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略论*

□傅荣贤 房亮

清人章学诚曰：“《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所谓“艺文”，是指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它是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删其要”而来，而刘向《别录》又是《七略》的前驱。因《别录》《七略》久佚，后人只能以《汉志》为据“求刘氏之微旨”“推阐向、歆术业”。章学诚本人在“《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1](1)的前提下，也“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2](8)，通过“论班”以达“宗刘”之旨趣。然而，《别录》《七略》《汉志》之间虽递相承袭，但毕竟不同。三书卷帙分别为二十卷、七卷和一卷，从一卷《汉志》“逆推”刘氏校雠学思想难免以偏概全、甚至指甲为乙。张尔田为孙德谦《刘向校雠纂微》所作《序》即曾致慨：“自来为校雠学者夥矣，莫高刘向氏。顾向之为学，则人多未之知。”[3]“人多未之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献不足征”。而《别录》《七略》的辑佚成果无疑有助于复原刘氏父子的思想面貌。例如，有学者“借助于《别录》佚文”“还原刘向‘校中秘书’的真实情形”[4]，所得颇多，结论令人信服。

在迄今所见洪颐煊《问经堂丛书》本、严可均《全汉文》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等十家辑本中，“以姚振宗辑本最佳”[5](前言：4)；姚本是“质量最高的辑本”[6]；“其中以体例完善，辑佚文最多的姚振宗辑本为最佳”[7]。姚本之荣膺“最佳”，固然与其佚文的数量与质量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姚氏以恢复《别录》《七略》的原貌为本务，十分重视对原书“体制”“体裁”的还原。正如姚振宗自称，“二家辑本收集略备，特于本书体制未尽得耳”[5](11)；“严氏辑文荟粹略备，今兹所录，不过依据《汉书·艺文志》，移易其体裁而已”[5](86)。姚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叙》亦云：“近时为目录考证者,往往以搜辑佚文为事,其余皆不甚措意。不知佚文特考证之一端,不于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殊不然也。”[8]

事实上，姚振宗也是辑佚诸家中唯一以目录学名世的学者，《清史稿·文苑列传》许其：“目录之学，卓然大宗。”[9]姚氏以目录学家的身份肩荷辑佚之任，强调原书“体制”“体裁”的复原，突破了他家辑本争胜于佚文多寡、罗列片言只语的层次，充分体现了“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10]的辑佚学原则。

限于篇幅，本文专就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对《别录》“体制”的复原及其得失试作分析。

1 区分《别录》《七略》

《汉志·总序》云：“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1](1701)《汉书·楚元王传》亦云：“(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显见，“《别录》系由一篇篇叙录组成，仅涉及篇目，即每一书的目录”；而旨在“种别群书”的《七略》，“既编了目又分了类，形成了类似今天的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超越了一本本单个文献的具体性”[12]。《别录》《七略》灼为二书，故《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旧唐书·经籍志·史部·目录》《新唐书·艺文志·史部·目录》皆分别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两者一为“二十卷”、一为“七卷”，卷数之悬绝，反映了前者重在为“每一书”撰写叙录、后者聚焦于分类“群书”的不同旨趣。据李广龙统计，《汉志》颜师古注共引“刘向云”7条、“刘向《别录》云”21条，“刘歆云”1条、“刘歆《七略》云”3条[13]，亦说明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虽然渊源甚密，但毕竟不同。然而，“马氏(国翰)《玉函山房》不分《录》《略》”[5](85-86)。章太炎《征七略》亦认为，《别录》《七略》“非二书”，《七略别录》“除去叙录奏上之文，即专称《七略》耳”“固知世业联事，侪于《公羊》五世之传，谈迁、彪固二世之史。举一事以征作者，孰因孰革，无以质言矣”[14](421)。因此，章先生只辑《七略别录佚文征》“一书”。

