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延安文艺观中的审美共同体思想

段建军

(西北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27)

提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讲话文献，始终围绕着联合、结合、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感共谋形成一条心，组成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改变民族命运，重建民族未来。在这个同感共谋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中，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与人民群众接触结盟，交心交友，让自己的思想感情人民大众化；另一方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启蒙人民思想觉悟，团结人民共同为民族未来奋斗。为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号召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消除隔阂，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为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培养人民审美品位，毛泽东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通过创作与欣赏环节，把个体的命运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通过与人民同感共谋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进一步强化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毛泽东提出的与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的思想，揭示了文艺活动中生产-消费的一般规律，既解决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欣赏所出现的问题，又指明了之后文艺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一理论被中外文学实践证明具有普适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站在建设一支文化军队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角度，针对文艺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今天我们重读这些重要文献，依然能够从中发现诸多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观点，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首先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人民在生活中同甘共苦，结成情感共同体，要求文艺工作者关心民族命运，为了民族的解放，与人民构建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于文艺工作者站位人民立场，表达人民思想愿望，关心民族命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次毛泽东提出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同感同谋，用人民喜欢的语言形式，塑造人民的主人公形象，在艺术舞台上展示人民的智慧风貌和创造力量，在与人民共建共享的审美共同体中，赢得人民的欣赏和赞赏。对于发挥艺术功能，陶冶人民情操，提高人民审美品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艺术界要建立统一战线

毛泽东延安时期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讲话中最常用的关键词，就是文艺界的“团结”，文艺作品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艺对人民群众进行“联合”，把人民组成一个“统一战线”，组成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建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文化军队。他强调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联合工、农、商、学、兵，以工、农、商、学、兵为主体，用艺术的情感粘合力，把所有爱国人士团结在一起，让大家团结成“一条心”，即反抗侵略心、保卫家园心，让大家为民族的尊严和人民的解放而结盟，以共同体的方式同担民族危难、共谋民族解放。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1]121。不论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艺术至上主义派，都应当“团结”成为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把民族命运放第一位，把写作立场放在第二位，民族命运应当统摄写作立场，写作立场应当服从民族命运。虽然，每一派艺术家平时都有自己的写作立场，不同的写作立场之间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在民族危难之时，各派艺术家应该存大同而搁置小异，在统一战线即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之下联合起来，建立一支爱国的文化大军，用文艺凝聚人心，呼吁人民团结一心，保卫家园，重建家园。

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和优良传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是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最早的觉悟者，他们自觉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是民族命运共同体最早的觉悟者。他们凭借自身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优势，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员，利用自己的知识特长，唤起民众的爱国心、抗日情。

冼星海就是一个代表，他自觉把个体与民族甚至人类的命运融合在一起，让自己作为民族甚至人类民运共同体的一分子而存在，为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应当以工作为前提，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要把一些自己所能做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我们是渺小的，一切伟大的事业不是依靠个人成就，而是集合全体的力量而成功。个人的光荣和成功是暂时的，是虚伪的。真正的成功和光荣是全人类的。”[2]知识分子宏大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示。毛泽东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3]728组织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缺少文化的支撑，就难以获得成功。他认为，抗战以来我们吸收了大批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提升了民众运动知识水平，增强了统一战线的文化力量，是一件好事。他批评一些干部心胸狭窄，排斥知识分子，不愿意吸收他们入党。不懂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不善于在革命中发挥文化知识的能量，不懂得我们的敌人正在拼命地与我们争夺知识分子，甚至收买和麻醉知识分子与我们为敌。因此，革命队伍必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壮大自己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力量，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尤其是让知识分子提升工农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在与工农干部的接触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身变成工农的一份子，增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力量。发展进步势力，壮大革命力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争取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吸收进革命队伍之中，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他们的文化力量。在《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一文中，毛泽东对十年内战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如果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结合而非隔绝，如果重视而非轻视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也许会更好。

吸收知识分子提升统一战线的文化水平，增强革命胜利的文化力量。延安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革命队伍中吸收知识分子，给无产阶级闹翻身，劳苦大众求解放，注入了文化知识的力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一切阶级的革命将因为缺少文化而失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盲目的军队，为了减少军队的盲目性，增强军队的自觉性，所有的军队都要吸收知识分子做参谋。《三国演义》中的魏、蜀、吴三个国家，都请知识分子做军师；《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也请公孙胜、吴用、萧让来出谋划策。我们欢迎文化人、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发挥他们的文化特长，帮助我们完成革命大业。文化知识能给革命队伍注入力量，能让人生提高质量。文化知识使人的活动变得自由自觉，赋予人生更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革命队伍需要文化人，革命事业需要文化力量。

