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中原中心叙事*

吴淑玲

中原中心，是先秦儒家经典文本中边域书写所突出的核心精神，是汉代大一统帝国形成后共有的人文主义倾向，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北之间反复书写和争夺的话语权之一。先唐时期，中原中心主义的典型体现就是华夷之辨，所谓“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1］，“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138，“今也南蛮舌之人”［2］239，都体现着先秦儒家经典轻视四夷的价值取向。汉代虽有司马迁主张天下一家，但在南越王尉佗心中自己仍是“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3］。《汉书》称汉代天下是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4］。东晋南迁，不仅是一次人口大迁徙，更是一次文化大迁徙，中原人才和中原文化也随之南迁，此后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南方文化比北方文化更为发达，故南方自视为华夏文化的继承者。北方虽缺乏人才，却因为地理优势自认为是中原正统。在中原中心观念的驱使下，四夷被视为蛮荒之地，以致中原常有以夏化夷思维。正如于逢春所概括的：“自秦帝国横空出世至晚清辛亥之役，2000 多年来，古代中国的世界帝国体制，辅之以‘华夷之辨’‘内中国而外夷狄’的理念，使得中华帝国在政治地缘上始终衍生着一个长久的中心与恒远的外围，进而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生成‘中原中心主义’，并长时段地主导着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内政及对周边事务的政策走向。”［5］其实不仅政治，在文学书写中也一样有中原中心主义影响着文人的创作。

唐朝统治者有着比较开放的华夷一家的思想，不再追求华夷之辨，但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深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度，中原、京都，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心。唐代诗人大多都有京都生活的经历，京都情结是他们永远的追求；乡土则是农业文明国度的人们永远牵挂和无法忘怀的地方。而从中原走向边域的诗人们，经历了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繁华走向偏僻、从安适走向动荡的多层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地域的、自然的，也是身体的、心理的。对于这种变化，诗人们都能在稍微沉潜后，以中原中心来审视边域生活，呈现其异域特质。

一、环境变迁的对比：疏离感

唐人的边域范围大体上包括北方长城以北的地区，南方五岭以南的地区，西南剑南及以南地区，西北武威、张掖、敦煌及以西以北地区，这些都属于边域范畴。从中原到边域，环境变化的对比尤为明显。西北和北地边塞，苦寒、风沙尤为突出；南部边域，苦热、烟瘴尤为明显。从中原去往边域的诗人，在描写沿途所见所感之时，会出现与中原场景的直接对比性描写，但更多时候是内心情感及情绪的对比，即描写中并不出现中原场景。而是通过心理的转变来进行暗自对比。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边域地理气候的独特性得以突出，而且彰显出诗人们与中原的疏离感。

一是直接的环境对比。边域环境与中原的环境不同，会使从中原走向边域的诗人们感受到与所在环境的陌生和疏离。他们往往直接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对比中凸显边域环境的恶劣，表达自身的不适。驿路送别诗的诗人们则通过想象异域环境给人带来的疏离感，传递对友人或亲人的牵挂。如崔湜的《边愁》：

九月蓬根断，三边草叶腓。

风尘马变色，霜雪剑生衣。

客思愁阴晚，边书驿骑归。

殷勤凤楼上，还袂及春晖。［6］663

该诗为上六下二式结构，即前六句着眼点均在边域，首联边域草断叶枯的自然景色，颔联边关戍卒器用的变化，颈联边关戍卒等待驿使传书的内心愁苦，至尾联，兜住上六句，写京城内凤楼上，陪王伴驾者衣袖上都沾着春日的光辉。“春晖”比喻天子的恩情。而边关之人却风雪凄凉，无人问津。在对比中体现出统治者对边关关注甚少的情况，透露出出征士卒们人生的悲凉。

