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萨克斯写的蓝色情歌

◎王莫之

Y没念过大学，但我们都认为他是文化人。他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写过一百多首流行歌曲，全都录成了唱片（那种七十八转的粗纹黑胶，又重又脆易损坏，单面只有一首歌），演唱者多为旧社会的巨星，如周璇、姚莉、白光等等。

我们平时聚会，很喜欢向Y讨教一些涉及他父亲的老黄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我也不晓得。”

他是真不晓得。他在当父亲之前都不晓得自己的父亲以前是炮制流行歌曲的圣手，不得不说，这与他的年纪有一定的关系。Y是Y父最小的孩子，出生于一九六三年，当时Y父五十四岁，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外公了。那两个小把戏每次来铜仁路看望外公，见到Y还得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小娘舅，见到Y母不叫外婆，而是淡淡地喊一声阿婆，然后像哥哥姐姐那样领着Y到弄堂里玩。出了家门，打弹珠，拍香烟牌，彼此直呼姓名。

小时候的事情Y不愿意多讲，有啥好讲的，讲出来无非是大同小异。他就记得三岁时有一天家里突然闯进来一群陌生人，他被丢在父母睡的那张床上，像个废弃的布娃娃。我们问他当时是何反应，他说：“没啥反应，就是干巴巴地看着他们。”

两年后，Y父从静安区军管组收到了一纸判决书。在Y的童年回忆里，父亲经常埋首案头，用笔尖蛮粗的钢笔，蘸蓝墨水，愁眉苦脸地写着汇报材料，一写就是很厚一沓，写完交到居委会。汇报材料好像永远都写不完，就像为弄堂义务打扫卫生每周都要去，Y父对着案头坐久了，有时笔头与思绪打架，他点一支勇士牌的香烟闷几口，对着窗外发呆。有一次，他见Y回来了，把窗户开得更大一些，好让烟气尽快散去。

“爸爸，你又在画图啊？”Y抬头问道。

“乖囡，爸爸帮你画个小白兔好吗？”

Y点点头。Y父把他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握着他的小手，还有一支笔头更粗的美工笔，蘸红墨水，在纸上寥寥几笔，画出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白兔。多年以后，这只小白兔成了Y父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九年，Y中学毕业，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进了高中，他没考好，只能去读技校。他为此冲着父亲，发了点小脾气：“你为啥没从小培养我？”

“啥？”

“你是画家呀，你如果从小就教我画图，我以后也应该是画家。”

“画图还要教啊？自己看呀，自己学呀，自己练呀。”

Y不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社、杂志社、报社陆续恢复了与Y父的合作，各地的编辑写信或者打电话来约他的插画；好些故友也恢复了走动，重新踏进铜仁路的弄堂，拎着东西，把木头楼梯踩得嘎吱嘎吱响，上二楼，敲Y家的门。这些人，Y基本上毫无印象，反倒是会被他们调侃几句：“你不记得啦，你小的时候，我抱过你的。”然后他就得往自己的嘴唇上抹一层蜜，管那些爷爷辈的叫阿叔、伯伯。这些白发苍苍的长辈以美术界人士为主，也有一些是文学圈的，搞音乐的比较少。讲句心里话，Y还是挺乐意见到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出现总是跟下午茶这件事情前脚碰后脚。有时客人有备而来，有时Y母非常自觉地出门去买；无非是一些海派西点，比如白脱蛋糕、哈斗、牛利等等。Y跟着沾光，从那时起也认同喝咖啡是一种身体需要。Y父喝咖啡很少配西点，顶多吃一个哈斗；比起哈斗，老先生对烟斗更来劲。Y第一次见父亲抽烟斗的时候，还傻兮兮地问呢：“爸，你买了一只烟斗啊？”

“没，买了几十年了。”

Y父不仅烟瘾大，还喜欢给朋友发香烟。他邀请朋友一道吞云吐雾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戗儿子几句：“拿两块到隔壁去吃，我们要吃香烟了，你跑开点。”