人民群众是“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能从人民身上获得生存的智慧，创造的活力。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问题，吸收人民群众参加了，一切都好说；拒绝人民加入了，一切都无从谈起。统一战线依靠组织群众而获得力量，依靠密切联系群众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组织群众参与，统一战线即使遇到危险，最终也能因为汲取了群众的智慧与力量而取得胜利；拒绝群众参与，统一战线必将因为失去群众的支持与帮助而走向崩溃。我们的路线和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4]305。在任何情况下，革命队伍想要永葆青春活力，就必须与人民群众同感共谋，情相依，心相印。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把占总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发动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反帝反封建的大军去进行革命运动，会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吓得哇哇大叫，甚至跪地求饶。如果放弃这五分之四的革命力量，单靠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无产阶级就变成了“无兵司令”。没有兵的司令就是一个空架子，势单力薄，既无力威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无力吸引小资产阶级。要革命就要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当下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组织农民进行革命，革命就有力量，就会取得胜利。忘记了农民，忽视农民力量，革命就会失败。革命需要理论，更需要实力，不懂得充实自己实力的理论家，只能是一个脱离革命实践的口头理论家，即使读再多的马列著作也没有用，不能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农民是革命队伍的兵源，放弃了农民也就断绝了兵源，没有兵的空头理论是苍白无力的，帝国主义不会被空头理论打倒，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能用空头理论建立。

毛泽东特别强调，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与人民建立情感共同体，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过程中与群众建立命运共同体。把自己的情感与人民的情感沟通起来，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在民族情感和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提升群众的知识水平、文化觉悟，把自己所掌握的文化，变成革命的有力武器，在统一战线中充分发挥其力量和作用，让革命文化变成群众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用文化组织群众的革命力量，建构民族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全民族共同进行的革命运动才有力量，前途才会一片光明。在1939年5月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毛泽东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对全国工农大众进行启蒙宣传，组织动员。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同感共谋、命运与共，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有了这支庞大有力的军队，就能攻破敌人的一切坚固阵地和最后堡垒。知识分子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结合，不能和工农群众建构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或者抵触、反对与大众结成忧乐同感、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就是成心要当“无兵司令”，想单枪匹马与敌人作战，结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知识分子不仅参加革命会失败，就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二、与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

文艺通过关心人的生存发展、呵护人的命运沉浮、激发读者的同情心、引导读者的共谋心发挥作用。在阶层分化的社会里，文艺作品以某个阶层的人物为原型，展开矛盾冲突，推进情节的发展，完成人物命运起伏的过程。文艺作品的主人公首先是特定阶层中的这一个，他代表这个阶层受难，为这个阶层奋斗，实现这个阶层的人生价值。作品从特定阶层出发，首先与这个阶层的人对话，让这个阶层的人在对话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进而寻找与整个人类对话的交汇点，最终又回到这个特殊的阶层中。特定阶层的世道人心就是这个作家这部作品的根据地和立足点，这个根据地和立足点，滋养作家的生命精神，赋予作家观察世界、审视人生的审美视觉，奠定作品与读者对话的基础。作家从特定的根据地、立足点出发，书写他所喜欢的生活，描绘他所认同的人生，建构他理想中的审美共同体。或者用他理想的人生观，去揭露他所讨厌的生活，批判他所憎恶的人生。作家的这个根据地这个立足点，就是他文学的故乡，他的审美之帆从此起航，驶向诗意交往的远方。

毛泽东的文艺观，就是人民文艺观，就是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构建审美共同体的文艺观。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呵护人民文艺的政策”[1]409。

在《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让双方在生活中相互结合建构一个情感共同体，在工作中相互帮助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最后通过文艺作品形成一个审美共同体。毛泽东这里讲的结合就是结盟，为了实现结盟，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接触、结合，同时要求工农兵与文艺工作者接触、结合。只有双方相向而行，了解对方，认识对方，愿意和对方做朋友，双方才能情感相通、命运与共。才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结合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统一战线，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文艺工作者才愿意为人民创作，接受人民的批评，人民群众才愿意欣赏和赞赏文艺工作者的作品。