再如李峤的《和麹典设扈从东郊忆弟使往安西冬至日恨不得同申拜庆》：

玉关方叱驭，桂苑正陪舆。

桓岭嗟分翼，姜川限馈鱼。

雪花含□晚，云叶带荆舒。

重此西流咏，弥伤南至初。［6］698

诗题中的“扈从东郊”点出了此诗的驿路诗歌性质。所谓冬至大如年，在唐朝，冬至时不仅国家有大型祭祀活动，各家各户也都进行各种盛装跪拜活动。典设，是唐代东宫典设局官名。麹典设，名不详。其弟到安西，而他随同太子到东郊过节，故冬至日不得与弟弟共同盛装过节，他因此感到特别遗憾，遂写出一首思弟诗。李峤读其诗，感同身受，写此和作。这首诗采用中原与边域对比的写法，每一联都关注麹典设弟弟所在地和麹典设自己，将兄弟俩人遥相挂念之意传达得非常到位。首联起句写麹典设弟弟正在玉门关外纵马驰骋，对句写麹典设正在陪太子游览桂苑；颔联起句叹麹典设与弟弟分手，对句惜麹典设被距离限制有鱼也不能与弟弟同享；颈联起句写麹典设弟弟所在之处雪花飞扬，对句说麹典设这里尚有树叶舒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结尾表达临流伤感之意，是李峤替麹典设伤感兄弟不团聚。

又如岑参的《轮台即事》：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

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

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

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7］489

岑参到轮台，感受到这里不一样的环境、风俗、语言。诗歌首句即点明“风物异”，而这“异”自是与中原的不同。接着便述说这里的“异”：三月，中原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而这里连青草都不见；写东西用蕃书，说话是胡语。完全陌生的环境，令诗人深切体味到何谓天涯海角。诗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中原的情况，但因其首句已经点明“轮台风物异”，“异”字点明是对比的结果，是以中原中心介入对边域景物的描写。

又如盛唐诗人王翰的《凉州词》其二：

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

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6］1605

王翰是到过边塞的诗人，亲身体验了边塞与中原的不同。首句“秦中花鸟已应阑”展示中原春天已尽的景象，是将中原作为对比的底色，比出了塞外的风沙中依然寒气袭人的不良天气。正是在这样极寒的夜晚，“折杨柳”的胡笳曲声声响起，把边关人的思绪拉回秦中，类似萧绎“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的语句，不由使远在边关的人忆起长安的春花秋月。

再如戴叔伦的《边城曲》：

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戍黄沙碛。

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

尘沙晴天迷道路，河水悠悠向东去。

胡笳听彻双泪流，羁魂惨惨生边愁。

原头猎火夜相向，马蹄蹴蹋层冰上。

不似京华侠少年，清歌妙舞落花前。［6］3070-3071

这首歌行体诗歌共十二句，前十句都是写边域生活的环境艰苦、生活艰难，用了很多词语进行铺排，至诗歌最后冒出两句“不似京华侠少年，清歌妙舞落花前”，将中原生活和边域生活的完全不同呈现在眼前。同样是舞刀弄枪，但一方受尽苦楚，一方享尽繁华，人生际遇天壤之别，差距实在太大。

直接的环境对比，以中原为底色，这个底色是美丽、富足、温柔，而让读者直接感受到大唐边域生活与中原或京都生活的完全不同，从而加深对边域生活艰难困苦的理解。

二是潜在的环境对比。在唐代诗人书写边域环境的诗歌中，有些从表面看只是在写边域环境，但往深处究，则是时时以京都、故乡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比照，将边域与京都、家乡的差异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突出边域特色的同时，暗含对家乡或京都深沉的眷恋。如宋之问《入泷州江》中的几句：

