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述评

李茜

【摘要】 本文对类词缀的研究历程进行了梳理，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将类词缀的研究分为萌芽阶段、发展阶段以及逐渐成熟阶段，总结各阶段研究的进展及方向，发现研究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类词缀的界定及范围上，可归因于主观性、所处时代以及判定标准的不同。认为现阶段类词缀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类词缀的个案研究、类词缀的历时与共时研究、类词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等问题仍需深入。

【关键词】 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119-04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特殊的成分，它们既不同于典型词缀，又不完全具有词根的特点，而是类似于词缀，但又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实语素意义，学者们称这种成分为“类词缀”。近些年类词缀的大量产生，促使人们关注到这一新的语言现象。

事实上，类词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十年代，其研究历程与词缀的研究紧密相关，学者们在研究词缀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类词缀”这一特殊的语言成分，在词缀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对类词缀展开深入探究，纵观这一探究过程，可以把对类词缀的研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逐渐成熟阶段。

一、萌芽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汉语中“词缀”的概念来源于西方语言学，但是与西方语言中的“词缀”有所不同，汉语是孤立语，缺少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曲折变化。追溯汉语“词缀”的源头，大概可在《马氏文通》中找到一些痕迹，书中借鉴了西方语言学中的“前加”“后附”这样的术语。黎锦熙在《词类连书条例》中将复字名词分类时分出了“带语尾的”一类，可以看出黎锦熙已经注意到了词缀的特殊性[1]。

瞿秋白（1931）提出“新式的字头和字尾”，他当时称“资本家”里的“家”，“民权主义”里的“主义”为“新式的字尾”，称“非资本主义”里的“非”为“新式的字头”[2]。这里的“字头”“字尾”可以看作是对类词缀最初的发现。陈望道（1938）发现了汉语词缀逐渐增多的现象，并认为“中国语似乎有语尾增多的倾向”[3]。吕叔湘（1942）和王力（1945）也根据附加成分的位置、与附加成分结合的成分以及附加成分的语法性质对词缀以及类词缀做了最初的探讨。

高名凯（1948）提出了“准后加成分”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类词缀的雏形，“准后加成分”可看作我们后来所说的类后缀。陆志韦（1957）提到“后置成分”和“前置成分”，还提到“还有好些类乎后置成分的东西”[4]，但是这些成分应该叫作什么陆志韦并未做出过多的说明。丁声树（1961）指出汉语中类似词头的附加成分和类似词尾的附加成分数量上有差别，类似词头的如“第、老、打、自、相、反”，类似词尾的如名词尾“儿、头、子、者、家、们、性”，动词尾“化、于、得”，可以附在动词后面的“了、着”，以及附加范围很广的“的” [5]。1962年吕叔湘在《说“自由”与“粘着”》一文中再次提出“有点像词尾的成分”，并且列舉出了“人、负、家、界”等例子。

这一时期，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构词附加成分的存在，并且肯定了它们存在的意义，也试图对这种特殊的语言成分进行结构功能和性质上的描写，但是由于时代限制对这一特殊的语言成分的探究仅仅停留在表层，只是发现现象并根据特殊的构词位置进行粗略的分类概括。学者们在描写词缀的同时，对类词缀也有一些模糊的发现，但是并未对此区别进行明确的探讨。

二、发展阶段：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

20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们进行词缀探究的同时，逐渐认识到类词缀的存在，在吕叔湘（1979）提出“类前缀”“类后缀”的概念之后，学者们重新对这种类似于词缀的附加成分进行探究，出现了很多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类词缀的术语讨论

对类词缀术语的确定，学者们各执一词。吕叔湘（1979）把“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的成分根据构词位置分为“类前缀、类后缀”，并且列举了“可、好、难”等18个类前缀和“人、民、员”等23个类后缀。“类前缀”和“类后缀”术语的确定比较经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赵元任（1979）把词缀分为“严格意义上的词缀”“新兴词缀”和“复合词中结合面宽的词缀”[6]，这实际上是根据语素的虚化程度以及结构功能进行分类，从赵元任的分类也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已经开始逐渐注意到词缀和类词缀的不同，根据构词能力强弱以及语义虚化程度做出区分，并试图把它们分开讨论。任学良（1981）提出“词头、词尾”，还提到很多处在词和词头之间状态的词，它们既不是十足的词，也不是十足的形态标志，但是在向词头发展，任学良把它们归入到“准词头”的范围[7]。对于词尾，任学良还归纳了一些“指人词尾”：汉、头、夫、家、手、师、子等。任学良还列举出大量的词头词尾，并对这些词头词尾进行历时与共时的考察，试图说明每一个词头词尾常用用法的出处。任学良的研究比较具体深入，开始从历时和共时结合的角度对词缀的发展变化进行考察。郭良夫（1985）提出了“新兴的前缀”和“新兴的后缀”，并认为它们是复合词里的实语素，但是它们“在语义上日趋虚化，只有标志词的语法功能了”。徐枢（1990）在《语素》中对类语缀的论述继承了吕叔湘的思想，认为类语缀是汉语中有一类不那么“地道”的语缀，它们既不能成词，位置又相当固定。祝鸿杰（1991）肯定了前期高名凯、赵元任、吕叔湘等对词缀的分类，指出当时一些现代汉语教材中词缀的划分混乱的现象，主要体现在词缀名称异说纷呈、词缀数目多寡不一，针对这一现象提出自己的分类：将常见的构词附加成分分为典型词缀就叫作“词缀”，另一类叫“类化成分”，或“类词缀”，并对学界尚有争议的“初”和“第”的归属问题、“家”字两用、“儿”与“儿化”、中缀和叠音后缀进行了论述和探讨[8]。陈光磊（1994）把类词缀称作是“准词缀”或“副词缀”，或者说是“预备词缀”[9]，他认为这类语言成分处于转变时期，但是还没有完全完成虚化的词缀。