结合的目的就是壮大人民队伍，凝聚人民精神意志，构建一个以民族情感、民族命运为基础的审美共同体，一心一意谋求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团结起来，构建一个同心同德的共同体，形成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让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4]848。民族命运共同体是建构文艺审美共同体的基础，文艺审美共同体又赋予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力量，促进民族获得独立，人民当家做主。

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搞清楚“人民主体”的本质，研究这个主体的情感和愿望，分析这个主体的要求和理想，用自己手中的笔塑造这个主体的形象。然后，艺术地对这个主体进行启蒙教育，对这个主体进行团结组织，唤醒他们身上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是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建设的主要力量，所以也是文艺工作者结合的主要对象，是文艺作品启蒙教育和团结组织的主要对象。作家只有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观察世界、认识人生，用工农兵所喜欢的语言方式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塑造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英雄形象。认同人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追求理想人生的愿景，作品才有团结人民群众的基础，教育人民群众的本钱。文艺工作者想用作品团结人民群众，自己的作品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文艺工作者想要人民群众认同自己的作品，就要用人民群众喜欢的方式在作品中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让人民群众在阅读中看到他自己，在欣赏中认识他自己，并且在阅读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自己被关怀的温暖。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认可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才愿意用自己的心灵接纳文艺工作者所塑造的形象，文艺工作者所播撒的审美种子，才能在人民生活中开花结果。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从亭子间走出来的作家艺术家，想要在人民生活中发挥作用，必须研究自己所处的环境，分析自己所要服务的对象，在生活中下一番对象化——工农化的功夫。让自己在生活中脱胎换骨，变成工农中的一分子，与工农同感，与工农同谋。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工农化的过程，才能写出适应新环境，服务新对象的生活故事，才会赢得新的读者——人民群众的欣赏甚至赞赏，才会与人民群众精神同契，与人民群众构建成为情相依心相印，同感共谋的审美共同体。

与人民群众“结合”或者“结盟”，就要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情感相通、命运与共，把自己转化成为人民的一员，成为人民共同体的一分子。只有成为人民共同体的一分子，才能感同身受人民的需要，才会深切体认人民的情感、愿望；才能认同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认同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推动力，在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决定力量；认同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建设者，同时也应该是历史成果的享受者。也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坚持做符合人民利益的事，避免做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才能在文艺作品中汲取人民生活的乳汁，养育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展示当代人的生存智慧，飞扬人民的审美理想。作品才能源于人民生活又升华了人民生活，再回到人民之中，温暖人民的心灵，激发人民生活的勇气，唤醒人民身上改天换地的力量。激发人民为实现自己个体和民族的尊严，万众一心的团结起来。教育人民群众丢弃小农意识，养成远大志向。

文艺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要与根据地的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根据地的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只有了解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才可能通过他们了解更广大范围的人民群众，只有和根据地人民情相近了，才可能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情相近，只有和根据地人民的命运相连了，才能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命运相连。根据地的人民是养育延安文艺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的母亲。离开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文艺工作者就将成为流寇，文艺作品就会成为浮萍。“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到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为实际服务。”[5]150文艺要为根据地的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在生活上要与根据地人民大众同感，在人生追求方面与根据地人民大众同谋。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生活中扎根，与扎根其中的人民群众心连心，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样的亲人和朋友。真正把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之中，感人民群众之所感，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把人民群众的人生体验化成自己的人生体验，进行艺术升华，变成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故事，展示人民的生存智慧，传播人民的创造精神，让世界了解根据地，让人民认识自己。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才会认同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及其理想，才会写出人民群众喜欢的接地气的作品，才会与人民群众形成一种相互感通，相互呼应的关系。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自我中心，两耳不闻窗外事，既不知人民的疾苦，又不知民族的命运，就只能写一点自言自语的东西。他的作品不关心人民感受，人民也不理会他作品的成色。艺术创作与欣赏之间是一种互惠关系，文艺工作者用作品关心人民，人民就用欣赏呼应他的创作。

