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观探析

陈秀丽，高春花

（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一、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应然状态

（一） 马克思《手稿》中自由观的形成

马克思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简称 《手稿》） 中自由观的形成基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受德国古典哲学关于自由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早期的自由观主要是受到康德和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批判了康德的先验的、假设的、虚幻中的自由，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劳动者现实中的境况去寻找实现自由的路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受到了鲍威尔和科本的“自我意识”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借助于黑格尔的矛盾分析方法批评伊壁鸠鲁所追求的自由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认为应当追求生活中各种现实的自由权利。[1]二是亲自参加社会实践得出的科学认识。马克思博士毕业后到德国 《莱茵报》 做编辑工作，开始接触到社会现实问题，1842年发表了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一文，批判当时德国的立法机关袒护林木所有者的权利，剥夺了贫民的捡拾森林枯枝的自由权利，为此，政府查封了 《莱茵报》，马克思失业后被迫流亡法国。期间，马克思在法国的 《德法年鉴》 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即 《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者阐述了政治的解放并不是真正的解放，不会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后者阐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依靠力量。这两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完成了“两个转变”，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 《手稿》 中自由观的形成，既是对其博士论文及在 《德法年鉴》 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中自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深入社会生活，亲自参加社会实践的产物。

（二） 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的应然状态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就必然会涉及到对人的本质认识的问题。受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 《手稿》 中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53。他的这一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受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正是受到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此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一种抽象的认识，他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视角上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即人的应然状态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现实生活中，工人的生活状态却并非如此，他们被迫从事生产劳动而非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在 《手稿》 中重点强调、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自由状态并力图摆脱这种状态，使人回归到自由。

二、现实异化中的不自由：人的实然状态

（一） 市民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看到了现实社会中广大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像机器一样工作。工人辛苦工作、付出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却不属于自己，他得到的仅仅是资本家发给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报酬。资本家不劳动却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但资本家仍不满足，他们为了多赚钱，尽可能地拉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看似是平等的交换关系，实际上工人完全处于不平等、不自由的地位。不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抗的，工人和工人之间也处于一种恶劣的竞争关系当中，这些都是异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国民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 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它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然而,既然是劳动创造价值，但工人的劳动产品却不属于他自己，对于这个矛盾“国民经济学”并没有解释清楚。因为“国民经济学”本身就是从私有财产的这个事实出发，“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2]46，因此它无法解决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不仅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不属于他自己，而且他生产得越多他自身反而越廉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47国民经济学没能解释的矛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揭示，这就是由于异化造成的。

（二） 劳动的异化

首先，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和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都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马克思与他们不同，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国民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即为什么由工人创造的价值却不属于他自己，这就是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创造的东西越多，他得到的却越少，同时，反对他的力量越强大。马克思揭示了这个矛盾表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劳动的异化。工人越努力工作，生产的规模越大，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大，他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就越低，从而也就越贫困，这是由于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工人自身生产的产品与他自己相对立，工人受到由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的统治，这种统治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工人自身生产的劳动产品应该是他本质力量的体现并属于他自身，但现在却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支配他自己，这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

其次，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产品异化的内在原因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因为“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2]50劳动本应该是属于工人本质的力量，由于异化却变成了被迫的、强制的、外在于工人的异己力量。因此，工人不是高高兴兴地自愿从事生产劳动，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在劳动中感到幸福和快乐，充分肯定自己，实现自身价值，而是被迫地受到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在劳动中感到痛苦和不自在，进而否定自己。因为，这种劳动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而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劳动本来应该是属于人自身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但现在自己的劳动却不属于他自身而属于别人了，在劳动属于资本家的工作时间里，工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痛苦，由本应该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被动的牺牲和折磨。

（三） 人的异化

一是人与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劳动却不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劳动这种本应该是人的生命表现的活动，现在却仅仅变成了维持工人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应该是类生活、是生活本身，是自由自觉地发挥自己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了，劳动即生活本身变成了维持生活的手段，工人依靠劳动这种手段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现实中的劳动是像牛马式的被迫强制劳动，这种劳动背离了人的类本质所规定的那种自由、有意识的生活，这就是人与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这里是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角度来阐述人的本质，还没有深入地认识到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的区别。尽管此时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还不是很成熟，但已经表现出了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不满与批判。

二是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异化。人与其自身类本质的异化必然会伴随着人与人的异化。因为人对自身的异化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得以表现出来。既然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他自身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属于谁呢，以前认为是属于神，费尔巴哈把神拉回到现实的人中，这些不属于工人自身的东西只能是属于人自身，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资本家就是那个剥夺了工人的劳动产品，得到工人的劳动服务并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人自身”，对于工人来说资本家就是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一种劳资关系，是异化了的不平等的关系，工人的劳动要服从于资本家，要机械地服从于分工、服从于劳资关系。同时，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异化的，工人没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为了生存只能去谋求工作来获得生活资料，但是工作是由资本的逐利性所支配的，因此，工人之间处于一种恶性竞争的关系，当工人对资本家来说供大于求时，这种竞争更为激烈。

三是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关系的异化。在资本支配一切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在生产领域存在异化，在生活领域也存在着异化，因为生产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关系，人的其他一切关系在根本上都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生活交往关系的异化，首先，表现在人的需要是受私有财产束缚的、异化了的需要。资本家的需要和欲望变成了贪欲，变成了一种“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2]118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本质就在于无限制地逐利，资本家受到资本的支配，他的需要变成了异化了的贪欲。而工人却仅仅能追求动物式的生存需要。丧失了人的生存条件的工人，他的需要仅仅是为了生存，仅仅是一种“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丧失了其具体性。其次，表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受到外在异己力量即货币、资本的束缚和奴役，是不平等的、不自由的，处于一种异化了的状态。每个人所代表的不是他自身，而是他所拥有的货币和资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基础不是作为人所具有的特定的品质和本质力量，而是货币所具有的异己的力量。