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

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

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6］651

“南徼”即南部边陲。前两句说自己走到了南部边界的尽头，因为离故乡太过遥远而让自己思念北方的心魂震惊不已。后面四句即着笔于南方文化风俗，但一“泣”一“悲”见出诗人面对所写景物的伤感，“文身”“凿齿”“育蛊”都是中原人心目中荒蛮、落后、狠毒、不仁等不符合文明社会礼仪教化的代名词，文身为衣、凿齿为美、养蛊害人，都是恶风恶俗，着实让宋之问有些难以接受，因为他心目中的美是礼仪教化下的宽袍长袖、巾带冠服、仁义礼让。

再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

交趾殊风候，寒迟暖复催。

仲冬山果熟，正月野花开。

积雨生昏雾，轻霜下震雷。

故乡逾万里，客思倍从来。［6］734

杜审言的家乡在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这首诗写安南气候时，处处以故乡为比照，虽然故乡的风物特点并没有出现，但所写均是安南与故乡的不同：首联是说安南没有故乡那样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寒冷还没有到来，暖意已经登场；颔联说仲冬时节，安南竟然有果子还在成熟，正月里，安南却遍地野花；颈联写安南下点雨就雾气昭昭，应该有霜的时节却雷声阵阵。在杜审言心里，故乡一年中四季变换明显，春华夏绿秋实冬雪，而此地却常年如一。杜审言习惯了四季分明的日子，潜意识里不认同也不适应这样的环境，因此倍加思念故乡。

又如李益的《度破讷沙》其一：

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

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6］3224

这首诗又名《塞北行次度破讷沙》，是李益经过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古称“破讷沙”“库结沙”“普纳沙”）遇上沙尘暴所写。此诗写到沙尘暴时沙子大面积移动的情形，写到这里常年寸草不生的情况。由于寸草不生，沙漠的春夏秋冬变化不大，无非是一望无际的沙海罢了。诗人心中也希望沙漠有春日美景，但却没有人见过这座大沙漠何时有春天景色。很显然，诗人是在心中描摹了中原春天的景色，并与这里的春天进行对比，突出了这里的荒漠、凄凉。

再如张籍的《泾州塞》：

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

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6］4349

这首绝句是诗人到边域的所见所感，一两个字的选用暴露了诗人的内心世界。泾州古城，在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北，近金城（今甘肃兰州）地界，已经有边塞景象。诗人到这里，只听到羌笛和戍守的鼓鼙，看到的是路边用以报警的烽燧在传递着安西往来的信息。这一切，与中原男耕女织、市买市卖的景象完全不同，“唯闻”两字，可见诗人心中想到的绝不只是羌笛和鼓鼙，“犹记”两字，是说从来没有忘记，可见道边“双堠”与边塞牵连紧密。“唯”“犹”两个虚字，说明诗人心中在对比着边关与中原的不同。

晚唐诗人聂夷中，并未到过北部边塞，但其《闻人说海北事有感》所写海北路途景色如同亲见，字字句句都是在与中原的对比中展开：

故乡归路隔高雷，见说年来事可哀。

村落日中眠虎豹，田园雨后长蒿莱。

海隅久已无春色，地底真成有劫灰。

荆棘满山行不得，不知当日是谁栽。［6］7301

诗歌前两句交代是别人在归路中，接下来的六句都是代人立言，写归乡人所见的海北境况：村落里虎豹眠卧，田园里蒿莱荒芜；海北不见春天景色，到处都有遭受过劫掠的痕迹；荆棘满山，遮途挡路，完全没有人迹。可见海北荒芜已久，与中原乡村密集、生活安宁的社会完全不同，是唐王朝无心经营海北的真实写照。

潜在的对比，虽然没有将京都的情形书之字面，但字里行间都能够触发读者的想象，丰富作品内容，给读者带来更加丰富的阅读空间。

在这两种环境对比中，人在边塞，心在中原，陌生的环境与熟悉的场域彼此交织，表现了心中的留恋与向往，传达了身之所在与心之所留恋之间的渐行渐远，在“教人意气忆长安”的无奈中，感受“总有春来何处知”的疏离中原中心的落寞和感伤。