比较严本与马本可知，“严本佚文排列杂乱，不易寻检；马本依《汉志》排列，大体有序，易于检索”，但马本也存在“合《七略》《别录》为一而作统一编排”的问题[5](前言：5)。而姚振宗则认为，《七略》《别录》作为“二书”不仅作者有别，编撰目标与体式亦不相同。所以，姚氏分别辑《七略别录佚文》和《七略佚文》各一卷，并在二书之前各有叙言，分述两者的成书、体例、价值和影响。我们知道，《别录》主要由一篇篇叙录组成，仅涉及到篇目，即一书目录，这和此前的《易经·序卦》《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文篇性质相似。而旨在“种别”的《七略》则既编了目又分了类，形成了类似今天的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从《别录》到《七略》，大致反映了聚焦于“每一书”的校雠学向专志于“群书”的目录学之演进轨迹。姚氏以区别《别录》《七略》作为“还其书本来面目”的第一前提，不仅是出于辑佚学具体操作的需要，也反映了他对《别录》《七略》背后学术异同的清醒认识。

2 概述《别录》本末

与诸家径直写录辑文不同，姚振宗撰写三篇《七略别录佚文叙》冠于篇前，既是分析研究《别录》的专论，亦交待其辑录原则与体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叙〈七略别录〉本末第一》凡18条，一方面引《汉书》的《成帝纪》《楚元王传》等文献以祖述《别录》之“本”；另一方面，又引《宋书》《晋书》《隋书》等文献以续述其“末”，较完整地揭示了刘向《别录》的生成及其后续影响，堪称溯源彻委，本末兼顾。如引《宋书·百官志》：“至成、哀世，使刘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于后汉则图籍在东观，有校书郎；硕学达官往往典校秘书，如向歆故事。”[5](4)强调了“图书馆馆员”由兼职到专职的历史变迁。刘向父子“以本官”典事，说明他们都不是专职校书人员……真正涉及藏书的收集、保存、整理和利用——因而与“图书馆”工作名副其实的专职人员是“校书郎”[15]。

当然，姚氏叙述“本末”，其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对《别录》本身的认识上。他说：“(刘向)卒于成帝绥和二年(前7)，上溯河平三年(前26)受诏校书，首尾凡二十年。典校既未及竣事，则《别录》亦无由成书，相传二十卷殆子骏奏进《七略》之时勒成之，其曰《七略别录》者，谓《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当时似未尝奏御者也。”[5](8)据此可知：

首先，“别录”有两个指称。一是刘向“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的若干单篇叙录；二是“时又别集众录”的单篇叙录的结集。正如阮孝绪《七录序》所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16](211-212)余嘉锡亦曰：“向所奏上之篇目旨意，载在本书者谓之录，编集别行者谓之《别录》”[2](16)。简言之，“《别录》有两个版本”[4]。

其次，关于《别录》的作者。“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的单篇叙录，其作者主要是刘向，今存书录也多署名“臣向”。对比“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明确指出责任者的文例可以推知，“时又别集众录”而成的第二个版本《别录》的具体责任者是佚名学者，至少，既不是刘向，也不是刘歆。

再次，关于《别录》《七略》的成书先后。基于“两个版本”的认识，可以推知：刘向“皆载在本书”的单篇叙录，其主体部分完成在《七略》之前，而“时又别集众录”而成的二十卷《别录》则成于《七略》之后。章太炎《征七略》所谓“《别录》先成，《七略》后述”[14](368)之《别录》，只是“皆载在本书”的单篇叙录。而第二个版本的《别录》则成于《七略》之后。

最后，关于“七略别录”之称名。《隋志》、两《唐志》皆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姚振宗认为，称“七略别录”旨在强调“《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这就解决了“别录”何以称为“七略别录”的问题。参以《汉志》所述刘向将单篇叙录“录而奏之”、刘歆“奏其《七略》”可知，姚振宗“《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当时似未尝奏御者也”的推测是令人信服的。但我们认为，“别录”之所以称“七略别录”，还在于强调二十卷“时又别集众录”而成帙的别行本，是依《七略》分类著录次第结集而来。亦即，在将“皆载在本书”的若干单篇叙录结集为一书时，是以《七略》分类体系(六略三十八种)为依据的，斯为《别录》称为“七略别录”的主要原因。因此，所谓“《七略别录》二十卷”是指第二个版本的《七略》；作为“皆载在本书”的第一个版本的《别录》，是没有分类的，详下。