因此，毛泽东呼吁，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群众生活中去，到火热斗争的现场中去，观察人民的生活，分析人民斗争形势，体验人民的情感起伏，研究人民的命运变化，在人民生活的现场摄取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把这种鲜活的素材进行审美加工和艺术化的表现，就能展示出人民现实生存及革命斗争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唤起他们巨大的审美需要。文艺工作者从生活出发所进行的创作，不仅创造出了有益社会的文学作品，而且创造出了人民巨大的审美需要，为今后进一步的文艺创作生产出巨大的动力。如果文艺工作者把自己与生活隔绝，他的创作既缺乏生活素材，又缺乏阅读分享的对象，因此也就失去了市场，就只能做一个空头的文学艺术家。空头的文学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空缺人民生活，人民在阅读欣赏活动中也空缺他们的所谓作品，把他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的空想艺术家。

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结合，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结合的对象，不能无的放矢。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因此，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工农兵及其干部的现实人生，熟悉他们的情感愿望。尤其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长期与工农兵隔绝，对他们的生活不熟悉，不懂工农兵喜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有怎样的情感体验，追求什么理想。来到延安以后，虽然与农民毗邻而居，却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以大艺术家自居，认为自己满腹经纶，农民除了身上的虱子，一无所有。他们写文章就喜欢写城市味的作品，把亭子间的生活当成自己的根据地，当作文学的故乡，把那里发生的故事拿来与工农分享。由于作品的格调与人民群众的欣赏趣味相差甚远，工农读者对这种作品不认同不喜欢。这种文艺工作者写作时缺乏对象意识，不看自己的工作对象，把自己关在家中自言自语，到头来只能落个自娱自乐。毛泽东举例说，延安城墙贴着这样一幅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内容蛮好，形式却相当出格，把工人的“工”字第二笔没有写成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在“人”字的右边加了三撇。在抗战时期文化普及率很低的延安墙壁上写这样的字，只图写字者的快乐，不管老百姓能否看懂，这就是无的放矢，瞎子点灯白费油，不会产生任何宣传效果。文艺工作者写作品、做宣传，一定要看对象，要搞清楚自己的文章给什么人看，跟谁对话，与谁分享，无视对话分享对象的写作就等于瞎写，就是下决心要瞎折腾、白忙活。

写作是一种心灵的对话，诗意的分享，作家发出对话分享邀请，不可能所有的读者都参与进来。读者的阅读趣味就如同人们吃饭一样，讲究口味相投。吃面的人一般不会去光顾炒菜馆，吃炒菜的人一般也不会光顾面馆子。不去只因为不对胃口，跟厨艺、营养没有关系。你到吃面的群体中开炒菜馆，生意肯定惨淡；在吃炒菜的群体中开面馆，生意也红火不了。开馆子不能盲目，写作也不能自以为是。写作者认为有意思的作品，人民群众未必认为有意思。脱离人民群众实际的作品，人民群众既缺乏阅读的意思，又不可能深究它的意思。作品没人阅读，也就不会发挥任何实际功用，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如果文艺工作者想与人民群众结合，就要和人民群众做知心朋友；想通过作品与人民群众构建审美共同体，就要在生活中与人民建构情感共同体，在工作中与人民建构命运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感受到了人民的苦和乐，就能在作品中写出人民群众的爱和怕、痛与快。如果文艺工作者想用作品和人民群众结合，他的思想感情却和人民群众有隔膜，其思想和写作实践就不统一。心中所想和笔下所写相互分裂，作品就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文艺工作者只有与人民同心，才可能与人民同德，只有与人民产生共同的情感体验，才能与人民形成共同的审美趣味。文艺工作者如果真想与人民结合，为人民写作，就要扎根人民生活，与人民群众构建同情感共命运，同甘共苦做朋友，以与人民情感共鸣、命运共通的作品建构审美共同体。

为人民服务就要按照人民的需要服务，团结人民就要找到人民需要的那个点。这个点或者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或者是人民美好的生活愿景，或者是人民的情感愿望，或者是人民焦虑的生存问题或人民憧憬的生活景观。不论焦点在哪里，文艺工作者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找到，只有找到了才能对准这个点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从文艺工作者个人良好的愿望出发；只有找到这个点，按照人民需要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用自己的阅读热情烘热艺术市场。艺术家脱离人民意愿，强行把人民群众不需要或者欣赏不了的作品塞给人民，人民就会用冷淡来回应艺术创作。只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情感愿望，唤起群众的审美积极性，人民群众就会热情回应文艺工作者的召唤。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晚会，演出了秦腔经典剧目《五典坡》二进宫，毛泽东应邀出席观看，他从群众人山人海的观剧热情中，发现了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提高人民觉悟的契机。他对身边的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搽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5]38文艺工作者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正确的审美观念，一方面，满足群众的审美需要，让群众自愿用行动改变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又能实现革命文艺对群众进行审美教育的目的。