二、人际关系的对比：孤独感

人在熟悉的地方，有朋友，有亲人，有希望结交的对象，有可能提拔自己的上司或达官，一切都充满了和谐、希望，纵使有些许不如意，也可随时化解。但边域的生活完全不同，陌生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受，随之而来的是陌生、寂寞和恐惧。若人际关系的变化向好的方向发展，尚能生出希望，否则将是满心失落，陷入无限的孤独中。如神龙逐臣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

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

岂意南中岐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

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

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6］626

此诗写于端州驿，信息很多：从诗题可以看出，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此次被严遣南荒之人，可见在京都他们是一伙的，共有过热闹和繁华，故而宋之问还做着到南方仍能常常相见的梦。中间两联则写他内心的失落，南中多歧路，让他与同伴们风流云散，音信难通。从日日吟诗对赋、歌酒流连的京都“圈子”生活突然变为一个人踽踽独行，只能在驿站墙壁前看一看这一群人的驿壁题诗、忍受着随时可至的死亡威胁。这种巨大的反差确实让人心生怜悯——尽管我们知道他们攀附张氏兄弟时很令人不齿，但诗歌本身的朋友情谊令人感慨。

两京多节物，三日最遨游。

丽日风徐卷，香尘雨暂收。

红桃初下地，绿柳半垂沟。

童子成春服，宫人罢射鞴。

禊堂通汉苑，解席绕秦楼。

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

无亭不驻马，何浦不横舟。

舞籥千门度，帷屏百道流。

金丸向鸟落，芳饵接鱼投。

濯秽怜清浅，迎祥乐献酬。

灵刍陈欲弃，神药曝应休。

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

朋从天外尽，心赏日南求。

铜柱威丹徼，朱崖镇火陬。

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

西水何时贷，南方讵可留。

无人对炉酒，宁缓去乡忧。［6］1050

这首诗在浓郁的两京情结中展现环境的对比，但更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变化的对比。当年两京的生活，丽日晴风、红桃绿柳、童仆服侍、同道聊谈，热闹繁华，无以复加。从“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开始写完全不同的生活，朋友难以互相联系，只有日南的炎热和瘴疠相伴，连喝酒也无伴可寻。巨大的孤独感使诗人去国离乡的忧愁无法消除。一句“朋从天外尽”写出了到达南部边域的人际关系的完全不同，可见人在落难时内心的悲哀。最后的“无人对炉酒，宁缓去乡忧”与“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对比，写出了诗人今夕的孤单寂寞与往昔的热闹充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凸显了诗人极度的孤独。

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边塞作品虽然激昂、热烈、积极，但面对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他也颇感不适，其《安西馆中思长安》：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

风从帝乡来，不与家信通。

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

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

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

胡尘净古塞，兵气屯边空。

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

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7］252-253

这首诗通过“风从帝乡来”将思绪拉向长安，通过希望与家人通信却不能，见出诗人对家人的思念。与家人之间的血肉亲情，是诗人温暖和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绝域地欲尽”四句写自己终日奔走在不见人烟的绝域，常年生活在马背上，完全失去了人际交往，更别说想知晓亲人的信息了。这种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把家乡与边关作为了对立面，让“寂寞不得意”成为了诗中的突出点，为表达不得不“辛勤方在公”的并不适意的生活提供了心理基础，也为思乡恋家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被贬边州的人，其人际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孤独、难以见到故人，自身被抛荒置远，能够见到的往往除了动植物别无其他，偶尔见一人，也是感慨万千，如张说的《石门别杨六钦望》：