Y不响，继续吃点心，喝咖啡，当“钉子户”。他很愿意钉在客厅的某个角落，默默地听长辈们追忆逝水年华，虽然完全不晓得他们在说些什么，感慨些什么，但是那种偷听的感觉特别美好。他非常清楚，赖在这间屋子里，就能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跟看译制片的感受是相似的，他只当自己是漆黑影院里的一位观众，用沉默的视听去感受父子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交流。大约要到一九八一年，他才忍不住插了一句：“郎静山我晓得的，他是大摄影家。”

Y父转头问他：“你晓得郎静山？”

“我在杂志上看到的，”Y说，“《摄影世界》《中国摄影》都介绍过他。”Y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迷上了摄影，那时候照相机是奢侈品，上海滩能买到的地方极有限，况且，他也买不起，而是问同学借了玩过几次，有一回，还煞有介事地在父亲面前比画起来，说要给老爷子拍人物肖像，被他老子一口骂退。

“小鬼头蛮用功的。”Y父这句话是对着朋友讲的。讲完就把话题切掉了，Y能觉察出来，父亲在刻意回避。

Y当天没再插嘴，而是等客人离开之后，趁着收拾杯子的时候故作镇定地问了一句：“爸，你跟郎静山认识啊？”

“谈不上认识。”

“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Y父思忖片刻，答道：“郎静山的大女儿叫郎毓英，嫁给了国民党的军官张海容。夫妻俩当年在大华饭店办的婚宴，现场还请了鹦鹉乐社去演出。这个鹦鹉乐社相当厉害，是顶顶早的华人爵士乐队，当年在上海滩名气也是蛮响的。”

“啥？爵士乐队！”

“对啊，爵士乐队。”

“这啥时候的事情？”

“让我想想看……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就有爵士乐队啦？”

“鹦鹉乐社是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些外国人办的爵士乐队。跟你讲这些做啥？讲了你也搞不清楚。”

“就因为搞不清楚，你要帮我多讲讲呀。”

“自己研究。”

一年后，Y的人生迎来了重大转折，对于“自己研究”的父训，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从学校顺利毕业，分配进了某大型国企，搞化工检测，与钢铁中的有害元素打交道；同时期，他开始抽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FUJICA STX-1，五百元，他当时的月工资是三十六元）、属于自己的房间（十平方米出头的亭子间）。那间屋子原本住着他的三个姐姐（年纪最小的比他大七岁），随着她们陆续出嫁，房子现在腾空了，他顺理成章地搬了进去。说是搬家，其实就是一条弄堂的距离；说是隔开了一条弄堂，其实仍旧活在他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这两套房子窗对窗，不拉窗帘的话，Y父朝窗外望去，就能看穿儿子的底细，因为那条弄堂的宽度不超过四米。

有一次，Y青天白日给窗户挂上一整块的黑布。他在屋内紧张兮兮地忙活着，第一次操作，手有点抖，随后就听到“笃笃笃”的敲击声，“笃笃笃”，又闷又急。别人找他都是敲门、打电话、写信，唯有他老子敲窗，他还不能不放下手头的事情及时回应。他走到窗户口，探出半个脑袋，他父亲此时手握一根三米多长、晾衣服专用的竹竿。

“你在做啥？”那根竹竿问道。

“我在冲照片。”

“啥？”

“我搭了暗房，在冲照片。”

“本事大的嘛，翅膀硬了。”

“不是你讲的嘛，自己研究。”

那根竹竿不响，随后叮嘱道：“冲照片的时候香烟别吃，一些药剂当心点，别把房子烧了。”

“爸，你开啥玩笑。”

那根竹竿不响，重新停在窗外的晾衣架上。

Y在家里冲洗照片，当时的条件仅限于黑白胶卷。Y是学化工的，配药水他熟门熟路；显影用的托盘，社会上不难买到，价格也便宜；暗房专用的照明灯有点贵，改用普通电灯泡，在灯泡上面涂满红漆；放大机无可替代，暂时买不起，是问朋友借的。

