中反复强调的决不把早期作品收入任何集子的说法自相矛盾。这里的自相矛盾更说明鬼子小说版本流变中所暗藏的隐秘问题。初刊本上小说名为《古㟖》，《〈短篇王〉文丛》将其改为《古弄》。“㟖”字读lòng，释意为：“石山间的小片平地。[壮]”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839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先前的“一只手顿出去抓”“木木地”“硬尸”“‘ 就顶了别人当兵去我的。’”“好耍”“封黑”“下了裤”“捡得”“跺了出来”“天花吃过的影子”“不怎么下得地”“没死得着她”“山㟖”“死喉地哭”变为“伸手要把它抓住”“木然地”“挺尸”“‘就顶替别人当兵去了。’”“好玩”“盖上”“脱了裤子”“捡到”“丢了出来”“遭过天花的影子”“不能下地”“死不着她”“山弄”“死命地哭”⑦鬼子：《古㟖》，《收获》1990 年第 6 期。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 短篇王〉文丛》，第 41、42、42、45、47、48、52、53、53、54、54、54、54、54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光板板的”“扯瘾”和方言语气词“吔”被删除。⑧鬼子：《古㟖》，《收获》1990 年第 6 期。

《家墓》再刊于《小说家》，并被《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收录，《小说家》与《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版本完全相同。出于与《古㟖》版本选择相同的原因，笔者选择《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作为校对版本。从《家墓》初刊本到《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家墓》更名为《罪犯》，广西方言土语“走了一眼”“长得鲜”“烂底”“响天”“干烧”“横直”“走了一眼”“心里一直有东西咬着似的”“框留”“那根裤子”“一小竹箪”“他找我父亲问帮他点钱”“挂打”“望着我一丝也不肯放眼”变为中原官话“扫了一眼”“长得迷人”“穿洞”“大哭了起来”“发烧”“反正”“望了望”“心里却像得了病一样难受”“站在”“一条裤子”“一个小布袋”“他找我父亲给他借钱”“挂”“眼睛眨都不眨”①鬼子：《家墓》，《漓江》1991 年冬季号。鬼子：《罪犯》，《小说家》1998 年第 5 期。。方言语气词“吔”，与“眼水”（意指“眼光”“眼力”）、“那树蔸蔸般勾收的身上”、“歇汗”均被删除。②鬼子：《家墓》，《漓江》1991 年冬季号。

《有那么一个黄昏》是鬼子1991年的作品，被《〈短篇王〉文丛》收录时更名为《黄昏，我撒了一泡冷尿》。经历过版本流变，早期作品中的广西方言土语“今晚夜”“打出声音来”“蛇咬得心中失血”“电筒光依旧傻傻地晒在”“今夜黑”被改为“今晚上”“说”“心里最难受”“电筒光依旧傻傻地照在”“今夜里”③鬼子：《有那么一个黄昏》，《作家》1991 年第 12 期。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短篇王〉文丛》，第 350、350、358、360、363、350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所有的方言语气词“唔”均被改为“噢”④鬼子：《有那么一个黄昏》，《作家》1991 年第 12 期。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短篇王〉文丛》，第 350、350、358、360、363、350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二、地域表征：文化风物的存在与消解

1996年之前，鬼子早期作品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广西地域文化书写。它们在文本中呈现为一系列具有广西地域特征的文化意象。这些文化意象，不仅仅是鬼子小说创作上的叙事内容，即“写什么”，而且是鬼子小说作为广西地域文学的身份确认，同时也是鬼子作为广西作家的身份确认。可是，经过1996年鬼子文学观念的嬗变与文学行为的调整，我们发现，版本流变后的鬼子早期作品中的广西地域文化书写都被删改得不留一丝痕迹。版本流变的过程，也就是鬼子小说中广西地域文化消解的历程。如果将广西地域文化在文本中的呈现具象为文化意象，那么它们大致可以分为自然文化景观和人文文化，前者表现为广西的地理空间和自然风物，后者表现为广西的民间俗语以及“百越之地”的民间巫鬼文化。⑤需要指出的是，方言土语与广西地域文化之间关系密切，甚至方言土语可以被归为广西地域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由于语言问题在鬼子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非常突出，所以笔者将语言问题放在本文第一部分独立论述。