燕人同窜越，万里自相哀。

影响无期会，江山此地来。

暮年伤泛梗，累日慰寒灰。

潮水东南落，浮云西北回。

俱看石门远，倚棹两悲哉。［6］971-972

这里表现了诗人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与杨钦望相见并相别的伤感。张说，祖籍范阳，故称“燕人”，由此知杨钦望亦是燕人。盖俩人均是被贬，故称“同窜越”。此地分别，张说深知俩人再无可能相会。“泛梗”为用典，据《战国策·齐策三》故事：“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8］后人因此以“泛梗”比喻漂泊，可见此时张说对晚年漂泊南方之伤感。“累日慰寒灰”则写自己安慰自己已死之心。接着写俩人的方向，一个东南去，一个西北行，都是渐渐离开石门，只能在船上倚着船桨伤感了。这与当年京都的生活也形成鲜明对比。

荒凉、寂寞、孤独，总而言之是见不到人，与帝王、朋友、亲人天遥地远，离开了“圈子”的诗人，也就远离了同僚朝天的荣宠、呼朋唤友的热闹、亲人陪伴的温馨，留下的只有踽踽独行、步履沉重的远行者的身影。在与曾经的温馨生活的鲜明对比中，这些远至边地的人在内心深处生出对曾经生活的无限渴望，也就越发感受到独自远赴遥边的孤独和寂寞。

三、心理落差的对比：失落感

在唐代的驿路诗歌里，有志于疆场建功立业的人，来到与中原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因为内心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比如陈子昂到西域，一心所想是唐王朝应该怎样经营西域，故而内心充溢的是国家责任和人生理想，环境的变化对他没有影响。而因为贬谪、流放等原因被迫走向边域的人，却往往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原的辉煌与边域的落寞完全不同，心理落差往往会非常大，他们往往通过景物对比反映内心深处的情绪变化，将所有的失落公之于众，以引发同情和关注。

初唐时期的沈佺期，因趋附张易之，流放州。在去往安南的路途上，心理落差极大，因此他难以接受被贬遥边的现实。但他并没有检讨自己人生的问题，而是在曾经的风光和今日的流落对比中感慨万千，其《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云：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

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6］1043

诗题是“过岭”，“岭”即大庾岭，这是唐人去国离乡的重要分界线。过此岭，在唐人心目中，回归就是奢望，所以沈佺期不由得想起曾经在洛阳时的风光。他本是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又在京都（当时是洛阳）为官，且在武则天红人张易之兄弟庇护下，生活得意至极，而因受张易之兄弟事牵连被贬州，生活可谓完全从天堂跌至地狱，故而他用“洛浦风光”对“崇山瘴疠”，用“何所似”说洛阳生活的极其繁华热闹，用“不堪闻”写途经之地的令人难以忍受。颈联则接着写途经之地的内心伤痛，“南浮涨海”让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北望衡阳”则羡慕大雁尚能至衡阳而止，衬托自己人不如雁的悲哀，这是极其失落的内心世界的景物表达。尾联表达对重谒圣明君的渴盼，其实是盼望被赦的内心世界的含蓄表露。

宋之问南贬途中写有《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把被贬前后的心理落差写到了伤断愁肠：

马上逢寒食，愁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阳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6］640

首句点明路途，次句点出时间。颔联“可怜”一词引发同情，“江浦”写所处南荒，对比洛阳京都，将记忆中的繁华与现实的荒凉对比，现在自己是匹马独行，京都是人物繁盛，心理落差一下子就凸显出来。颈联的“北极”与“南溟”对比，“明主”与“逐臣”对比，一则表明忠心，二则比出今昔变化，用“南溟”写“逐臣”所在，被疏离、被抛荒置远、被迫远离京都繁华，他是不甘心这种巨大变化的。尾联点出此时此刻自己内心深处的感伤，在想念家乡暮春时节柳条渐新的情境中衬托自己远离故乡的悲凉。