显影，停影，随着一张张黑白照片浮出液面，有那么一组问题也慢慢地呈现在Y的脑海里。有一次，他向父亲展示自己的新作品，随口问道：“爸，我从来就没看到过你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些照片是不是被你藏起来了？”

“要藏也不是我藏的，是别人藏的。”

“啥？”

“你忘记啦，你小的时候。”

Y不响，为父亲整理相册，把自己新拍的几张插进去，小心翼翼，像集邮的人在安置新收藏的外国邮票。相册里，主要是Y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拍的黑白照片，彩照极少。有一张彩照，多年以后，Y向我们展示的时候自嘲道：“这是我摄影生涯的开山之作。”严格来说，那是儿子对老子的一次偷拍，Y趁父亲点烟斗的时候，偷偷摁下了快门。冲照片之际，他叫苦连连，知道这一记快门摁下去是什么代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能冲彩色胶卷的地方很少，撇开跨区的路费不谈，冲印一张彩照要八九毛钱，换言之，哪怕他上班了，一卷彩色胶片冲下去，他整个月的工资就得泡汤。

偏偏Y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大玩家。除了摄影，他同时期对于听音乐这件事情也蛮上心，也是先借后买，入手了一台三洋牌的饭盒录音机，那种小型设备从体格来讲酷似上海人出门带饭用的铝制饭盒。有了“饭盒子”，得配磁带，当年都属于大宗消费，所以他在一九八四年之前，主要是玩黑白摄影。

一九八四年对于Y父来说是值得庆贺的。市文史馆给他发了正式的聘书，聘请他担任馆员；荣誉是巨大的隐形财富，实实在在的好处是，家里每个月多进了一笔收入。那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如果把那个数字换算成一只大闸蟹，那么从今往后的每个月，会有几个蟹脚，甚至加上蟹盖，用于支持Y的摄影爱好。

Y记得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某个周日的上午，吃了早饭，父亲对他说：“下半日你陪我出去一趟，去望一个老朋友。”这事情还挺新鲜的，因为往常Y父是不怎么出门的，朋友交际，通常他是被访的那位。讲起来，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先生了，出门习惯撑一根手杖——Y父口中的斯蒂克。“这袋东西你来拎。”Y父吩咐儿子。后者接过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里面是瓶装的醉蟹、蟹糊、黄泥螺。

Y父要去拜访的那位旧友家住愚园路、常德路口，那一片的弄堂后来全部拆除，现在是晶品购物中心。作为领路人，Y父只带儿子去过一次，后来都是Y自己操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五年，Y几乎每个月都会重走这段路，去愚园路找方家伯伯，有时去拿冲好的照片，有时带了要冲的几卷彩色胶卷。那些胶卷最终会装入牛皮信封，用挂号信寄给方家的香港亲戚。用这个办法，平摊各种成本，Y当时冲洗一张彩色照片只要五毛钱。回顾那段时光，Y觉得最大的收获不是省钱，而是与方家伯伯成了忘年交，从他那里听到了别开生面的父亲。

Y第一次去送胶卷的时候，方家伯伯摆摆手说：“不麻烦，不麻烦，你太客气了。”还叫保姆给小伙子倒正广和的橘子水。方家伯伯是孤老，子女都不在内地，退休以前是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跟Y父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

方家伯伯吃口咖啡，说：“上趟你爸来看我，还带了东西，还记得我欢喜吃邵万生的黄泥螺，真正难得。”

Y不响。

“你爸对你真好。”

“啊？”

“他这人，骨头太硬，从来不肯求人。”