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要让人民群众认同，艺术语言必须大众化。人民群众的语言接地气、有人气，生动活泼，切实有力。文艺工作者如果使用这种语言写作，就会让人民群众产生强烈的带入感，让人民群众很自然地进入作品描写的生活世界，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产生共鸣，看到作品的主人公就像看到自己现实中的朋友和亲人，就会和他们忧乐与共。作品如果使用大量“学生腔”“翻译腔”的语言，让人读起来感到别扭，看起来觉得面目可憎，人民群众就会对作品产生隔膜感，没有心情去观看这个“别人”的世界，也没有心情去体验这种“别人”的人生。人民群众只想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世界，观照自己的人生。文艺工作者想和人民群众结成审美同盟，一定要在语言上下功夫。语言是双方交流分享的媒介，作家只有从人民群众那里学到他们熟悉的语言，掌握人民群众自己喜欢的修辞，然后，对其进行审美的加工改造，再用这种活色生香的语言讲述人民的生活故事，与人民群众分享其所创构的审美人生，人民群众才会产生亲切感，产生交流分享的愿望，才会发自内心地认同作品，欣赏甚至赞赏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生活的时候，既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转化成自己的思情感情，把人民群众表现感情的素朴语言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语言，用饱蘸着人民群众感情的语言与人民群众分享人生追求，与人民群众构建审美共同体，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诚呼应。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反映了他对这种语言的一种感情态度。作家最喜欢的语言，一般都是他觉得最具有表现力，最适合交流思想感情的语言。因为写作既是一种自我表达，又是一种相互分享。作为一种自我表达，它需要作家感觉准确生动；作为一种相互分享，他需要读者感到像听到乡音一样自然亲切。

从任何写作都是为他人写作，即为对话分享者写作的角度来说，作者使用对话分享者熟悉和喜欢的语言，拉近读写双方的距离显然更加重要。用人民群众的语言讲人民群众的生活故事，人民群众就会产生听自家人拉家常的亲切感，就会很自然地被这种言语带入作品所讲述的生活世界之中，对作品中的生活产生认同，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如果文艺工作者置身人民群众之中，但是，他的心未入、情未入人民生活之中，思想感情还没有完成对象化，还与人民群众隔着一层，就会觉得人民的语言土气，不能登大雅之堂，不愿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写作和交流，而要用自认为高雅的语言给人民群众讲故事，净化文艺作品中的泥土气息，增加作品的所谓艺术气息。他作品的主人公虽是人民群众，说的却是文绉绉的话，跟主人公的身份不搭。人民群众看这种作品，感觉特别怪异和别扭，很难产生与之进行对话分享的欲求，作家用文字与读者构建审美共同体的愿望只能落空。

文学是用语言表达情感的，你想和人民群众交流分享自己体验的情感，却不懂人民群众熟悉和喜欢的语言，等于没有找到进行交流分享的媒介；你用自己熟悉和喜欢，人民群众却陌生和隔膜的语言与人民群众交流分享，人民群众就会认为你是一个自恋者，把你晾在一边，不会和你产生共鸣。如果你觉得人民群众的语言太土，没有艺术性，不愿意去学习大众语言，最好放下你写作的笔。如果你既不愿意熟悉大众语言，又不甘寂寞，还要扎个艺术启蒙者的姿势，用自认为的艺术语言去给人民群众进行艺术教育，你在人民群众面前把你的姿势扎得越老到，越像个非凡的艺术启蒙者，越要出卖与人民群众不同的那一套艺术，人民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不读你的作品。你要人民群众欣赏你的作品，就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做到感情相近相通。用接地气的人民群众语言讲人民群众的生活故事，让人民群众听着亲切，感觉自然。语言亲切了，感情也就拉近了，作品自然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毛泽东强调的语言大众化，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语言革命，就文化层面而言，延安时期的语言革命，从根本上提升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地位，让它登上了意识形态的大雅之堂，受到了主流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高度重视。就艺术创作而言，语言大众化促进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结合，与人民建构情感共同体，进而促进文艺与人民同感共振，构建审美共同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开创了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共同体的先河。