张说因在张昌宗事件中的反复态度而遭武则天流放钦州（今广西钦州），内心深处颇为感伤，其《南中别蒋五岑向青州》曰：

老亲依北海，贱子弃南荒。

有泪皆成血，无声不断肠。

此中逢故友，彼地送还乡。

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6］951

诗题中的蒋岑是诗人的友人。“老亲”指诗人年迈的父母。从首句看，张说此次被贬，应该是累及亲人了。他说让年迈的双亲跟着在北海受苦，自己这个“贱子”也被皇上抛弃在“南荒”，可见其累及亲人又被帝王抛弃后内心的悲哀。“南荒”两个字凸显了极远无人的荒僻，见其远在天涯的伤感，故而颔联接写诗人流泪成血、哭声断肠的形象，将诗人的悲哀和伤感具象化。颈联说自己客中送友，友人则比自己幸运，要走还乡之路。在与友人的对比中突出了自己远不如友的境况。尾联以“愿作枫林叶”作比，希望化身枫叶，跟随对方回归京都，可见人不如物，及对洛阳的向往。其《岭南送使》属同类作品：

秋雁逢春返，流人何日归。

将余去国泪，洒子入乡衣。

饥狖啼相聚，愁猿喘更飞。

南中不可问，书此示京畿。［6］952

此诗首联出句以秋雁在春天能返回北方的自然现象反衬人不如物的悲凉，对句以“流人何日归”的反诘写内心期盼回归与不能回归的心理落差；颔联甚至要把自己远离京都的伤心泪水洒在还乡使者的身上，让对方把自己思乡的泪水带回京都，其思乡的深情、期盼回京的热望，都令人动容。而现实却是自己生活在猿狖都吃不饱的地方，这哪里是人可以生活的地方？所以诗人要将这些写出来，让京畿的人知道自己如猿狖般的生活境况，凸显自己人生的悲凉，以博得京都中人的同情和怜悯。

无独有偶，张说长子张均也被发配到岭南。张均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做了安禄山帐下的伪中书令而被流放合浦（也在北海）：“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李岘、吕条流陷贼官，均当大辟。肃宗于说有旧恩，特免死，长流合浦郡。”［9］张均因唐肃宗与张说的交情才免死并被流放，虽然很不光彩，但其被贬的伤感也很动人，其《流合浦岭外作》曰：

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

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6］985

张均被流放，纯粹是自作自受，他自己似乎也感受到被流放并不委屈。但他深知，行至鬼门关，真的是要到人生的鬼门关走一遭了。在与“人境”的对比中，他深刻地体会到此时自己的命运已经在“有无间”，随时丧命是很难避免的。这种连自己命运都无法把握的恐怖生涯，与他在京都为官和在安禄山处任伪职时也是天壤之别。

杜甫好友贾至，在“安史之乱”时扈从唐玄宗幸蜀，被唐玄宗任命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正是他替唐玄宗撰写了传位册文。但也正是因此，他被视为玄宗旧臣、房琯一党，至德年间被贬为岳州（今岳阳）司马。他深刻理解被贬谪者的痛苦，在其《送南给事贬崖州》中表达了自己和被贬崖州的朋友远离京都的心理落差：

畴昔丹墀与凤池，即今相见两相悲。

朱崖云梦三千里，欲别俱为恸哭时。［6］3599

首句提“畴昔”，提“丹墀与凤池”，那是中原中心的代表，更是内心深处往日的荣耀，而今相见，两个俱为贬谪的人伤悲也完全相同，虽然云梦泽和崖州两地相隔遥远，但往昔荣耀辉煌和今日跌至人生谷底却完全相同，他把友人的朱崖与自己的云梦相提并论，可见自己对被贬岳州的心理感受。

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原本对唐王朝的中兴起过重要作用，其“两税法”为消除改革之前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制因“安史之乱”而造成的弊端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时被称为“贤相”，但晚年因党附元载、以私害公，加之卢杞陷害，而被贬为崖州（海南三亚）司马。杨炎被贬，心知不还，写有《流崖州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6］1213