Y吃橘子水，不响。

“我记得一九三三年天热的时候，玫瑰社解散，团员各奔东西，大家都在托人托关系寻后路，当时我们劝他，快想想办法呀，托托看，他不肯。那么就失业呀。他就靠帮杂志画插图混口饭吃，后来翻《申报》看到有人要去香港办报纸，招美术编辑。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租界，上海人不大情愿去香港，不像后来，后来大家不愿意当汉奸，有蛮多人跑去香港的。你爸去香港属于去得早的。”

Y不理解方家伯伯到底在讲什么，尤其是那个玫瑰社。

“玫瑰社是旧上海的歌舞团，你法国的康康舞晓得吗？”

“不晓得。”

“那么大腿舞呢？就是女的穿了花裙子，一边跳舞一边高抬腿。”Y不响。方家伯伯说：“你爸以前是玫瑰社的乐师，吹萨克斯的。”

“啥，他会吹萨克斯？”

方家伯伯不响。

那天，Y回家以后借了抽烟的工夫，向父亲询问萨克斯的事情。Y父吃一口烟斗，冷冷地说：“怎么想起问这个？”

“方家伯伯讲你是全中国最早吹萨克斯的人。”

“这是他帮我戴高帽子了。他讲我最早，他有啥证据？”

Y不响。

“应该这样讲，我呢，吹萨克斯只是吹得比较早，因为我一九二八年跟了歌舞团去南洋演出，路过菲律宾的时候，菲律宾你晓得的呀，受美国影响比较大，爵士音乐在当地相当流行，我就对萨克斯蛮感兴趣的，我跟我们团长讲，要不买一把，我来学，他讲好的呀。就这样，我们在南洋演了一年多，等到回上海的时候，我已经改吹萨克斯了。”

“没啦？”

“没了。”

“怎么同样讲这些事情，我听方家伯伯讲，讲得五颜六色的，像在冲彩色照片，怎么被你一讲，就变黑白照片了。”

“旧社会呀，旧社会当然都是黑白照片。”

Y不响。差不多一个月后，他接到方家伯伯的电话，约了时间过去取照片。这次，他是有备而去，随身带着相机。进了方家，Y主动要求为老先生拍几张照片。方家伯伯哈哈笑道：“好的好的，帮我拍两张。”老先生脸上的笑容一直持续到Y将前情补上。Y明显察觉到，屋内的气氛开始凝结，变得非常严肃。后来方家伯伯对Y说：“你爸既然不肯讲嘛，终归有他的道理，我们应该尊重他，你讲呢？”Y不响。好在老先生的口风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紧。他似乎挺喜欢Y这个小友。Y来拜访，一般选在周日下午，两点钟敲过，那时方家伯伯已经睡过午觉了。他这一来，算是给老先生的下午茶增添了许多欢乐。老先生很愿意跟Y聊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说着说着，他们就在往事的海洋里迷失了，随后，导航的指针便会对准Y父。

有一次，方家伯伯突然问Y，家里谁开火仓。Y说都是母亲在烧。方家伯伯感叹道：“真可惜。你爸烧菜的水平不亚于他吹萨克斯的水平。”Y不响。方家伯伯说：“以前在玫瑰社，社员困宿舍，吃住在一道，我们经常吃他烧的菜。最欢喜他的焗蛤蜊。怎么烧呢？蛤蜊的肉挖出来，随后跟鱼肉，一般是青鱼，或者胖头鱼，两种肉混在一道，捣捣碎，再摆进蛤蜊壳里，下油锅焗，这味道，赞！”

说来也巧，Y当日回家，进弄堂没多久便闻到一股奇香，也许是黄鱼或者带鱼红烧，也许是煎什么贝壳类的海鲜。他闻香寻味，最后走进了自家的灶间；更诡异的是，竟然是他父亲在掌勺，套着围兜，眉头紧皱，锅子里，油噼里啪啦到处乱溅。

“爸，你在烧啥？”

“焗蛤蜊。”

“啥？”

“快点上去，当心油爆着。”