（二）类词缀的判定分歧

学者们所归纳出的类词缀范围有大有小，词缀和类词缀的具体判定上各家标准有所出入，个别附加成分的判定上，词缀和类词缀判定界限模糊。郭良夫（1983）提出了确定词缀的标准，即语义上的虚化程度和能产程度，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张静（1986）提到现代汉语中有不少稍有实义但正在虚化的词缀[10]。对于同一个附加成分到底划分为词缀还是类词缀，不同学者也表现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化”这个附加成分，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郭良夫《词汇》将它视为“类后缀”“新兴后缀”，而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和洪笃仁《词是什么》等专著中认为它是真正的词缀。王绍新（1992）认为人们对于类词缀的外延和内涵的理解不一致，致使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明确。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学者们对这些附加成分的词汇意义的虚实还未能完全把握，在语义的虚化程度判定上存在主观色彩。对于词缀与类词缀的判定上，学者们尚在摸索之中。

除此之外，学者们对词缀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随着对词缀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学者们也逐渐把二者分开而谈，在类词缀的性质特点上学者们也有了共同的认识：一是类词缀语义上逐渐虚化，但是并未完全虚化，保留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二是类词缀具有黏着性，必须附在实词前后。季恒铨、徐幼军、亓艳萍（1989）指出与词缀相较而言，类词缀保留了原有的实词义，构词能力较强，词语内部结构关系比较松散。陈光磊（1994）认为是一种半实半虚的词素，一般来说，虚要大于实的程度，而且在复合词里的结合面相当宽。除此之外，陈光磊还发现，类词缀构成词绝大多数是体词性的，对此，他从类词缀本身的语义特征来解释：类前缀多半是限制说明事物的，类后缀本身则大都是从名词演化而来的。同时期比较而言，陈光磊对类词缀的探究比较具体，他不仅论述了类词缀的性质特点，还对类词缀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而且归纳了类词缀构成词的词性特点并根据类前缀和类后缀的语义特征做出解释。徐世璇（1999）认为类词缀同典型词缀一样，都是定位的不成词粘着成分，但在语义表征和在构词上，又与典型词缀不同。

（三）类词缀的个案研究

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对个案的探究，集中表现在对“性”和“化”的探讨。郭潮（1982）对语素“化”进行定性描写，分析其构成动词的语法特点。陈汝立（1986）根据构词时 “性”所处的位置，把语素“性”构成的词分为了三种类型，对三类词中“性”所承担的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进行分类说明，重点探讨了“性”作为后缀的来源，认为“性”并非是外来语影响，而是在五四以前就已经萌芽。周刚（1991）按照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语义特征和语法特征把“化”尾动词分为三个次类，对“化”尾动词的词性以及句法功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云汉、峻峡（1994）针对当时学界提出的五条鉴定“X”化词尾名词的标准发表了驳论，认为在判别词性时所立的“鉴定标准”应该是这些词的充足性语法特征，而非一些只能起辅助作用的特征。

这一时期，沈孟璎1986年基于当时的语言使用状况，提出汉语新的词缀化倾向，“虽然仍还存在一定词汇意义，但已经趋于比较抽象、概括的意义……只是‘类词缀’或‘准词缀’，只是一种词缀化的过程。”[11]沈孟璎（1995）再次撰文，进一步论证了汉语新的词缀化的汉民族特性。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类词缀”这一术语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类词缀和研究也逐渐和词缀分离开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对象，并进行类词缀宏观理论的研究，如类词缀的术语名称、界定标准、性质特点等问题。