曾经炙手可热的宰辅权臣，如今流落到边域海岛，内心深处生出无限绝望，“一去一万里”，将京都与贬所拉开了遥远的不可企及的距离，“千知千不还”，写出了内心无数次辗转反侧后的绝望。最后以问“崖州何处在”答以“生度鬼门关”，传达自己感受到人间地狱般的内心煎熬。

大历时期的诗人张籍似乎很理解去往边域的人的内心世界，其《送安西将》在言及边域种种时，字里行间是在与家乡的对比中展开的：

万里海西路，茫茫边草秋。

计程沙塞口，望伴驿峰头。

雪暗非时宿，沙深独去愁。

塞乡人易老，莫住近蕃州。［6］4319

诗歌的首联“万里”“边草”显然以家乡或京都为参照，言安西将所去，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茫茫秋草，秋风萧瑟。颔联想象写实，突出了安西将驿路行程的孤独和寂寞，尤其是旅途望伴展现的孤独无侣的形象，暗中与家乡父老和谐相处、与京都大街人头攒动的情况进行鲜明对比。颈联写安西将在大雪和深沙的艰苦环境中的踽踽独行，进一步深化了安西将内心的孤独和凄凉。尾联以否决在边州居住的口气替安西将传达了内心深处远离故乡或京都的心情——不是因为厌战，只是因为离乡或离京，无人对话的寂寞和孤独，因此还是远离蕃州为好。

被李商隐称为“万古良相”的李德裕，在唐武宗时期入朝为相，执政五年间，攘回纥、平泽潞、裁冗官、驭宦臣，堪称晚唐时期的“铁血宰相”，却因为陷入牛李党争而屡被排挤。唐宣宗继位后又忌惮其为五朝老臣，根基太深，将其连续五贬，贬为崖州司户，最后死在崖州。当李德裕到达崖州、登上崖州城时，不由得感慨万千，其《登崖州城作》抒发了远离帝乡的无限失落：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6］5398

杨炎曾经说，崖州距离京都“一去一万里”，怎么可能看得到京都呢？但李德裕心系京都，登楼而望，面向的是根本看不到的帝京。他也感慨这里的遥远，连鸟儿也得飞翔半年才可能到达的地方，人到这万里之遥的地方会经历多少苦难。而更令诗人绝望的是，这里的青山似乎不愿意让他离去，山峰连绵缠绕，让他看不到飞出去的希望。这里表面写青山，实际写自己感受到的此次被贬不可能回归的绝望。在期望和绝望的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写尽心底的无奈和悲哀。

天海相连无尽处，梦魂来往尚应难。

谁言南海无霜雪，试向愁人两鬓看。［6］5863

天海相连，无穷无尽，一片茫然，梦魂都难以来往，这足以说明他在南海的精神困扰。南海所在本是没有秋冬的地方，他却把内心的冰雪外化为两鬓的白发，抒写自己在人生发生巨变时内心的变化。

咸通年间的诗人许棠，有过边塞经历，其《陇上书事》把到达边域之人感受到的与之前想象的完全不同的生活呈现出来，以抒发内心的失落：

城叠连云壑，人家似隐居。

树飞鹦鹉众，川下鹡鸰疏。

滴梦关山雨，资餐陇水鱼。

谁知江徼客，此景倍相于。［6］6670

戍边的城池似在云端，看不到人烟，似乎那些百姓都已经隐居一般；树上鹦鹉众多，却少见鹡鸰；陪伴在梦中的是雨水连连，能够佐餐的只有陇水之鱼。生活的单调出乎想象，纵使已经有过充分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想到会不见一丝人烟。所以诗人结尾写道：“谁知江徼客，此景倍相于。”“江徼客”即江边客；“相于”，即相亲近。许棠是宣州人，来自人烟辐辏的地方，现在却只能跟这些不见人烟的景物相亲相近，其心理上的落差可以想见——孤独、寂寞，渴望有那么一两个人成为可以闲谈的对象，可一切都没有。这就是独行边域驿路的寂寞。