（四） 自由的丧失

马克思在 《手稿》 中考察了自由丧失的原因，主要是财产私有化制度、劳动异化以及生产关系和生活交往关系的异化使人变得不自由，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首先，私有财产束缚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本来应该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自然界。但是，现在人的无机的身体被剥夺了，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以至于生活资料也被剥夺了，只能间接地通过工资得到生活资料。这些被剥夺了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这些少部分人便可以通过私有财产来支配广大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得到工作才能维持肉体的生存。其次，劳动的异化使人变得不自由。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劳动应该是生活本身，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由于异化，工人的劳动变成了自我牺牲，变成了动物式的活动。如此，异化使工人丧失了他作为人的自由权利。再次，人被异化了的社会交往关系束缚导致不自由。由于异化，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平等、不自由的，人不能自由、全面地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和才能。在生产领域，工人受到劳资关系的束缚；在生活领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利益的驱使，人和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建立不是自觉的、平等的，而是受到资本和异化关系的束缚和制约，因此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不能成为彼此对象化的体现。

三、自由的实现：扬弃私有财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一） 扬弃私有财产制度、消除异化

一是扬弃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绝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辩证地看待。“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75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为社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无所谓私有财产的扬弃了，真正的自由正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所以对私有财产要进行扬弃，即抛弃其私有制形式，保留其物质财富，把私有变成公有，但这绝不是人人平均占有一切的平均主义，而是消除这种“占有”的形式和观念。那么如何消灭私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革命并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想，其根据就蕴含在现实生活的运动当中，革命的条件和基础正是在私有财产的不断运动变化中慢慢得以展开。私有财产是实现自由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激发了人的创造性和潜能，但同时私有财产又阻碍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私有财产的扬弃意味着生产资料不再只是少数人占有，而是社会公有。

二是消除异化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但劳动的异化使劳动丧失了它的本质属性，因此自由的实现必然要消除异化劳动，使劳动回归人自身。私有制形式的瓦解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为异化劳动的消除提供了前提。因为工人拥有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是异化劳动消除的前提条件，异化劳动的消除就意味着工人不用再为资本家劳动，劳动重新属于自己，其劳动产品也就重新属于自己，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其产品是这种劳动的对象化。消除异化劳动也即消除强制性的分工，因为强制性的分工是异化劳动的一种表现，这种强制性的分工使人变得像机器一样，变得片面化、抽象化，严重束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当消除了强制劳动和分工，人才能支配自身，才能充分、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力量和才能。

三是消除人的异化的交往关系。人对自由的追求与实现是全面的自由，不仅需要劳动的自由，也必然要求交往关系以及心理、精神层面的自由，这样人才能全面彰显自己的本质，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私有财产的扬弃和异化劳动的消除为生活交往领域异化的消除提供了条件，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再受到利益的驱使和资本的束缚，而是变得真正符合自身的意志。“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2]142我与他人的交往完全是出自于完善自身需要的平等的交往，人和人之间达到一种自由、平等的关系。

（二） 建立共产主义是实现自由的必然选择

一是自由的实现必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工人的不自由状态归根结底是由于失去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导致的，人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下是谈不上自由的。马克思所要实现的自由不只是意识、思想领域的自由，更是现实生活中、感性世界中的自由。要实现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最重要的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是人实现自由的基础性条件。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人们带来了物质资料的丰富，同时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实现程度、人的本质力量发挥的体现，自由的实现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3]马克思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实现自由的基础性前提条件。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由于其深刻的私有制烙印而无法成为人们实现真正自由的直接砝码，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才会拥有自己实现的物质基础，而这样的前景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指出，通过共产主义实现的人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78

二是自由的实现是追求一种集体自由。马克思是在社会关系中阐述自由的，而且自由也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在集体中才能实现，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自由人。自由应该体现在人的社会关系当中，人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关系。首先，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看，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达到自由、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由、和谐与统一。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2]79其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个体是社会存在物”，[2]80个人自由要依赖于和他人的交往、关系才能实现。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活动是自身生命的一种表现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因此，真正的自由只能是集体的自由。

三是自由的实现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关于自由的问题就不会终结。马克思认为，扬弃了私有财产、消除了异化劳动之后也并不是就达到了自由的终点，自由是没有终结点的。达到共产主义只是追求自由的一个新的起点，真正的自由是生成性的自由。首先，从实现自由的内在条件来看，自由的实现要受到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限制。[4]虽然通过共产主义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社会生产力并不是就止步不前了，同样自由也并不是就达到了顶点。其次，从实现自由的内涵来看，自由的实现中“实现”有两层含义，一是生成，即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生成；二是完成，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不断摆脱各种束缚不断生成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具有音乐感的耳朵再好听的音乐对他来说也不是对象，而音乐感是不断养成的。所以，自由的实现和人的本质力量、创造性才能的发挥是一致的，是一个不断生成性的过程。

四是自由的实现是有限的、相对的。正因为自由是一种生成性的过程，所以自由是有限的、相对的。客观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人们对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而自由是在把握运用“必然”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方面，人作为主体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的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自由是不断发展的、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从自由的有限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由绝不是完全不受外界以及自我约束的任意妄为，这样的自由只能是抽象的，只会使自己沦为欲望的奴隶，甚至导致他人的不自由。我们所追求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合理规定自己行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