三、延安时期构建文艺共同体的经验

文艺创作自古以来就是争取人心，联络人心，与人结盟，构建以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基底的审美共同体的活动。它呼吁不同的人感受同一种情感，关心同一种命运，分享同一种人生思考，谋划同一种人生理想，构建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目的是把有差异的不同个体联合起来，结成精神同盟。它是对结盟对象发出的对话分享吁请，他热切地等待着对象对其回应。欣赏活动是对创作的一种呼应，是与创作进行的一种审美对话与分享，是通过对话分享与创作结盟的一种实际行动，是进入同心同德的文艺家族，与家族中其他成员同感共谋，共建精神家园，共享审美乐趣的审美实践。

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有一颗与天地自然及社会人生的认同心，他所建构的是一个自己向往的世界，他所逃离的是一个自己厌恶的世界。文艺创作走的是一条情感路线，凡是作者喜欢的他通过作品在情感上认同之，凡是作者厌恶的就在情感上排斥之。他通过艺术语言把世界和我们人类的心灵关联起来，他运用比喻让人心与外在的事物、人物相认同。作者认同或厌恶的天地自然和世界人生，既和自己爱与怕的情感相关联，又和自己打算与其对话分享的对象相关。一个只按个人喜好写作，不管不顾交流分享对象感受的艺术家，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因为他不看对象，无的放矢，自以为是，不在意对话分享对象，也就失去了对话分享对象。他的作品除了自娱自乐之外，既不与读者的情感关联，又不与观众的命运关联，没有人与他建构共同体，他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好作家都知道社会运行的规则，人心活动的轨迹，总是针对特定人们的心灵进行写作，与特定的心灵进行对话分享。他通过走特定人群的心，对他们发挥熏染催化作用。他对需要文学启蒙的读者用普及性作品进行熏染教育，对需要提高的读者用先锋性作品进行对话分享。他的作品针对特定对象进行写作，所以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能够凝聚人心，说服人心。这样的写作才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才能与读者敞开心扉进行对话分享，才能激活读者与作者进行对话分享的欲望，才能引导读者通过对话分享活动与作者构建一个审美共同体的要求。总之，文艺工作者这种有的放矢的创作不仅创作出了能产生社会效果的作品，更创作出了读者对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创作的需要。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审美共同体理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第一，延安文艺所建构的审美共同体，是与人民群众结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审美共同体。文艺工作者塑造人民形象，表现人民生活，邀请人民分享，接受人民批评。这个共同体以人民的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基础，又通过审美的方式增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之间情感的共鸣，增强文艺工作者与人民之间命运的共通。它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用生命体验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艺术地把握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民性，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表现人民的智慧风貌，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为实现人民的审美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始终强调文艺要反映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情感，满足人民的艺术需要，按照人民的需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反对个人主义，主张以人民为中心建构审美共同体。人民是社会中的大多数，是革命运动的主力军，是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人类思想认识的每一次突破，都渗透着人民的生存智慧，新生事物的每一次产生都凝聚着人民的创造才华。人民用双手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用智慧创造了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用实践培育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塑造人民形象，传达人民心声，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同感共谋的基础；接受人民批评，实现人民理想，是文艺发展繁荣的前提。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心中装着人民，把为人民写作，让人民满意，作为自己文艺创作的座右铭。“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唯一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6]人民的生活实践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人民的阅读欣赏为文艺工作者建立了不朽的纪念丰碑。一切文艺工作者必须懂得，人民需要艺术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艺术更需要人民的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审美价值。因此，文艺工作者只有与人民构建同甘共苦的情感共同体、肝胆相照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写出能引起人民的情感共鸣的作品，才能真正做到用作品为人民服务，使作品受到人民欣赏、在人民中传诵。

第二，文艺要与人民结盟，构建审美共同体，作家一定要扎根人民生活，把自己扎根的地方作为自己文学的故乡，作为展开自己文学翅膀的据点。这个故乡和据点既是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根据地，又是他作品获得欣赏的根据地。作家的根一旦扎在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之中，在根据地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和生动鲜活的创新实践中获取题材，让根据地人民源源不断的欣赏需要滋养他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作家一旦在人们生活中建立了创作根据地，就会与根据地人民缔结生活同盟、情感同盟，构建起命运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就会与根据地人民一起在人生探索和审美探索中学习，与根据地的人民一起在生活创造和审美创造中成长。列宁说得好，“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热爱。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它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7]。艺术只有植根人民，才能与人民情感相通，命运与共，才能获得人民的热爱，才能在群众中唤起艺术家，才能在群众中激发出分享艺术的需要，才能催生出进一步创造艺术的动力。