基于《别录》的两个版本及其与《七略》成书先后的认知，可以很好地解释“《别录》中亦有附记之文，在奏上诸书之外者”[5](9)等看似矛盾之处。例如，隋人萧该《汉书音义》引《别录》“扬雄《经目》有《玄首》《玄冲》《玄错》《玄测》《玄舒》《玄营》《玄数》《玄文》《玄掜》《玄图》《玄告》《玄问》，合十二篇”[5](9-10)，而据《汉书·扬雄传》“哀帝时……雄方草《太玄》”[17](869)。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前 8) ，不可能见到扬雄于哀帝时(前8-前1在位)“方草”的《太玄》。可以肯定，萧该所引《别录》当是结集而成的二十卷本《别录》，它产生于《七略》之后；而非产生于《七略》之前的刘向“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的单篇叙录。章太炎认为：“盖《太玄》既未入录，逮子骏卒业，姑附其目于儒家之末……《七略》奏上虽在汉世，逮及亡新，校书未已。”又曰：“《七略》既成，后稍增注，故得下逮雄卒矣。”[14](368)但萧该所引为《别录》而非《七略》，“逮及亡新，校书未已”亦于史无征，章氏曲为之说，实因没有明白《别录》有两个版本所致。张伟认为：“因为扬雄写《太玄》时，刘向已死，不可能见到并著录《太玄》；但是，刘歆是见过《太玄》的，所以刘歆在刘向死后对《别录》进行增订、完善的过程中，就将这些篇目添加到了《别录》中，从而萧该得以引用，但是萧该未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径引作‘刘向《别录》’，遂令后人不解其意。”[18]这实际上是重复了章太炎的错误认识。并且，正如上文分析，“时又别集众录”的责任者并非刘歆。

3 关于《别录》的《辑略》

《别录》之《辑略》问题的核心在于：第一，《别录》到底有无《辑略》？第二，如果有，其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也是学界长期聚讼的问题。

从诸家辑本来看，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张选青《受经堂丛书》本都辑有《别录》的《辑略》佚文，顾观光《武陵山人遗稿》分《别录》《七略》为二书，“《七略》有‘辑略’应无问题；《别录》是否有‘辑略’，似还游移不定”[19]。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叙新编〈七略别录〉第三》曰：“荀悦《汉纪》称：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云‘《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下云云并与《汉书·儒林传》《释文·叙录》相同，而与刘中垒叙奏之文颇不相合，反复推求，知为《别录》中《辑略》之文。荀氏节取而为《(汉)纪》，班氏取以为《儒林传》，陆氏取以为《(经典释文)叙录》，各有所取，亦各有详略，而其为《辑略》之文，审矣。二家辑本皆置不录，今校补缺遗，分条排比，还《辑略》之旧。”[5](前言：4)姚氏认为《别录》有《辑略》，且主要保存在荀悦《汉纪》中。其《七略别录佚文》所辑《辑略》佚文35条，除了无所系属的“雠校”“汗青”2条佚文之外，其余都是录自《汉纪》。但范晔《后汉书·荀悦传》曰：“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20]荀悦《汉纪》的蓝本是班固的《汉书》，而与刘向《别录》无涉。荀悦《汉纪序》也指出，《汉纪》是“抄撰《汉书》，略举其要”而成[21]。清儒王鸣盛亦云：“观其书盖专取班《书》，别加诠次论断之，而班《书》外未尝有所增益，玩《自序》可见，而其间或与班《书》亦有小小立异者，在悦似当各有所据 。”[22](199)因此，《汉纪》“其为《辑略》之文”的观点并不成立。而一旦否认了《汉纪》与《别录》的直接关联，《别录》如果有《辑略》的话，就只剩“雠校”“汗青”等“于六艺诸书无可系属”的寥寥“二事”[5](前言：4)了。

我们认为，《汉志》“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1](1701)，《辑略》是《七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七略》将图书分为六大类但命名为“七略”，正是虑计《辑略》的结果。但就《别录》而言，作为“每一书已”“随竟奏上”的单篇叙录，肯定没有《辑略》；“时又别集众录”的二十卷本《别录》作为单篇叙录的结集，在《七略》仍然在世的情况下，复写出与《七略》相同的《辑略》意义也不大。因此，那种认为“《别录》也以辑略冠首，故又称《七略别录》。《别录》与《七略》的辑略乃同一篇书，不得有异”[23]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别录》称为“七略别录”乃因“时又别集众录”的第二个版本《别录》是以《七略》分类体系为框架结集而成，而非“以辑略冠首”所致；其次，“时又别集众录”的《别录》据《七略》分类体系结集，没有必然移录“同一篇书”的《辑略》。