唐人到边域的这种心理落差，对游边和贬谪诗人尤为明显。入幕到边塞，从军为报国者多有报效国家的理想，为功名富贵的热望，虽然他们也有从中心到遥边的心理落差，但身心都有参与守边卫国事业的依托，人生期待并不是极度绝望。但游边和贬谪士人走向边域，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与曾经的和所期望的，天壤之别，就会有很多失落和绝望。这种生活剧变使得很多人难以接受，难以平复，尤其是贬谪士人，对突如其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而唐朝的士人们还不具备宋朝文人那样的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的人文品格，还做不到像苏东坡那样把贬谪海南视为“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浪漫和洒脱，往往不愿意接受现实，情绪低沉，心情抑郁，因而会给诗歌带来哀婉和伤感。

结 语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中华文化其实是多元文明交融互动的结果，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原文化渐渐占据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到秦汉大一统时期，才真正形成以洛阳、长安、咸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中心。但这一文化中心一经形成，就拥有了中华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的话语权，政治、思想、礼制，都以这一文化中心为衡量标准。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有文化学者称其为“月明星稀”现象，即当中原文化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其他文化就星光黯淡了。

从三晋大地崛起的唐王朝统治者，其基因里流淌着少数民族的血液，也持有开放的民族政策，但主流社会仍秉持着中原文化中心的观念，践行着礼仪之邦的核心价值，认为中原是最好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京都是权力的顶级，是富贵繁华的象征，是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家乡则是我自何来和血脉亲情的所在，是永远不能忘却和想尽一切办法都要回归的根。这种观念就像烙印一样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充溢在各种文化书写中。唐朝文人的边域书写也是深深扎根于这样的文化观念里。

唐代诗人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深受京都观念和家乡观念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边域书写呈现出独特的风格。

首先，他们描写异域特有的环境，透过环境的差异反映与中心世界的疏离之感。对唐代诗人而言，边域环境是新奇的、陌生的，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与中原有很大的差别，这是唐诗之前所不曾书写过的崭新世界，于是出现了很多以前诗歌里不曾见过的景象，“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触影含沙怒，逢人女草摇”“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等奇情异景，纷至沓来。此时的边域书写已不像先唐时期对四夷的描写，只有概念性词汇。由于驿路的发达，唐代诗人走过、见过边域的精彩世界，因而能够给唐诗书写带来奇异的陌生美。

其次，诗作呈现出狞厉之美。原本就疏离了中心，远离了熟悉的人际圈，再走向遥远的边域，使他们心理上痛苦不堪，再加上飞沙走石、砚凝旗冻的北方或怪蛇横生、毒瘴弥漫的南方，完全不是惯常的生活环境，人生之路似乎走到绝境。在与中原中心的对比中，孤独带来的诸多不适化成了对外在环境的怨怼，于是给驿路唐诗带来了狞厉之美，“炎蒸连晓夕，瘴疠满冬秋”“身经大火热，颜入瘴江消”“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溪荒毒鸟随船啅，洞黑冤蛇出树飞”，似乎边域世界就是吞噬人生的所在。

最后，远走边域、远离京都和家乡，内心的失落与思念使诗作带有浓郁的伤感之美。即使有“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的潇洒之人，也难免有“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伤感，更何况自视为如屈原与贾谊一样的谪臣。于是，强烈的京都情结和对故乡的思念，便化成了“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思君无限泪，堪作日南泉”“客泪数行先自落，鹧鸪休傍耳边啼”之类的语言，从而给诗歌带来浓郁的伤感情绪。

总而言之，由于中原中心的因素，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环境的对比凸显了走向边域的士人疏离中心的情绪，人际关系的变化让他们倍感孤独，而心理落差则让他们体味了人生的失意，从而使唐诗边域书写的审美基调与高华爽朗的唐诗主基调有所偏离，其陌生之美、狞厉之美、感伤之美，对丰富唐诗的风格颇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