如此反常的一天，Y父在饭后郑重宣布：“我封笔了。”Y说：“啥？”Y父说：“从今以后，不画了，封笔了。”Y不理解。Y父说：“十几年没画了，笔再拾起来，手都生了，质量明显下降，但是我硬生生在坚持，为啥，还不是为了你。再画下去，就是坏自己的牌子，有啥意思？”Y不响。Y父说：“你现在出道了，当个普通工人蛮好。我们对你没啥要求，你太太平平过日子，我们心满意足。”Y不响。此时Y母接着说道：“黎家姆妈帮我讲，前日在静安公园附近，看见你跟一个小姑娘荡马路，啥情况？”Y“啊”的一声，目光转向父亲，原以为他会和母亲一样发起猛烈的攻势，结果倒是老爷子帮忙灭火，只给了他一句建议：“记牢我的话，跟女朋友出去荡马路，要走在她的外侧。”

谈恋爱的事情见了光，Y的女友，后来的毛脚儿媳第一次上门，Y父再度下厨。除了焗蛤蜊，这回还做了一道冬瓜盅，瓜身上有Y父刻的字，一面刻着“国泰民安”，另一面刻的是“丰衣足食”。不过这些都是一九八七年秋天的事情。

说回一九八六年，Y印象最深的除了父亲封笔，还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那部电视剧Y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片头是黄浦江上的一叶小舟，船夫使劲摇橹，镜头一切，只见一个姑娘纵身投江；那姑娘在混浊的江水里潜游，字幕随之上移，一分多钟后，字幕走完，姑娘还在水底下挣扎，看得观众都快窒息了。这还不够。正片的第一个镜头是坠楼戏，一个仰拍的长镜头，从电视屏幕的右上角，十几层高的阳台上掉下来一个人，伴着女子撕心裂肺地惨叫。就这种电视剧，或许是因为拍了旧上海的阶级矛盾，Y父每集必看。家里就一台电视机，Y被迫看了几集。剧中的大反派是两个资本家，为了营造某种腐朽的生活方式，每当资本家聚会之时，一些旧上海的流行歌曲就会躲在浓重话剧腔的对白背后悄悄亮相。有那么一首歌，Y其实根本没有留意，是Y父听见之后，冷不丁地指着电视机说：“这首歌是我写的。”Y自然是非常惊讶，一下子无法接受。主要是Y父在陈述的时候采用了一种过于冷酷的语调，仿佛是指着一具尸体说：“那只猫是我养的。”而且他拒绝为他刚才说的话做出任何解释。在电视剧中，这种解释更是付之阙如。

Y后来为此向方家伯伯求证，后者听了哈哈大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讲了，而且还是他主动讲的。”说完笑得愈加厉害。Y不响。方家伯伯左手捂着肚子，吃一口咖啡说：“我讲我也写过歌，你相信吗？”Y说：“半信半疑。”方家伯伯说：“我讲我帮你爸写的歌填过歌词，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家讲这是黄色歌曲。你相信吗？”Y不响。

“写歌事件”打了水漂。面对Y，方家伯伯始终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你回去问你爸呀。”而Y父的态度则是：“过去的事情，有啥讲头。”可是事情毕竟发生了，不可能不留下一些痕迹。Y后来听磁带，尤其是遇到那些所谓的老上海歌曲，他都会翻一翻内页，看看有没有印词曲署名，有些内页似乎是故意跟他作对，隐去作者的名字，或者干脆印个“佚名”。佚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想，也许就连音像公司都不知道这些歌的作者是谁。又或者，佚名也是笔名的一种，就像他在《摄影报》上面卖摄影器材，用的也是笔名。

一九八七年，《摄影报》在国内创刊，当时有一个栏目可以免费帮读者刊登二手摄影器材的交易信息。Y有意升级设备，就在报上挂售了一个长焦镜头，很快就被江苏的某位读者买走了。交易完成之后，两人仍有书信往来，切磋摄影技艺。某日，Y跟父亲说起此事：“爸，你晓得吗，长焦镜头在外地不好随随便便买的，要专门登记的。”Y父听儿子把情况讲清楚，脸色大变，响了喉咙说：“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再做。”