艺术要与根据地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文艺工作者就要在思想感情上与根据地的人民打成一片。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想要获得人民群众的欣赏甚至赞赏，实现作品的启蒙价值和审美价值，就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打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不进行这种改造，不贴近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就不知道人民群众的爱与怕，不知道人民群众的审美愿望，作品就难以和人民群众产生同感共谋，因此不可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欣赏和赞赏。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根据地，同时也是其作品阅读欣赏产生影响的根据地，更是他由此出发影响全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要了解人民的审美喜好与愿望，首先必须了解根据地人民的审美喜好和愿望。文艺工作者要和广大人民建构审美共同体，首先要从根据地人民的喜好与愿望出发与根据地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进而扩展这一共同体，实现自己团结人民的目的。“剧作家马健翎创作的方言剧《国魂》，在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毛主席也来观看了，热烈激昂的观众情绪，也感染了他。演出后接见剧组时，他对马健翎说：‘你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大了。’出生于湘江的毛泽东，来到陕北这块土地上，没有让人组建一个花鼓剧团，这种从实际出发，从民众出发的思考与实践，从一个侧面讲，恐怕也是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之所以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5]42毛泽东倡导的从根据地人民的审美需要出发，与根据地人民建构审美共同体的思想，指导作家不要失去创作根据地，避免变成一个创作的“流寇”，在这里的生活中抓一点，那里的生活中取一点，因而，没有深刻的体验，不能与对象形成刻骨铭心的对话分享关系，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艺工作者只有在一处深扎根，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在根据地人民的生活中形成他爱和怕的人生情结，产生他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与根据地人民建构起苦乐相通的情感共同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会产生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才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审美共同体。作品一定要生长在特定现实的根基中，它所表现的爱和怕、痛与快，才会具体生动，才具有现实的感染力，才能与人民构建出有强烈呼应关系的审美共同体。

艺术与根据地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汲取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丰富营养，充分利用根据地人民创作的精神资源，就能对历史形成回响，对当下产生影响。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有段经典论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土地变成芬芳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8]与根据地的人民进行情感结盟，让文艺工作者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也获得了与人民对话分享的语言和技巧，让他的作品增添了与人民对话分享的丰厚资本，更给他的作品增添了进一步与广大的世界对话的资本。这一点既在柳青及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创作中得到了验证，又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中得到了证明。换句话说，柳青的创作之所以在当代获得巨大成功，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在世界文坛引起“地震”，最关键的就在于他们都把文学的根深扎在自己生存的特定母土中，以母土为根据地，汲取文学与人生营养，然后带着母土的气息、母土的智慧风貌讲述母土的故事，让母土的读者感到亲切，让其他地方的读者感到新鲜。

审美共同体是作家和作家、作家和读者、读者和读者在一个审美交汇点上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成员之间是差异共存关系，大家既经历着共同的命运，又体验着不同的人生，因此，才构成了对话分享关系。审美共同体是对话分享共同体，一切真正的对话都是差异对话，一切的分享都是对生命互补色的分享。如果双方或多方没有差异，就会失去对话的动力，失去分享的必要，失去了丰富各自心胸、扩展各自眼界的意义。对话分享的双方或多方，通过对话分享，舍弃了自身不能被他人承认或不利于对话分享的东西，吸收和分享了他人身上有利于对话分享，有利于自身成长的东西。对话过程既是坚持底线的过程，又是包容对方分歧点的过程，更是分享对方有价值的思想情感，让自己成长的过程。革命文艺与读者对话分享的过程，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互联合、取长补短的过程。

毛泽东要求工农兵欢迎文艺工作者，包容他们身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而在文艺工作者，则要接触工农兵，包容他们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在彼此相互包容的基础上构建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这是一个开放的联合体，向一切有共同爱与怕的人开放，要与所有拥有共同痛与快的人结盟，通过同感共谋，共建审美世界，共享审美诗意。只有这种审美共同体才能立足根据地，向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发出对话邀请，呼吁同感共谋者共同构建一个诗意的世界，共享一种审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