三、逐渐成熟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

进入21世纪以来，类词缀的研究深入具体层面，不再仅仅局限于类词缀的定义、数量和性质方面，学者们也开始试图对类词缀的形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说明。这一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促进了很多新兴事物的形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词语，同时也伴随着新的类词缀的产生。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全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有关类词缀的研究也自然转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视角上来。学者们开始从语料库、计算机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网络语中新兴类词缀、汉外词缀对比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学者们对类词缀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大幅增长，研究内容也逐渐加深，总体呈现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本体与应用相补充、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共时描写与历时探究相结合的新特点：

第一，微观个例的研究继续深入，学者们根据新的社会现象进行语言学角度的探析，从新兴出现的类词缀着手，对单个类词缀进行语用、语义、语法等各方面的研究。张谊生（2003）认为“零X”词族是在翻译印欧语专门术语的过程中进入汉语的，但是在当代汉语中“零X”词族的结构方式、语义内涵和语用倾向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彭小川、毛哲诗（2006）总结了类词缀“准”的构成结构特点，区分了其中包含的两个语义：类似义和逼近义，并通过“准+N”和“N+了”的形式对比，找到能进入“准+N”的N的语义、认知上的特点。张谊生、许歆媛（2008）对个案类词缀“客”进行具体细微的描写，并以此讨论了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陈昌来、朱艳霞（2010）以流行语中的“X党”作为描写对象，分析其在使用过程中的语义以及其在句子中所承担的句法功能。

除此之外，还对类词缀进行个案间的共时横向对比研究，大多表现在对指人类词缀的探究。宋培杰（2002）从亲属名称的类词缀化角度出发，对亲属称谓名词构成的新词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王春娇（2011）对归纳出的十七个新兴指人类词缀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总结出新兴指人类词缀的特点、演化途径。值得注意的是，王春嬌在文中介绍了语料来源的建设过程。徐艾妮（2012）甄选了42个常见指人类后缀进行分类探究，并对汉语学习者指人类后缀的认知、理解及运用情况进行了考察。王周（2013）对表人类词缀“族”“党”“迷”“控”进行对比研究并探讨了它们生成的原因。杨曼（2013）把指人类词缀语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将英汉词缀作对比分析，提出汉语类词缀的十个基本特点。阚伟（2015）将后缀、类后缀从产生途径和感情色彩两个方面进行分类，并分析了汉语词缀化的理据性。战怡如（2015）对其划分出的35个指人类词缀进行考察，指出指人类词缀产生的主要原因。张盛澜（2018）选出“族”“控”“二代”“奴”“帝”等五个新兴的指人类词缀进行重点考察，归纳出它们的异同。

第二，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开始发展，学者们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了大规模语料库，通过分词技术、频率统计对类词缀进行定量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做到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科学探究。王洪君、富丽（2005）以大规模语料库为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论证了类词缀应该单独作为一类研究的理由，首次提出了类词缀单向高搭配性、结构类型个别化的特点，明确了词缀与类词缀在组合能力与新生类推潜能上的明显区别。曾立英（2008）又再次使用语料库统计的方法进行类词缀的研究，在《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8万词的词库的基础上，统计和分析了类词缀的构词频率，探讨了类词缀的能产性、定位性以及虚化程度，区分了类词缀与部件词，确定了现代汉语的类前缀23个，类后缀53个。尹海良（2006）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进行探究，运用多种基本理论对类词缀全面探究和剖析，划分出50个现代汉语类词缀，从五种角度划分了类词缀的类型，并分析了类词缀的语法化基本特征，最后对汉语类词缀在派生词自动识别及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做了进一步探究。

第三，学者们引入新的研究理论对类词缀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使得类词缀的研究角度多样化，研究内容具体化，主要表现为：

1.从汉、外类词缀的对比角度研究出发，对汉语类词缀的来源进行具体探究，进一步侧重于研究汉语类词缀中的外来类词缀，并且分析了外来类词缀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魏伟（2007）把汉语与英语进行对比分析，对现代汉语外来类词缀的共时使用情况、历时发展演变、与英语原形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广泛使用的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究，是这一时期对外来类词缀比较具体的研究。贾泽林、王继中（2010）对类词缀的形成原因特别是外来词的影响做了具体探讨。赵明（2011）以类比构词为视角考察了类词缀的构词特征，同时对类词缀的来源与形成做了简单归纳，提出类词缀参与构词后存在语义衍化的特征。

2.从历时发展角度探究类词缀的形成过程，用语法化理论对类词缀的语义演变及语法性质进行历时研究。杨梅（2005）《论‘性’缀语法化进程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性”两次复杂的语法化过程。王素珍（2006）以“老”“头”“子”为例探究了汉语词缀和类词缀的语法化过程。唐艳（2006）以典型词缀“老”“自”为例探究了汉语词缀的语法化过程。邵凌力（2012）探究了类词缀的鉴定标准问题，还论述了类词缀的语法化特征，并且认为，高频使用是产生类词缀语法化的必要条件。郎瑞（2012）把模因的传播阶段与类词缀的教学过程结合起来，通过对模因横向和纵向的分析，讨论类词缀成为强势模因的动因和内在生成机制。