“啥？”

“我讲啥你听不明白？”

Y不响。

“不要骨头轻，到时候懊悔都来不及。”

Y那时与女朋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于父亲的教诲自然是全盘接受。隔年一开春，经常被Y父用晾衣竿捅的那扇窗户贴上了两个喜字，里面的窗帘变得更厚了。Y结这个婚，在住房上做了一定的牺牲。与妻子解释，Y说父母岁数大了，住在一起，方便照顾。当然，从事后来看，他们才是被照顾的那一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上海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Y在父亲的接济之下，为妻子买了松下的彩色电视机，为自己买了一套爱华的组合音响。那套音响花了三千八百元，两个大喇叭可以拆卸，机体是黑胶唱机与双卡卡座的豪华组合。Y听音乐有个习惯，觉得音量开得不大就不能称之为聆听，所谓Hi-Fi音响，就是Y在家里听唱片，方圆十米以内的邻居都跟着他一起欣赏。有一次，Y顾及邻居，把门窗关拢，把窗帘拉上，把自己闷在暗房里，仿佛回到了过去。他听的是新近从延安路中图公司买的一张密纹唱片，那张唱片里有一段小号的即兴独奏，音调吹得很高，像飞机直冲云霄。爵士音乐经常这样，一首曲子能吹很久，很久。然后Y就听到门外“砰砰砰”的响声。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对能把他吓出毛病来，但在此时，他只不过是调低音量，把门打开。原来是他父亲。“你买的啥唱片？”Y父迎面问道。Y说：“这张是美国的，埃灵顿公爵大乐队。”Y父说：“唱片封套有吗？”老爷子后来接过封套，坐在沙发上，对着上面印的英文说：“这个人的水平相当厉害，小号居然吹得那么高，不得了。”于是，唱针啪嗒一下，非常识相地回到了唱片的最外缘，从头唱起；父子俩背靠沙发，点香烟，吃烟斗，再泡杯咖啡。

多年以后，听音乐这件事情已经迈入了数码时代，黑胶和磁带无可避免地惨遭淘汰。但是Y一直收藏着模拟时代的记忆：那些模拟时代的录音制品，那套爱华的组合音响，那上面想必还印着Y父的指纹。

回忆父亲的晚年，Y觉得父子相处得最为融洽的时光，绝大多数是同那套组合音响一起度过的。音响在屋子里唱得迷醉，父子之间保持着某种沉默。这种缺乏对话的交流还延伸到了唱片的选购。Y父年纪大了，不方便去音像店，但是他从来不会关照儿子，帮他买点什么，仿佛儿子已经吃透了他的口味。

在那间屋子里（一九九二年毁于商业动迁），父子俩一起听过邓丽君、费玉清（主要是通过民间的盗版“拷带”），听过许多美国的爵士乐（在延安路的中图公司买的正版唱片）。听完以后会聊几句，譬如邓丽君的歌为什么上海男人无法拒绝，这种嗲妹妹对着哥哥娓娓唱来的酥软感觉，杀伤力太强。据说邓丽君唱过一些旧上海的老歌，但是Y没能从父亲口中再听到“这首歌是我写的”之类的话。一直到一九九〇年的夏秋之际，家里来了几位香港人，彻底改变了父子之间维持多年的沉默。

香港人最初来访时Y恰巧在上班，家里发生了什么他主要是从妻子那里听来的。大概就是某日下午，Y父听到窗外有人用电喇叭喊他的名字，通知他去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接电话。那通电话是方家伯伯打来的，告知Y父，等一下会有香港唱片公司的人来拜访，要跟他谈歌曲授权的事情。具体怎么谈的，Y不清楚，反正他当日下班，回到家里只见到老婆孩子。他问老婆，父母哪儿去了。老婆说，到锦江饭店去了，香港人请吃饭。父母回来的时候已是深夜，看得出，老爷子心情很好，但是他并不打算分享原因，他说：“不是专门请我吃饭，好几户人家都去了。”然后说自己要睡觉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讲。