正如邓骏捷指出：“《别录》辑本中有《辑略》，则恐非原貌。”[5](前言：5)笔者也倾向于认为《别录》没有《辑略》，也就谈不上据《汉纪》“校补缺遗，分条排比，还《辑略》之旧”的问题。那种认为“马本《辑略》，只有寥寥三条，姚本据荀悦《汉纪》增入三十多条，立说精确，尤发前人所未发”[24]的看法，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汉纪》“专取班《书》”“班《书》外未尝有所增益”，并没有参考利用刘氏《别录》；剩仅“寥寥”的“校雠”“杀青”二条，姚氏疑其“似例言，又似注文”，因“于六略诸书中无可系属”而“录附于《辑略》之末”[5](9)，佚文本身的匮乏亦说明《别录》并无《辑略》。

4 关于《别录》的分类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叙新编〈七略别录〉第三》曰：“《艺文志》所载书名、篇数、卷数本诸《七略》，《七略》本诸《别录》，无大异也。严辑本不标书名，间有以小字注出者，亦多未备，亦有先后失次之处。马本依《汉志》分篇标目，颇得体裁，而与辑文连属不分别，于簿录之体未合，亦使读者无头绪可寻。今据《汉志》一一标目于佚文之前，别行抬写为之纲领，无佚文者不虚列也。”[5](10)姚本以严本、马本为基础，但不取马氏混排之体，而是分辑《七略别录》佚文与《七略》佚文各一卷。进一步，姚振宗又据马本依遵《汉志》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之序排列佚文，所谓“马本分著篇目，较为明析，今从其例”[5](6)，实际上是默认《别录》也是分类结集的，其类别体系同于《七略》，并被保存在《汉志》中。可以肯定，姚振宗对《七略》《别录》的分殊以及《别录》依《七略》分类结构而结集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从《别录》两个版本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下述三个层次具体分析《别录》的分类问题。

首先，作为第一个版本的《别录》只有基于校雠分工的简单分类。

因此，刘向校书团队出于分工的需要而形成简单的类别应属事实。但是，刘向“每一书已”“录而奏之”的单篇叙录是以具体文献为对象的，因而谈不上系统分类。从《汉志》来看，其兵书略“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11](1762)所“省”之“重”主要是《七略》中与诸子略相重复的文献，而出现重复著录现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分职校书、不相为谋所致。诚如王重民指出：“任宏校书兵都是根据他专官典守的现实传本，他虽说和刘向、刘歆一起校书，并没有发觉互相重复的问题，所以并没有互相取得联系。”[1](19)

其次，《七略》以分类为职志，建构了系统的分类体系。

从《七略》来看，《汉书·楚元王传》“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7](406)强调“种别”；《北堂书钞》卷九十九《刘歆集序》“歆字子骏，受诏与父向校众书，著《七略》以剖判百家”[25]强调“剖判”；阮孝绪《七录序》“歆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后汉兰台犹为书部”[16](212)和《隋志·序》“(东汉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26]强调“书部”，皆旨在突出《七略》的分类性质，其具体分类结构与框架保存在《汉志》“六略三十八种”(六大类、三十八小类)中。《七略》以“种别”“剖判”“书部”的分类见长，适可反证第一个版本的《别录》并不以分类为其特色。

最后，第二个版本的《别录》被称为“七略别录”，正因承绪了《七略》的分类体系。

如上所述，“时又别集众录”的二十卷《别录》是根据《七略》体系“别集众录”而得，而这正是《别录》称为“七略别录”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第二个版本的《别录》与《七略》共享一致的类别体系——尽管，《别录》更加重视针对“每一书”的叙录，而《七略》则尤其重视分类。