鬼子早期作品并不是特别多，其中存在大量的广西地域文化书写的作品有四部，它们分别是《妈妈和她的衣袖》《面条》《家墓》《有那么一个黄昏》。

《妈妈和她的衣袖》中的广西民间俗语共有三处，分别是：“你是怕人家拿他喝茶？”“‘你家屋后那苦楝树上的喜鹊，是勤是懒，你都不知道吗？’”“‘山上的红薯任由野猪看，窖里的红薯是主人管的。’”⑥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 9 期。《〈短篇王〉文丛》版本已经将它们悉数删除。初刊本中所有的具有广西地方特征的自然风物再版时同样被删改，诸如鬼子将“风撕的芭蕉叶”改为“眼看就烂掉了”，将“篓里”改为“家里”⑦参阅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9 期。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 短篇王〉文丛》，第 182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此外，鬼子将能表现其生存环境的地理空间进行了有意识的删改：把“‘在我们这山里。’”删掉⑧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 9 期。，把“我们山里人”中的“我们”删掉后变为“山里人”⑨参阅廖润柏《：妈妈和她的衣袖》，《青春》1984 年第9 期。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 短篇王〉文丛》，第 182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鬼子将《面条》更名为《九月十三日》，并将其先后收录于《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和《〈短篇王〉文丛》，《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鬼子卷》和《〈短篇王〉文丛》的版本完全一致。尽管《面条》的篇幅十分短，原刊仅不足三页，但是鬼子仍然在新版本中对其做了大量的删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将初刊本中作为叙事空间的广西地理“柳州”改为“北京”。据笔者统计，“柳州”在原刊中共出现十八处，在新版本中悉数被修改为“北京”。此外，《面条》里出生于“柳州”的插队知识青年“柳生”也被修改为出生于“瓦城”的“瓦生”。“柳生”在原刊中共出现十处，在新版本中悉数被修改为“瓦生”。原刊里“柳生是柳州市人”①廖润柏：《面条》，《三月三》1990 年第 3 期。，在版本流变后变为“瓦生是瓦城人”②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短篇王〉文丛》，第 127、350、351、354、359、362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自古以来，南方重巫鬼，“百越之地”尤盛，鬼子的《家墓》中就有大篇幅的巫鬼文化书写。《家墓》有五段对于令人恐惧的鬼屋的描写。鬼屋先前居住着一家来自外乡的流浪人，后来他们一家全部莫名其妙地死掉，只剩下几堵泥墙牢牢地立在那里。人们都说那鬼屋怪，说它是一个野鬼出没的地方。《家墓》另有七段关于铸杉木棺材冲喜治病的风俗描写。父亲久病不愈，“我”便使出了最后这一招，请木匠用上好的一两筒杉树铸造棺材，以冲喜。胡子老木匠紧紧抿着嘴，一声不吭，紧紧盯着那块做棺头的木板，用心刻着寿字。然后“我”端着做棺头的木板到卧病的父亲的床前，让父亲久久地摸着。第三天早上，父亲奇迹般痊愈，嘱咐“我”买来一笼鞭炮放在寿棺里炸响。这引来村里老人孩子的围观，几乎所有老汉都买来了相同的鞭炮炸响，目的是冲喜。无论是关于鬼屋的描写，还是铸造棺材冲喜的带有巫鬼性质的地方风俗的描写，在更名为《罪犯》于《漓江》杂志再刊时均被鬼子删除得毫无痕迹。