隔天吃早饭，Y父在饭桌上透露了一些情况。原来是香港的唱片公司预备再版一批旧上海的流行歌曲，这次北上是来打招呼的。昨晚，领头的赵女士把住在上海、还在世的词曲作者以及家属请到锦江饭店，说是聚一聚。那是非常纯粹的聚会，因为整个出版计划尚未启动。赵女士说，明年她会再来上海，到时候跟大家签授权合同。她的普通话讲得很累，大多数情况下，要靠随行的朋友将粤语翻译成沪语。那位朋友看着五十多岁，据说是音乐学院的教员，跟赵女士那几位香港来的坐在席上，怎么看都是年轻人；此外，列席的皆为垂暮老者，年纪最小的也上了七十八岁，赵女士尊称他们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元老。说起这些元老，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是平常极少碰头，有几位相互询问上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对于他们而言，这次的饭局是时隔多年的重聚，是对往昔岁月的一次探寻，也是个人层面的告别。譬如方家伯伯，他吃了这顿饭，半年之后就过世了，没能等来香港的合同，更无缘见到他参与创作的歌曲借由一张张的激光唱片、一盘盘的卡式磁带焕发青春。

在方家伯伯的追悼会上，Y第一次见到了方家的子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号啕痛哭。某种程度上，方家伯伯的离去在Y家留下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印迹：Y后来每次冲洗彩色胶卷，总会有一张张慈祥的笑脸在他面前闪回；Y父的情况则是，他对于某些事情的信心在削弱。香港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传来。有那么一段时间，Y父变得相当敏感，每当出现传呼电话的叫喊声、邮递员送件的声音、房门上的叩击声，都会使他的情绪产生一定的波动。

有一天，Y父要儿子陪他去一趟天平路，他要去见一位姓李的故友。见面的原因不难猜，Y完整地与闻了父亲与李家伯伯的交谈，一个多小时，香港那边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将两个老头吸到一起。Y听他们谈事情，视线却一直在分析李家的经济情况——木头地板都不敢用力踩，好几处都破了；大阴天，照明那么差，连电灯都不舍得开；家里来了客人，倒两杯白开水，居然是温的。

李家伯伯比Y父大两岁，早一年去世。比起他们的同行，这两位老先生无疑是幸运儿，他们在一九九一年的九月中旬等来了香港方面的歌曲授权合同。合同来的时候把Y给吓坏了，因为那不是一份合同，而是五十多份合同。香港方面选用一首歌，就会与词曲作者签订一份专属的授权合同，歌曲受欢迎的程度不同，身价也不同。对应的版税情况，Y父并不怎么关心，他更在意这套唱片什么时候能够问世。

“快了快了，估计明年就能上市。”赵女士说。

Y父“哦”了一声，对着胖摄影师的镜头露出一点微笑。那个下午，香港来的摄影师为Y父拍掉了一盒胶卷。他为了老先生能在专辑的内页里拥有一个美好的形象流了好多汗；在他的身后，老先生的儿子也举着相机，为这次拜访留下了许多花絮。

香港团队在那年的九月，遍访上海还在世的流行音乐元老，签合同之余，还采访他们，录了一组口述史。他们在上海忙活了将近一个礼拜，离沪前请元老们吃了一顿饭，这次是去希尔顿酒店，Y父携Y母出席。席间因为有摄影师，半个月后，Y家收到了一封挂号的航空信，香港寄来的，拆开是一沓彩色照片——老人们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坐在餐厅的包房里，正襟危坐，留下了最后的一组全家福。在随后的几年里，那些照片上的老人陆续离世。先是严家伯伯，一九九二年一月去世。几个月后，Y父收到了香港寄来的CD样片，再版系列的第一辑，打头阵的是周璇的五张精选专辑。翻开CD附带的歌本，Y在最后那页见到了父亲的黑白照片，豆腐干大小，旁边是父亲的本名，下面配了一段文字：“中国早期知名作曲家、词作者。现赋闲上海。”文中还罗列了Y父的七个笔名。