刁晏斌（2004）把现代汉语划分为四个阶段，将类词缀的发展变化分为了五种，分别对四个阶段的变化模式做了具体说明。刁晏斌的研究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看待词缀的发展变化，是这一时期研究词缀（类词缀）新的角度。

3.对类词缀的界定、性质特征的讨论也逐渐深入。郭伏良（2001）指出汉语中真正地道的词缀极少，汉语中的类词缀比起词缀来要多一些，其造词能量也大一些。杨锡彭（2004）认为类词缀的性质应该是定位性的不成词语素[12]。李蓓（2004）探究了类词缀的潜、显问题以及新词语的词缀化倾向。曹保平（2004）、张慧娜（2006）、何晓丽（2006）等对类词缀的本质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郄远春（2006）探究了类词缀的判定标准和分类，分析了词缀化倾向的原因，论述了这一语言现象的出现对语言内部结构产生的影响。

随着学者们对类词缀的研究越来越多，类词缀范围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朱亚军、田宇（2000）认为，类词缀这一语言成分的确定是有其研究意义的，词缀和类词缀的区分也是符合汉语语言实际的。在类词缀的界定标准上，采用“从严不从宽”的原则，比如将家划分为三类，分别为“家1（实词素：安家、成家、老家）”“家2（类后缀：专家、作家、科学家）”和“家3（典型后缀：孩子家、老人家、女人家）”。张小平（2003）也支持这一原则，并论证了界定类词缀的三个前提条件，并具体阐述了类词缀应有的特性。

第四，在应用研究方面，学者们立足于本体研究的成果，开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类词缀进行探究，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对留学生在习得过程中词缀、类词缀的偏误情况进行国别化分析研究。张雪（2011）选取了三个人称词汇“家”“者”“员”和7个人称类词缀进行本体探究以及偏误分析，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法对词缀和类词缀进行了具体的教学设计。吴淑英（2014）将汉语、印尼语中的指人词缀进行了比较，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考察了印尼中高级学生对汉语指人词缀习得的情况，并据此进行了偏误分析，提出教学和教材编写中的改进建议。刘伟（2016）针对郑州大学30名中高级阶段的留学生类词缀的习得情况进行研究，总结留学生习得偏误，分析原因并提出类词缀教学策略上的建议。金凤礼（2018）以汉语和韩语中的否定类前缀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将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和韩国语料库作为语料来源，选取其中的各类否定类前缀进行统计分析，对其具体的使用情况和使用频率进行探究。

2.对教材、汉语词典辞书以及HSK考试大纲中的类词缀进行考察，并针对相应教材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以及类词缀教学方法的设想，对于考试大纲中类词缀的设置提出新的想法和建议。刘艳平（2009）考察了《汉语水平语法等级大纲》收录类词缀的情况，提出了依照构词能力强弱编制常用类词缀表的构想。杜旭东（2011）就《汉语水平语法等级大纲》和对外汉语教材中的类词缀进行考察，还探讨了类詞缀的教学方法。谢祎坤、曾立英（2014）考察了《新实用汉语课本》《汉语阅读教程》《汉语口语教程》、和《博雅汉语》中的类词缀，并对对外汉语教材中类词缀构词的利弊做出了分析。

四、总结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类词缀的探究涉及了方方面面，类词缀的术语讨论、界定原则和标准、具体数量、范围、语法化轨迹、类词缀来源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类词缀的概念以及名称判定在20世纪争论不休，现在“类词缀”的名称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各家的判定标准大体相同，主要集中在语义虚化、定位性和粘附性三个方面，但是每个类词缀语义虚化程度不同。各家判定的类词缀的数量范围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因为主观性、所处时代以及判定标准的不同。

目前，类词缀的研究虽然已经展现出全面发展的迹象，但是仍然需要长期的探究来补足种种不完善之处：一方面，类词缀个案研究不全面，目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某些典型类词缀的描写上;类词缀的判定标准未能达成共识，有关类词缀的判定标准仍需探讨;另一方面，就类词缀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言，本体研究仍然需要深入，从不同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对类词缀进行描写探究，将类词缀研究与词语模理论、构式理论相结合探究类词缀的整体结构关系;结合新的语料，对对类词缀进行共时描写的同时，要注重历时与共时描写相結合，探究类词缀的语法化轨迹，并关注类词缀在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些词汇化现象;还有对外汉语教学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学中如何进行类词缀教学，对于意义相近的类词缀如表示职业类技艺类的类词缀“手”“员”“者”等如何将它们进行区分。对外汉语教学的探究离不开本体研究的深入，故而对类词缀进行深入具体地探究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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