根据笔者详细的统计，《有那么一个黄昏》初刊本中原来共有五处带有地方性特征的地理空间，分别为“：云雾山”“云雾山水库”“上云雾山”“丘小岭”③鬼子：《有那么一个黄昏》，《作家》1991 年第 12 月。。云雾山又名拉摩山，壮语，与鬼子家乡广西河池交界。《〈短篇王〉文丛》将有关云雾山的所有地理空间均删改为“山”或“水库”，将“丘小岭”删改为“一丘一岭”④鬼子：《你猜她说了什么》，孟繁华主编：《〈短篇王〉文丛》，第 127、350、351、354、359、362 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于是，我们看到，凡是带有广西地方性地理特征的地理空间都从具象走向了同质性。有意味的是，《黄昏，我撒了一泡冷尿》为《有那么一个黄昏》添加了近两页结尾，从而将文本中有关鬼的故事进行了解构。所以，《〈短篇王〉文丛》版本与初刊本相比较来说，在广西地域性方面受到了鬼子有意识的竭尽所能的削弱。

三、主流认同：地域身份与民族性意识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论及的鬼子在与姜广平的访谈《叙述阳光下的苦难——与鬼子对话》中所说，他在1995年曾用了一年时间阅读，目的是了解别人都在写什么，在怎么写，以找到自己可以突破的位置。鬼子对自己在1995年文学行为的自述，恰恰蕴含着两方面的重要旨趣：一方面是，鬼子的文学视野由广西延伸到了中国，也就是从广西文学场域延伸到了中国文学场域；另一方面是，他试图通过对自己早期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的调整，寻求在中国文学场域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通过对鬼子小说版本流变的考察和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鬼子文学行为选择的变化，尤其是叙事内容的调整，其实就是发生于广西文学场域与中国文学场域之间的遭遇、碰撞和博弈之后。不同的文学场域之间的博弈，不仅仅从鬼子与姜广平的访谈中可以窥探出端倪，还暗含在鬼子小说里广西文学地理的变迁中。鬼子将《面条》初刊本中所有的“柳州”修改为“北京”，同时将出生于柳州市的“柳生”都修改为出生于瓦城的“瓦生”。从“柳州”到“北京”的删改，正表明了鬼子的文学世界发生了场域的位移，试图从边缘走向中心。更值得关注的是，因为鬼子初步阶段只置身于广西文学场域，所以其早期作品中叙事的地理空间都有现实中的广西地理指称。但是，随着鬼子文学场域的位移，他迅即虚构了“瓦城”“瓦村”“瓦城日报”“瓦城宾馆”等同质性的“瓦”系列地理空间代替了小说中所有的广西文学地理。比如，经历过文学行为选择之后，1996年鬼子的首部作品短篇小说《男人鲁风》就第一次出现了“瓦城”，从而潜在地将“广西”悬置起来。

不同文学场域之间的博弈微妙而复杂，“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①［ 法］布迪厄（Bourdieu,P.），［美］华康德（Wacquant,L.D）.《：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第 14、17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而远离中心的“广西”附着于鬼子及其创作身上的自然是带有边缘性的弱势的权力形式，所以广西社会历史的客观结构和少数民族作家鬼子的主观结构之间构成了双向生成过程：“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具有结构性的关联，并彼此强化。”②［ 法］布迪厄（Bourdieu,P.），［美］华康德（Wacquant,L.D）.《：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第 14、17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于是我们不难窥见，广西文学场域与中国文学场域之间的遭遇、碰撞和博弈，对鬼子造成了深重的文学焦虑，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深重的文化焦虑，尤其是语言焦虑。