那套样片，Y父捧在手心，来回欣赏，可惜只能干饱眼福。CD唱机在当时的上海无疑是奢侈品，Y虽然有一套进口的组合音响，但那套设备只能放黑胶和磁带。“CD唱机要多少钞票？”Y父问儿子。Y说：“两三千元总归要的。”Y父不响。那时候家里正面临动迁的压力，缺钱，因为动迁组给的条件是分房子，而老人家觉得搬去郊区住实在不方便，他的想法是在铜仁路附近买一套二手房。

如何能让老爷子听到那些原版原唱的老歌，Y后来使了点巧劲。Y认识一个“拷带黄牛”，对方有一台CD唱机，Y请“黄牛”帮忙，把CD样片上的歌曲拷到空白磁带上面。Y记得那些“拷带”拿回家之后，家里就像过年一样，一家人坐在音响的周围，七嘴八舌，如同大年夜围着电视机观看春晚。

久违了周璇的金嗓子，她在音响里才唱了几句，而且那首歌还不是Y父写的，Y父就匆忙下了结论：“比老早好。”Y不懂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到底是说音质更好，还是别的什么意思。Y父不响。Y也懒得追问，随着阅历的增加，他的好奇心已经老了。

那年的夏天，Y最关心的还是动迁。动迁会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对于他的父母来说，一个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地方即将消失，一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四十多年前，他们经历过类似的大洗礼，当时他们还有适应的本钱，可是现在呢？Y不敢多想。就这样又拖了几个月，Y父决定，搬家，搬进愚园路的一处新式里弄。

在搬家前的一个礼拜，Y父在旧居里接待了两位外国歌迷，分别是马来西亚的柯先生、新加坡的陈先生。他们不知道怎么搞到了Y家的地址，最初是写信，后来这两位老歌发烧友居然组队自费来了一趟上海。他们搭上了末班车，踏进Y家所在的弄堂时，有些住户已经搬走了，房门贴了封条，墙上到处可见“拆”字。进屋后，他们从背包里翻出好多Y从未见过的宝贝，有民国的音乐杂志、黑胶唱片，还有一些是新、马地区的华语报纸，有一期的副刊上还专门为Y父做了一个整版。当时是深秋季节，Y父身穿藏蓝色的老棉袄，戴一顶黑色的瓜皮帽，这是他流传到国外的最后形象。他给外国歌迷签名的时候手不住地颤抖；与对方合影，面无表情，神色枯槁；回答他们的提问，瓮声瓮气，还经常答非所问。

临别之际，两位老外主动要求与Y父拥抱，他们是抹着眼泪离开的。Y送他们下楼，一直送到弄堂口。双方约定了，常联系，有什么资料相互分享。这两位老外没有食言，Y父去世以后，他们与Y保持着书信的友谊，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与Y无偿共享。老照片也好，旧采访也好，歌谱也好，任何关于Y父的文献资料都是这样日积月累的，前后花的时间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Y现在收藏了其父参与创作的老歌共计一百六十五首，绝大多数都是简谱。

“等明年，”有一次，Y在饭局上对我们宣布，“明年我就退休了，到时候争取一下。”他在展望为父亲出歌集的计划时，手握一只相当别致的烟斗。那烟斗像极了一把迷你的萨克斯，斗钵壁是铜制的，周身布满了一圈一圈耐人寻味的螺纹。“这个啊？”Y对我们说，“这我倒是晓得的。老头子当年讲过的，接触的面积越多，手摸上去越烫，所以呢，还是少接触为好。”