因此，姚氏“据《汉志》一一标目于佚文之前”而得的《七略别录佚文》，反映的是第二个版本(而不是第一个版本)《别录》的面貌。就此而言，其《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所收七种目录学著作中，列《七略别录佚文》为第一，列《七略佚文》为第二，实际上是颠倒了两者的伦叙。

5 关于《别录》的叙录

二十卷《别录》的主体内容是针对“每一书”的叙录，即“众录”的结集。从现存佚文来看，叙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第一，相对完整的八篇叙录。

矿区内以往工作求得333+334类多金属矿石量为120.337万吨，金属量为45 289 t，其中铜为13 094 t、铅为16 747 t、锌为15 448 t、硫为144 901 t，可达小型规模。目前江西省地勘基金和中央地勘基金在矿区内联合开展工作，找矿工作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在15线、20线、36线、40线均发现多层铜矿体，其厚度为1～18.36 m，铜品位为0.27%～13.3%，往深部矿体有变厚变富的趋势。

今存相对完整的叙录计八篇，学者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有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叙》曰：“《管》《晏》《列》《荀》《山海经》《说苑》诸书叙录具在者，虽他书征引皆不疏录，独取韦昭、颜籀所引与佚文当举书目，以起本者，始一二迻书之。”[14](359)其《七略别录佚文征》并未收录相对完整的八篇叙录。而清人洪颐煊《经典集林·总目》曰：“今《战国策》《山海经》《说苑》《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孙卿子》俱有刘向奏，疑亦在《别录》。以附专书，不复录入卷中。”[27]“承袭洪本”的严可均本[28]亦收《战国策》《管子》《晏子》《孙卿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关尹子》《子华子》(后二书严氏皆注“依托”，疑其为伪)以及《说苑》《高祖颂》等残文。可见，洪、严二本皆非章太炎先生所云“他书征引皆不疏录”者。但洪、严二本“以附专书，不复录入卷中”，亦即，将它们列在“刘向集”下，而不是列在《别录》的相关条目之下。总之，章太炎未收此八篇叙录，而洪、严二本虽收，但列在“刘向集”下。

相比而言，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叙·叙新编〈七略别录〉第三》曰：“《别录》中叙奏全文今仅存《战国策》《晏子》《孙卿子》《管子》《列子》《韩非子》《邓析子》及刘秀《上山海经表》，凡八篇。而《晏子》《孙卿子》《列子》三书叙奏之前，具载篇目，《艺文志》所谓‘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其原书体制盖如此，尤为不可多得之鸿宝。又有《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叙各一篇，后人伪托。《关尹子》见《七略》道家，《子华子》《于陵子》，《七略》并无其书，何有于叙？前人论定久矣，今并不取。”[5](9)今按，绥和二年(公元前7)，汉成帝病故，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次年(公元前6)改元建平，刘歆出于避讳的目的(欣、歆音同)而改名为刘秀。这里，姚振宗既收录八篇叙奏(这与章太炎不同)；又将它们移录为《别录》佚文(而非洪颐煊、严可均录为“刘向集”的佚文)，有助于对《别录》的认识与把握，其识见明显高于章太炎以及洪、严二家。

值得指出的是，八篇叙奏中包括刘秀(即刘歆)《上山海经表》。姚氏认为：“刘歆别有《七略》，此奏不入《七略》者，以其体当归《别录》也。”[5](78)即将署名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亦列在《别录》(而“不入《七略》”)，诚得其例。一般认为，“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但实际上刘歆是刘向校书团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上山海经表》作为完整的叙奏，应在《别录》之中，而不是在以“种别”见长的《七略》之中。

并且，姚振宗认为“《晏子》《孙卿子》《列子》三书叙奏之前，具载篇目”[5](9)(今按，刘秀《上山海经表》亦是“叙奏之前，具载篇目”的)，这四篇相对完整的叙奏，反映了“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一书目录的本旨，具有重要的目录学史意义。余嘉锡“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的著名定义，正是据“具载篇目”的叙奏而来，余先生认为《孙卿书录》等“前列篇目，后论旨意，合于班固之说，此真当时奏上之旧式也”。也正是基于姚氏佚文的学术价值，余嘉锡认为，诸家“惟姚振宗所辑《别录》，将此诸篇并已收入，其识高出前人远矣”[2](16，21，24)，充分肯定了姚氏将八篇叙奏录列为《别录》叙奏的学术意义。