迄今为止，鬼子的创作谈和访谈都不多，但他在为数不多的创作谈和访谈中都毫无例外地大篇幅地反复强调汉语选择在其写作上的重要意义，比如《艰难的行走》《叙述阳光下的苦难——与鬼子的对话》《鬼子访谈》和《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综观这些关于汉语选择问题的史料，它们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鬼子回忆了自己青少年时期一直以来对于汉语、汉话或官话的热切渴望，因不会说官话而遭受的嘲笑，以及官话对其造成的永远挥之不去的“语言的恐惧”：“那样的经历，直到现在我还感到异常的惊恐。”③鬼子：《艰难的行走》，第 13-14、16、13 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所以，他自幼便充满了对官话的渴望，目的是与外界沟通，以逃离地方：“对我来说，对汉语的渴望是为了沟通，为了逃离，为了生存，最早的愿望绝不是为了创作。”④鬼子：《艰难的行走》，第 13-14、16、13 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它让我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想走出那片土地……我们必须掌握他们的汉语，这世界是属于汉语的世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⑤鬼子：《艰难的行走》，第 13-14、16、13 页，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二是鬼子阐述了自己基于文化考量而选择汉语作为写作语言的原因。不同于北京、湖南、湖北等主流文化区，广西文化属于边缘文化，所以广西作家不能进行方言写作。姜广平向鬼子提出方言写作的建议：“我觉得如果搞一点非普通话的努力，可能从审美上讲会更好些。”鬼子答道：“我不会接受你的建议。如果我是一个北方作家，也许我可以努力，因为我就是打一个喷嚏，那也是正宗的北京语音；如果我是一个湖南或者湖北作家，我也还是可以努力，他们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一个广西的作家，他就得万分的谨慎了，尤其是在成名之前，否则孤独会永远陪伴着他。”⑥姜广平：《叙述阳光下的苦难——与鬼子对话》，《莽原》2004 年第 5 期。

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核心构成部分。通过对鬼子小说版本流变的考察，我们发现他不仅仅有着深重的语言焦虑，还有着深重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广西文化焦虑。这一点从他对早期作品中广西地域文化的删改可以窥探出来，广西文化焦虑同样是鬼子基于广西文化的边缘性所做出的考量：“我觉得有些地方的作家是可以永远立足本地的，比如陕西，比如山东，还比如湖南湖北等地，因为我们所享用的古老文化，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东西，他们怎么‘立足’都在主流里，都会被人所接受或愿意接受。广西则不然。”⑦鬼子：《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银建军、钟纪新主编：《文字深处的图腾——走进仫佬族作家》，第 104、105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其实，无论是对广西方言的逃离，还是对更广泛的广西地域文化的逃离，它们本质上都透视出鬼子对于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身份的拒斥：“因为我的创作使用的是汉语，那么，我就是中国的汉语作家，而不是什么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⑧鬼子：《我喜欢在现实里寻找疼痛——鬼子答记者问》，银建军、钟纪新主编：《文字深处的图腾——走进仫佬族作家》，第 104、105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正如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翻译的政治》里所言明的：“写作论说文章时，一个绕过自己‘身份’限制的办法就是拿别人的题目做工夫，就像运用一种属于众人的语言一样。”⑨伽亚特里·斯皮瓦克（G.C.Spivak）：《翻译的政治》，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 278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而一切都是由“广西”这一地域所造成的。当胡群慧针对鬼子在《艰难的行走》里自述的对官话的恐惧提出疑问：“我可以把这种对语言的恐惧看作不仅是针对语言的，更是由于语言性障碍的存在，缺乏进入汉文化的中介，所引发的对被边缘化境遇的一种认识吗？”鬼子的回答是：“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地域的缺陷。”⑩胡群慧：《鬼子访谈》，《小说评论》2006 年第 3 期。所以，鬼子对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的理解，就是“逃离广西”：割裂与广西的一切关系，尤其是放弃作为广西地域文化重要构成要素的方言：“甚至想走到最前沿阵地上去，你就必须掌握汉语”①姜广平：《叙述阳光下的苦难——与鬼子对话》，《莽原》2004 年第 5 期。。

通过对鬼子小说版本流变的考察，我们发觉，鬼子文学行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地域文化层面激进地“逃离广西”，目的是消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及其文学的身份认同焦虑，从而奔赴他所理解和想象的汉语写作的前沿阵地或主流：用官话书写主流文化。这一研究发现对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广西文学和广西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