关于现有叙录中的伪篇，王国维认为：“《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皆有刘《录》，《邓析子》有歆《录》，皆伪。”[29]但学界一般多认为《邓析子》书录为真。在对这些伪托书录的处理上，张涤华指出：“《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诸书叙录，全行删去，足见马氏是有鉴别眼力的，《邓析子书录》没有收入，也可以看出态度的矜慎。”[24]同样，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对这些伪篇也“今并不取”。邓骏捷则认为，姚振宗“对于《关尹子叙录》《子华子叙录》等被疑为伪托的叙录，一概不录，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叙录毋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前言：5)。从保留史料的角度来看，姚振宗不录伪篇，反而不如邓骏捷校补本以“附录”的形式存留更具合理性。

第二，关于诸书“众录”的片言只字。

诚然，二十卷《别录》的主体内容是“众录”，即每一书的叙录。但相对完整的叙录只有上述《战国策录》等八篇，其余则另有残膏剩馥的片言只语见存。姚振宗认为：“《艺文志》班氏注亦本诸《七略》，《七略》本诸《别录》，总不出《录》《略》二书之外。今取其与辑文相关涉者，仍以小字注出，使略有本末可见。”[5](10)基于这一认识，姚氏主要以《汉志》班固注为依据，辑录诸书“众录”的片言只字，但注意删除班注接续之辞。如小学类《史籀》十五篇班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其六篇矣。”[11](1719)建武(25—55)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建武时亡其六篇矣”为班氏所加，并非《别录》原文，故《七略别录佚文》仅保留“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5](37)的内容。反观严可均、马国翰二家皆未删削班固所加之“建武时亡其六篇矣”八字，明显不如姚氏精审。又如，严、马二家据《史记·封禅书》索隐辑“《王制》，文帝所造书也，有《本制》《兵制》《服制》”[5](45)。姚按：“二家皆以此《王制》即《礼记》之《王制》，故编入礼类，其实非也。前人尝辨之，今姑移列于此。”[5](45-46)“此”指诸子略儒家“《孝文传》十一篇”，姚氏据“前人”王鸣盛的研究成果[22](143)，修正了二家的错讹。可见，姚振宗对诸书“众录”片言只字的佚文处理，更加符合《别录》叙录之情实，从而也超出了严、马诸家的认知。

另一方面，姚氏对班注的处理亦有可商之处。兹以易类为例试作分析。易类班固小注概有8条：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字》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上述8条班注，姚氏悉数移录为《七略》佚文；而只将《韩氏》二篇中的“名婴”一条移为《别录》佚文。但从《淮南道训》来看，《文选·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引《七略》曰：“《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者，淮南王安所造也。”《初学记》卷21、《太平御览》卷609皆引《别录》曰：“臣向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5](22)相较而言，班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11](1703)，应来自《别录》“为《易》者九人”而不是来自《七略》“淮南王安所造”。以此审之，班注主要“是据刘向《别录》而非刘歆《七略》而采择材料”[30]。至少，不是完全以《七略》为取材。这样，姚氏将班注悉数移录为《七略》佚文，就值得反思了。

6 结语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兼具辑佚学与目录学的双重性质。从辑佚学的角度来看，姚氏辑佚虽存在取材等方面的问题，但他注重细节考订，态度比严可均、马国翰二家更为审慎。从目录学角度来看，姚振宗以目录学家身份从事《别录》辑佚，针对“(严、马)二家辑本收集略备，特于本书体制未尽得耳”[5](11)的现实，他并不争胜于佚文的多寡，而是重视对《别录》“体制”的还原，其《七略别录佚文》也事实上成为公认的最为接近《别录》原貌的文本。藉此，人们对于《别录》与《七略》的关系问题以及《别录》之《辑略》、分类、叙录等问题都有了较为可靠的认知，反映了姚氏作为目录学家超迈其他辑佚家的远见卓识。而在姚氏之前，“人们对《别录》《七略》的体制的认识含混不清，更没有谁来研究刘向父子的校书义例”“目录学界能够清楚地认识先秦两汉目录学发展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姚振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